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甚至被哲学剥光了衣服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2   浏览数:1988   最后更新:2014/04/28 21:08:52 by guest
[楼主] 之乎者也 2014-04-05 22:28:13

文/王亚敏|来自: 艺术时代



汉密尔顿提到了培根在其《玩橄榄球者》准备性摄影图片中关于“性的水平面”的处理。 图为培根同系列 草图之一(1960年21.5cm×26.8cm)。



当公众和媒体被接踵而至的约瑟夫•博伊斯、安迪•沃霍尔中国个展所“欢欣鼓舞”,或者被后者揭幕仪式上放飞的苍蝇所“兴奋和困惑”的时候,一个通过观看和思考沃霍尔堆积的包装盒子,通过持续写作提出了当代新的艺术叙事模式—— 或者说形容和描述了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并最终以艺术哲学终结艺术的历史和现状的哲学家的离世似乎来得不是时候,但至少平添了此刻的戏剧性。其实,杜尚也没有忘记在此时提醒我们他的在场,他的《手提箱里的盒子》支撑起了整整一个《“杜尚与/或/在 中国》。但是戏剧性的观看是值得怀疑的,它制造冲突和即刻形成高潮的解决,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艺术哲学时代,观念性主宰一切,需要关心的是一种以视觉玩味为观看性可能的抵制。毕竟,所谓的艺术哲学,在被哲学剥夺之前是以观看为核心的艺术。
虽然博伊斯和沃霍尔构成了杜尚以后许多观念性实践趋势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博伊斯以一种积极介入的姿态企图在社会系统中进行“雕塑”,而沃霍尔则以一种消极模拟复制(甚至是艺术及艺术家的自我复制)的方式呈现现实的景观,用自我毁灭和与景观同化给你看的方式引发你的怀疑。但是“雕塑”和观看仍然构成了博伊斯和沃霍尔观念表达中不可分割的视觉性联络。博伊斯作品中的动物油脂和血液是其雕塑的实体或者润滑剂,并且以转化的漆封或者印章的物质感存在给其“社会雕塑”的部件命名和打上视触觉的烙印。作为一个合格的巫师,他懂得善于利用他的“药石”。即便是沃霍尔,也需要进一步分离和呈现消费性的印刷色彩的结构,并抑制不住地在色彩交错中保留“偶然性”。沃霍尔的复制中,他的盒子,尤其是他的《车祸》及《电椅》系列作品也仍然抑制不住其意欲抹掉的戏剧性观看意味。至于杜尚,同样是一个盒子的遗产,似乎杜尚的遗产更加微妙和可视。《手提箱里的盒子》,这个“移动而便携的杜尚美术馆”收藏可以随时展示杜尚自己最重要作品的微型复制版。这种对复制艺术的展示依然着魔地带有杜尚的体温和气味。
这种气味甚至影响到处在观念化趋势之外的画家。在理查德•汉密尔顿、大卫•阿兰•穆勒及尼古拉•罗伯茨关于培根的一次谈话中,汉密尔顿提到了培根在其《玩橄榄球者》准备性摄影图片中关于“性的水平面”的处理。在这幅摄影图片中,培根在男性玩橄榄球者的小弟弟间画上了连线,这使人联想到马塞尔•杜尚在《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中的游戏。九具不同制服“符号”代表了不同气质的男性(被杜尚称为“九个苹果模具”):宪兵的、神父的、侍应生的等等。杜尚本可以将他们安置在正常的平面上。但是他没有,他将他们的胯部特意处置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形成了一个“性的水平面”。“裤子”向下突出,帽子向上“突出”,这些共同联接形成了一个“性的多边形”(而实际上,整个作品就是一个“性的多面体”)。当培根在处理《玩橄榄球者》,对杜尚作品相当熟悉的他想必是在此玩了一个“引用”的游戏。我们也都知道,培根是一个视觉性的画家,将自己定位在传统老大师的脉络中。但是他仍然在跳出老大师游戏规则的杜尚那里找了可以用勾线“素描”之视觉方式呈现的共同趣味点。实际上,根据汉密尔顿对培根的长期相处了解,培根提到最多的两个艺术家是看似风马牛不及的马奈和杜尚——正好代表了我们通常认为的观念和视觉的两个极端。但是不要忘记,马奈同时也是现代性的——从视觉性方面萎缩和走向平面性的物质化绘画的开启端倪者。而此处提及的这一“引用”案例,进一步暗示了观念的视觉性的落实及其发散。


