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集 微信

2011年，Afterall books陆续出版了基于伦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展览史研究项目的系列丛书，书中认为展览史和现代艺术史很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强调“艺术家的生产、艺术家的个体实践以及那些对TA的实践产生影响的事物”；展览史则试图“通过主张对艺术在公共领域展示的情境进行检视，来挑战传统现代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比如：展览是如何成型的？作品选择和制作的标准是什么？展出地点又是如何选择和确定的？等等问题。

集的好基友吴建儒很早提到她对“展览史（Exhibition Histories）”这种研究方式的兴趣，并且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陆续展开了一些采访和资料整理工作。基于过去在广州长期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吴建儒首先将目光投向的1986年发生在广州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展”。从时间线索上来看，此事件是否可以被视为当时北方85新潮艺术运动在南方的响应？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后来“大尾象”艺术小组实践的某种前奏？当时展览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展览实践所面对的现实处境和回响如何？艺术家到底通过“展览”得到了什么不同以往的经验？这里并非要绘制一幅雄心勃勃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史”，而更多是摸索和参考“展览史”的研究方法，来帮助我们与曾经的艺术实践历史重新联接起来。联接我们的也许并非总结性的论断和事实，而是通过不同参与者的感受、经验所可能展开的，及其与我们当下具体处境的共振，对当下的反思、发问。

带着对一些展览历史的好奇与追问，吴建儒将在集陆续分享在工作过程中采访、整理而来的各种材料，为了避免那种宏大的叙事，让我们想象它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开放的、不断补充中的有关“展览”的研究过程。

集

2014

补充资料：

对“南方艺术家沙龙”及第一回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未来的材料”项目相关网页浏览更多现场、手稿及文献（点击“阅读原文”可进入该相关网页）：

http://www.china1980s.org/tc/feature_details.aspx?feature_id=8

“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二、三十年高速发展，但在中国大陆的艺术机制中仍然缺乏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收集丶整理丶保存丶管理和分享文献和信息的管道和平台。三十年来产生的文献资料硕果丰厚，但到目前为止，很多重要的艺术出版物和批评文章，特别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献，还是难以找到。由于总体上忽略对文献数据的系统化收藏和管理，很多重要数据还分散在当时活跃的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等人手中。

作为从事系统纪录和收藏与中国当代艺术相关数据的机构，亚洲艺术文献库深信，保存这些资料对日后的研究及写作评论等工作极为重要。”

文字来自于“未来的材料”网站

陈劭雄谈南方艺术家沙龙及第一回展

采访时间：2013年

采访地点：北京

采访人：吴建儒（下文简称“吴”）

受访人：陈劭雄（下文简称“陈”）

吴建儒，艺术工作者，艺术杂志资深编辑，目前工作、生活于北京。

南方艺术家沙龙

吴：还记得“南方艺术家沙龙”的第一回展情况吗？

陈：我记得应该是1986年的5月份，大约5月6日，在中大学生活动中心，其实现在应该找不到这个地方了，也许已经被拆掉，我记得那是一个礼堂。当时为了找场地展览，我们找到了中山大学的学生会，他们同意把礼堂借给我们用。那个地方应该叫学生活动中心。

吴：“南方艺术家沙龙”具体成立的时间是？我看到沙龙成立的时候的成员名单很好玩，有些成员是念哲学的，有一些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

陈：1985年底成立，当时沙龙强调跨学科，学哲学的基本上都是中大哲学系的研究生，时间太长了，后来我和这些人都失去联系，有一两个还有印象，热情最高的是一个叫刑益海的学生。电影方面的是因为当时的沙龙成员黄小鹏在珠江电影制片厂。

吴：当时为什么叫“沙龙”？这个说法听上去比较资产阶级，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圈还是很少见。

陈：其实我特别不喜欢“沙龙”这两个字，我也不爱提这个词，但我能理解当时为什么这么命名。因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还是以官方为主流，甚至是唯一，除了美术学院之外就是美术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听起来像民间主流，但我们都知道美术家协就是一个纯粹的官方组织。“协会”这个概念其实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是自由的组合、民间组合，但在中国“协会”这个概念不仅官方化，完全是官方的，所以如果我们当时要在这样的体制里面，除了美术学院和美术家协会之外去建立一个群体就特别难。叫“群体”、“组织”都太敏感，用“沙龙”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太西方资产阶级趣味，很像十九世纪的那些法国文艺沙龙。

吴：谁提出来用“沙龙”这个词？

陈：应该是王度。

吴：当时沙龙讨论的最多的是什么？

陈：是这个世界或者身边的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八十年代我们都读了一些书，然后潜移默化的形成了这么一种大家共思的创作方式，我们不太愿意谈美学或者美术学院学到的一些知识。

