日本“艺术项目”：再思艺术所为何事！
文：杨 天帅 来源：Hi艺术
往届越后妻有艺术祭上Oscar Oiwa的作品《Scarecrow Project》 Photographed by ANZAЇ
法文有一个词语名为 Faux Amis 。Faux 是错、Amis是朋友，按字面解这就类似于误交损友的意思。只是这一对“朋友”不是人，而是文字。Faux Amis，说的是在两种语言中，同一个字却有不同含义。
日本的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就是一例。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即 Art Project ，“艺术项目”的意思。按理，“艺术项目”就是艺术的项目，它可以是一个展览、一场表演，甚至只是一件作品。然而在日本，上述却都与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无关。
日本的“艺术项目”专指一类派生自东瀛的艺术活动类型。这种活动特征如下：
（一） 重视并积极展示作品制作过程；
（二） 强调作品与展览场所的社会状况紧扣；
（三） 期望透过展览取得各种各样的延续效果；
（四） 主张关心艺术以外的社会元素。
走笔之时，正在日本举行的市原艺术祭 (Ichihara ART X MIX) 便是其中一例。艺术对市原艺术祭而言是一种手段。透过在人口凋零老化的市原市南部展示场域特定 (site-specific) 作品，策展人希望达到的目的不在艺术本身，而在借助艺术的力量，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重构社区关系，进而达到地区活化之目的。
“艺术项目”最早可追溯至五十年代。当时日本具体美术协会 (Gutai) 开始挑战白匣子 (White Cube) 的固有展示模式，尝试制作户外展览活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重视场域特定元素的作品开始变得普遍，其中1977年起每十年一度的德国 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 （明斯特雕刻计划），把雕塑作品放置全市不同地方展示，成为日本艺术发展出其独特“艺术项目”的重要参考对象。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令日本企业坐拥巨额资金，鼓励商人出资推行文化艺术计划。加上日本政府、地方机构对文化的重视与实践，为“艺术项目”壮健生长埋下了肥沃的土壤。
首个比较接近现代“艺术项目”的活动，应是在1988年至1999间每年八月举办的“アートキャンプ白州”（白州艺术营）。这个由田中泯与木幡和枝合办的项目，以舞踏表演为中心，涉及艺术、剧场、音乐、录像等多种形式，并一改过往由艺术品出发的展示模式，首度以“生活”为活动核心理念。其后1993年的冈山“自由工场”艺术计划提出以“艺术项目”建立关系网络的理念；1994年神户“C.A.P. 芸术と计画会议”（艺术与计划会议）则主张与地区政府合作举行多个艺术活动，现代“艺术项目”渐见雏型。
往届越后妻有艺术祭上俄罗斯艺术家Ilya&Emilia Kabakov的作品《The Rice Field》Photographed by ANZAЇ
2000年，策展人北川 FRAM 推出“越后妻有アートトリエンナーレ”（越后妻有艺术三年祭），不仅首次提倡与地方组织合作，更积极考虑“艺术项目”可能为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活动的空前成功，让北川 FRAM 得到现代“艺术项目”旗手的称誉。其后沿用类似于越后妻有艺术三年祭的模式，北川又先后开创了“濑户内国际艺术三展祭”及“市原艺术祭 ART X MIX”。至此日本“艺术项目”的概念与结构已大致成熟，类似活动如雨后春笋涌现，成为日本艺术的一道独特风景。
近年，一些西方学者正把目光投放进这些日本原生的“艺术企划”上。美国艺术家Suzanne Lacy 便按西方艺术史的视角，把这种艺术新模式定义为“新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 。而在日本，相关学术讨论已进行了一段时日，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则始于2010年。这一年，日本“艺术企划研究会”（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研究会）成立，由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音乐环境创造科的熊仓纯子教授领头，展开一连串关于“艺术企划”的学术探索。部份成果经整理后于今年一月十八日出版的≪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芸术と共创する社会≫（艺术企划：艺术与共创社会）发表。全书共分十章，从大学、美术馆、市街创造、职员、另类展览空间、社会、企业与艺术家共八个角度，切入“艺术企划”的学术探索。此外，著作也谈及了“艺术企划”的历史，以及三一一震灾后“艺术企划”的作用与转化。