其实,杜尚也没有忘记在此时提醒我们他的在场,他的《手提箱里的盒子》支撑起了整整一个《杜尚与/或/在中国》。图为马塞尔·杜尚 《手提箱里的盒子》( 415×38.5×9.9cm 综合材料 1936-1941年)



理查德•汉密尔顿作为一个被标记了英国波普艺术之父的艺术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沃霍尔——杜尚的相对性之间游弋。他重做了杜尚的许多作品,为的是重新返回到和视觉性的自觉关系处理中去。萨拉•马哈拉吉的看法是:在汉密尔顿看来,杜尚的精华之处在于它始终在玩弄一种对立——交融的游戏。杜尚的《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新娘与光棍的结合被无期限地阻滞和推迟,而在汉密尔顿的许多作品中,在表现由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符号制造的无法满足的快感中找到和进行了相似性的处理。这种对立——交融的游戏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在观念——视觉之间的游戏,对于杜尚来说,一个象征就是他为《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做的笔记和这个“大玻璃”本身都是整体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他的“怎样创作一件不是艺术品的艺术品”也贯彻了“不是艺术品”(界限观念)和“一件”“艺术品”之间的不间断地疏离和融合。汉密尔顿在《马塞尔•杜尚之后》(1969年)之后,非常自觉地在观念性及视觉性维持此种关系游戏,以应对他所面临的汹涌的观念势头。在汉密尔顿看来,杜尚的作品把观念表达为审美经验的,把非视觉的表达为可视化的诗歌。在《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中,上下不同部分之间的流动呈现文本和图像之间的不停转换性流动,从而生成间歇中的形象。
从杜尚到汉密尔顿的这一玩弄,其实也可以在博伊斯——马修•巴尼的线索中得到回应。“变形”的生成构成了二者之间的精神纽带,油脂、生物体液、性腺系统等构成了此种转换性流动的视觉形态的隐喻,指向社会或者文明的系统,无论它们是介入改造的还是文学或者戏剧表演的。这一游戏的高潮象征实际上是视觉化地呈现在巴尼的《约束绘画》系列中:身体需要克服一系列各式各样的阻力去完成绘画,绘画艺术是观念之物理消耗(脑波的传达和肌肉对惰性和地球引力的克服)的视觉呈现。当博伊斯和巴尼最终展示那些堆崩塌的固化的液体雕塑的时候,变形的痕迹和指向被限制为一些可视的物理数据——那些对液体的限制及其不断突破之间相互交锋的视觉痕迹(通常被赋予可疑的美学形态)。
如果这一观念——视觉视角的,对所谓“哲学对艺术的剥夺”的反思还不够充分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从这一剥夺的线索的主要源头之一康德而出的可视化案例吧。马克•A•奇塔姆在《康德、艺术与艺术史》的最后一章《康德的头骨:肖像及哲学的典范,18世纪末至20世纪末》中演绎了200年间,康德肖像成为康德哲学在艺术中的被接受的组成部分和象征,没有比这种方式更加能够以艺术的方式说明一种哲学如何在艺术中发挥影响的了。C.G.卡鲁斯的颅相学的对比示意图将康德、艺术史学家拜伦•凡•鲁默、诗人蒂德格、木乃伊的头骨外轮廓相叠加,雕塑家埃马努埃尔•巴尔朵的康德胸像都突出了哲学性巨大的前额面相,头骨的比率暗示了哲学中理性的首要地位。来自康德的邮件艺术展览“穿孔比率”则显示了由国际邮政系统支持的对康德肖像的传播与纪念,奇塔姆认为康德肖像的多样化接受及展览会的合理再部署的情形之间的比率关系,仍然体现了康德的在场。德勒兹和伽塔夫的康德肖像则是一幅文本和视觉维度上的康德肖像——(康德)哲学自身的肖像,(康德)哲学终于自我统一了,如同德勒兹和伽塔夫所宣称的,哲学史创造出了当代的类似物,听起来像是指一种艺术哲学吗?这是令人泄气的吗?至少,杜尚的自画像《我的舌头/言语在我的面颊/屁股中》刚好极其讽喻和颠覆了康德的肖像,尤其是提供了一种永远不会舔到哲学的菊花的,无法最终结合而总是在持续交流中的,诱人的艺术之肖像。