吴：沙龙的发起人主要是王度、你和林一林，当时你们的状态都是如何？

陈：王度虽然比我年长，但毕业比我迟，我毕业于1984年，1986年沙龙成立的时候我还在一个中专当老师，王度是1985年毕业，他在华南理工大学教书，林一林当时还在广州美院雕塑系。

吴：进入沙龙要什么条件吗？

陈：没有标准。

吴：谁想参加都可以？

陈：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吴：成立的时候有一个正式的会议吗？

陈：有，并且从成立一直到第一回展览前、展览后，每个月都有一次讨论会。

吴：讨论的地点通常是在哪里？

陈：地点都是流动性的，用过广州市少年宫的礼堂、华南理工学院里面的会议室、也有用过一些喝茶的地方，例如广州流花公园边上一个喝茶的地方，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当时大多数都是临时找的地方，每个人付一点钱作场租。

吴：你们会议主要谈论什么？

陈：现在肯定是记不得了，我保留了一些文本，不多，聊的问题大概都是艺术问题。

吴：这个例会从成立到结束总共开了几次？

陈：印象中至少有七八次。

吴：就是每个月一次的频率。

陈：至少每个月一次。记得有一次在广州市图书馆里面开过一个会议，当时请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舞蹈演员，给我们看了一些录像，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挺像行为艺术的。也有介绍劳森伯格编的舞蹈，类似这样的奇怪的交流挺多的。

吴：当时有人记录会议的内容吗？

陈：其实当时我们有做简报，但因为也没有钱，所以简报就做得很少，我印象当中就做了一两次，里面记录的东西也不齐。

吴：参加的人都有谁？

陈：每次都不一样，但有固定的一些人，沙龙曾经号称有六十个成员，里面有民族歌舞团跳舞的小孩，有珠影的一个导演，还有一些广州美院毕业的学生，成员其实很杂，往往每一次开会来的人不一样，但最初我们定的最多就是二十个人。

吴：沙龙成员需要要交会费吗？

陈：每人几十块钱就是为了租场地或者喝茶，具体多少我不太记得。

吴：沙龙是否有一个稳定的行政结构？

陈：没有，是比较松散的一个团体。当时为了筹备南方艺术家沙龙第一回展，从不同的地方筹到一些钱。王度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他向领导申请了一些钱。然后我们成员再找一些钱，大家基本上都是把工资贴出去。因为真的没多少钱，不需要财务管理。当时很多人来工作也不会是为了钱，都是一起来帮忙，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吴：在沙龙会议中有讨论到中国其他地方的艺术状况吗，比如85新潮？

陈：那当然有，当时的信息非常流通，《中国美术报》在1985、1986年特别火，每个星期有一份，所以我们一直都可以看到各地的信息，还有《江苏画刊》。平常讨论的各种问题里面肯定有，就是内地发生了什么。

1986，沙龙第一回展

吴：沙龙的第一回展的想法是怎么成型的？

陈：沙龙成立一开始就反对个人主义，所以展览就肯定不会以个人展览来做，当时计划的展览就是一个集体创作。

吴：集体创作指的是？

陈：说展览集体创作是因为里面当时我们感觉沙龙是一个所谓的跨媒体、跨学科的研究团体，所以我们后来的第一回展还是用了舞蹈的形式。但我想这在当时更像是一个行为表演。

吴：演员什么人？

陈：广东省民族歌舞团的一帮女孩。

吴：这个演出有导演吗？

陈：一开始有导演，但是后来慢慢的变成是我们的想法更多。

吴：你们变成导演。

陈：对，等于是跟他们合作了。

吴：这个表演的具体想法是？

陈：当时是想表达人跟物体之间的关系，现场周围做了几个立方体，演员在表演时跟这几个立方块之间的关系，这个作品的内容我也记不太清楚，考虑的问题有点像终极问题，在讨论一些这种所谓生命的问题，因为当时老跟那帮学哲学的人混在一起。

吴：这个表演前期有排练过吗？

陈：有，排练了好几天之后才演出的。

吴：你还记得参与这个表演的成员吗

陈：还有珠影的一个叫陈杰的人，他是珠影的美工，另外就是一些中大的学生帮忙，记不清楚。

吴：看这个表演的观众多反应如何，都是什么人？

陈：我印象中观众非常多，有很多中山大学的学生和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中山大学的礼堂里面做了两堵墙，一堵是矮的，一堵是高的，然后演员在中间表演，观众在墙外面观看。

吴：观众是否可以走进表演区域互动？

陈：观众不能进入表演空间，他们在矮墙的边上看，矮墙大约只到观众的大腿处。

吴：我看到现存的一些图片，为什么演员的造型是白色的？

陈：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演员，我们设计了白色的紧身衣，演员的脸也涂成白色，有点像石膏像。