一个月前在风和日丽的市原，我在湖畔美术馆与北京艺术家林天苗聊天。依然记得她说的那句话：“中国真该向日本学习。”她指的是学习日本行事的精细与周密。那时候林天苗正为她在市原艺术祭展出的作品彼？彼女？またはそれ（他？她？还是其他？）做准备。这作品用上许多民间工具为素材。“论工具，日本的就是与中国不一样。”她如此感叹。
她的话是我一直所深思的。或许该这样说：对我而言这与其说是学习，莫如说是 lost and found（失物认领）。许多年前，日本曾向中国取经，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东瀛去。后来中国历经种种天灾人祸，竟不慎把自己的传统精神丢失了。偏偏日本人在文化保育方面却非常擅长，时至今日仍能把当初学到的中华文化精神加以保全、运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只好跑到东瀛去寻回那曾经属于自己的散佚的精神价值。
“艺术项目”，我认为就有一种中国传统艺术观在里面。它的艺术观并不是传统西方的，不仅没有康德 (Kant) 强聒不舍的“崇高” (sublime) ，甚至放弃自启蒙时期 (enlightenmet) 以降“艺术”强调的人本光环。市原艺术祭把艺术还元到东方式的雕梁画栋、山水屏风、纸扇，以至书法这系列强调实用性的物质上面。随着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在西方的兴起，反西方哲学传统权威的思想日益高涨，启蒙时代起艺术所谓高高在上的身份饱受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连系、艺术与社会的紧扣。在这样的氛围下，难道作为“他者”(the other) 的东方诞生出“艺术项目”这样的特殊形式，不正是艺术史、文化研究学者亟需研究的课题？
近年，一些西方学者正把目光投放进这些日本原生的“艺术企划”上。美国艺术家Suzanne Lacy 便按西方艺术史的视角，把这种艺术新模式定义为“新型公共艺术”(New genre public art) 。而在日本，相关学术讨论已进行了一段时日，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则始于2010年。这一年，日本“艺术企划研究会”（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研究会）成立，由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音乐环境创造科的熊仓纯子教授领头，展开一连串关于“艺术企划”的学术探索。部份成果经整理后于今年一月十八日出版的≪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芸术と共创する社会≫（艺术企划：艺术与共创社会）发表。全书共分十章，从大学、美术馆、市街创造、职员、另类展览空间、社会、企业与艺术家共八个角度，切入“艺术企划”的学术探索。此外，著作也谈及了“艺术企划”的历史，以及三一一震灾后“艺术企划”的作用与转化。
一个月前在风和日丽的市原，我在湖畔美术馆与北京艺术家林天苗聊天。依然记得她说的那句话：“中国真该向日本学习。”她指的是学习日本行事的精细与周密。那时候林天苗正为她在市原艺术祭展出的作品彼？彼女？またはそれ（他？她？还是其他？）做准备。这作品用上许多民间工具为素材。“论工具，日本的就是与中国不一样。”她如此感叹。
她的话是我一直所深思的。或许该这样说：对我而言这与其说是学习，莫如说是 lost and found（失物认领）。许多年前，日本曾向中国取经，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东瀛去。后来中国历经种种天灾人祸，竟不慎把自己的传统精神丢失了。偏偏日本人在文化保育方面却非常擅长，时至今日仍能把当初学到的中华文化精神加以保全、运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只好跑到东瀛去寻回那曾经属于自己的散佚的精神价值。
“艺术项目”，我认为就有一种中国传统艺术观在里面。它的艺术观并不是传统西方的，不仅没有康德 (Kant) 强聒不舍的“崇高” (sublime) ，甚至放弃自启蒙时期 (enlightenmet) 以降“艺术”强调的人本光环。市原艺术祭把艺术还元到东方式的雕梁画栋、山水屏风、纸扇，以至书法这系列强调实用性的物质上面。随着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在西方的兴起，反西方哲学传统权威的思想日益高涨，启蒙时代起艺术所谓高高在上的身份饱受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连系、艺术与社会的紧扣。在这样的氛围下，难道作为“他者”(the other) 的东方诞生出“艺术项目”这样的特殊形式，不正是艺术史、文化研究学者亟需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