在《杜尚与/或/在中国》展上的“政治纯形式办公室”作品《奖》(30×18×31.5cm 纸箱 2010年)。


康德作为哲学的化身,其影响是持续的。自我批判意识是格林伯格自觉接纳的康德影响,他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自我批判以艺术的自我净化和撇清被混血的威胁开始(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性的抽象绘画),最终被导向了基于关系批判的艺术哲学的自我批判。拖马斯•麦可艾维立声称:康德和格林伯格已经成为往事,我们要做的就是越过他们。但不知为何,他们却像蛇神一样,持续不断地爬出墓穴。康德只是来自哲学的旁观者(格林伯格),而在格林伯格之后,丹托更为直接地成为了批评家和终结者。柏拉图很早就将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但是为了说明他的理念,他也借助了床的形象),最终,柏拉图在当代的艺术哲学中似乎正要实现其对“艺术”的驱逐诅咒。
这种诅咒甚至是极其彻底的。艺术家徐喆的素描机器表演中,用一只小黄鸭来进行美术馆展览中的每日的素描练习,练习被程序设定的表演(偶然性偏差成为卖点),同那只在世界各地漂流娱乐大众的大黄鸭形成了景观隐喻的联接,这是类似杜尚的某种“鸭的多边形”的联接,整个艺术世界成为一个《大玻璃》——一种持续的自我意淫。当然,一种观念——视觉角度的反思可能并不足以提醒当下的艺术哲学,但是我们在一开始提及的艺术哲学的戏剧性现场却足以提醒我们,艺术哲学本身也被戏剧性地剥夺。其实,这种戏剧性一直存在。虽然不像哲学家用以举例的“X”先生的展览那样极其富有戏剧性,仅一个威尼斯双年展就带出了《变位》以及像“失而复得的艺术作品”这样热闹的争议,更不用提“8G”的风波了。所以,总的来说,当下这样的“艺术世界”似乎为这位哲学家的离世做了最好的注脚——艺术日益变得关系赤裸和缺乏观看性,具有的似乎只有自我意识——尤其是被操控的“自我意识”,哲学对其的剥夺似乎是以这样一种彻底而残酷的方式而收手:“艺术哲学,甚至被“哲学”剥光了衣服”——一种现状和一种期待!可能提醒当下的艺术哲学留意一种观看性仅仅是一个象征,我们需要和期待的可能是艺术和哲学间的持续意淫而不是最终的满足,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裸露”的诱惑而不是真实的诱惑,它不是这个时代的标准性感吗?


杜尚的自画像《我的舌头/言语在我的面颊/屁股中》(with my tongue in my cheek,1959年)刚好极其讽喻和颠覆了康德的肖像,尤其是提供了一种永远不会舔到哲学的菊花的,无法最终结合而总是在持续交流中的,诱人的艺术之肖像。

[沙发:1楼] guest 2014-04-26 04:02:40
[板凳:2楼] guest 2014-04-28 21:08:52
看不出这些西方所谓大师有多艺术,不过人云亦云,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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