吴：当时的媒体怎么报道这个表演？

陈：有几个媒体报道了这个事情，我手头上没有这些报道。

关于沙龙的结束

吴：沙龙存在的时间很短，1985年底成立，1987年就结束这是什么原因？

陈：我觉得最主要是人太多。当时已经有五六十人的规模，每次都要组织起来起来太费功夫，后来就变成是我和王度去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有点疲劳，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可以群发电子邮件，或者在微博上发个通知就行了，八十年代没有BP机，连电话都很少见，一般要去只有大哥大，那也只有大老板在用。所以每次组织活动都是通过写信或上门通知，特别累。

吴：所以最后决定停掉这个沙龙？

陈：没有放弃，最后就是有点疲惫，开会变得拖拉，大家有点什么事，一忙起来就忘记了，组织不起来。整个沙龙的活动应该持续了一年多一点，中间只做了一个展览。

吴：展览之后很快就停掉了？

陈：没有，展览之后还有余热，大家还在讨论，并且也在计划再做第二次展览，并且20世纪80年代也是改革开放早期，正是下海的经济大潮，也许本来跟我们一块儿玩的人慢慢觉得浪费时间，他们可能去接活、做生意、挣钱。我当时做老师没有这些精力，慢慢的就发现沙龙的人越来越少了。

吴：沙龙的活动和后来你们成立大尾象怎样的关系？

陈：当然有，我们觉得沙龙人太多了，没意思，要做事情几个人志同道合的就好。

吴：后来成立的大尾象工作小组，有没有考虑延续在沙龙时候的集体创作方式？

陈：没有，大尾象就是一种联盟，不是一种集体创作的小组，大尾象成员都是各自的创作，从来没有合作过。它更像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组织都是各自进行自己的创作，大家放在一起展览，而沙龙真的就是一个群体，不同于自我组织。20世纪80年的中国出现过很多群体，湖北、上海、杭州、东北等等，那些群体都有共同的艺术理念、宣言，艺术家们会把工作放在一起展示或讨论，而沙龙这个群体比较独特，沙龙是否定个人的，所以沙龙的群体变成是一种合作，变成是一种集体创作的概念。大尾象跟八十年代的艺术群体不一样，因为大尾象没有明确的主张，它就是一个在广州那样的环境里面，艺术家工作的时候需要取暖建立的一个平台。其实大尾象的工作就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平台，而沙龙的工作就是消灭个体，两者很不一样。

吴：当时沙龙这种工作方式大家都认可吗？

陈：我估计不是大家都认可，这也是它持续不了的原因。

吴：这种集体性是表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大家讨论之后。

陈：但是大家如果经过讨论之后总是有主导和被主导，所以这种东西实际上跟中国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很像共产主义，它消灭一些个体性来成就一个集体。

吴：在沙龙的时期，你有考虑过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展览吗？

陈：那时候没有想到要交流，就是觉得自己在做实验，实验不太成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关于沙龙的第一回展，大家对展览都没有特定的概念，比如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拿去展览，沙龙是为了交流去做一个展览，而不是因为有了创作需要交流才做展览。就是说，这个展览其实是我们的宣言、我们的态度，我们是集体性的，我们是跨学科的，我们没有门类的界限，我们把绘画、雕塑这些概念都去除掉，把音乐、舞蹈什么的都结合在一起，把人变成雕塑，，这个展览就是我们想把这些表达出来，为了交流才做一个展览。沙龙的实践对我个人的作用就是，经过一年多去做这样的实践，一些小的问题就清楚很多。

吴：比如说？

陈：因为在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还是带有很强的学生气，创作可能还是想得很多，希望去发明或者创新，在沙龙的讨论中，迫使我去面对一个实际操作层面上的问题。

吴：帮助你打开了在公众层面上的交流。

陈：对，在公众层面上考虑使用怎样的创作媒介，这个问题的确也开放了很多，如果没有经过沙龙第一回展，我觉得大尾象的创作媒介可能还停留在绘画、雕塑等学院体系中。如何走出去、如何变得越来越开放、如何跟现代性发生关系。但是经过沙龙第一会展之后我马上对媒介、对创作空间这种的局限完全打破掉了。大尾象的创作就很明显的体现出这种特点。还有因为沙龙这个讨论平台也很重要，包括跟中大的学生，美院的同学、老师讨论过程中理清楚很多东西，就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所以沙龙之后隔了三年又重组了一个大尾象，再隔一年就做了大尾象展览，这过程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从美术学院的版画系出来之后如何转变到大尾象那些作品，肯定和沙龙的经历有关系。我觉得在当时美术学院非常局限的教育环境下，南方艺术家沙龙是一次自我教育，这是我的最大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