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国际  作者：廖廖

倘若文徵明穿越到今天，他会喜欢邓紫棋的《泡沫》。

文徵明一生所追求的翰林的身份、忠臣孝子的身份，到了后世，统统都成了“泡沫”，恰如邓紫棋所唱：“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

文徵明在世的时候，请人给他写传记，书中记载他是“清贵之选”的翰林、诗书俱佳的江南文人领袖，重情义识大体的朋友，光宗耀祖的孝子，但是几乎没有谈到他的绘画艺术。因为相对于仕途和忠孝节义，绘画只是旁枝末节、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文徵明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寒窗的辛劳，十次乡试落榜的耻辱，苦苦追求的文官身份，在翰林院里左右为难、战战兢兢的四年煎熬，后人根本不在乎。没有几人记得他的翰林、孝子的身份，后人只记得他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身份。恰如邓紫棋那一句：“有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只一刹的花火。”

历朝历代，“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高贵身份，尽管他们留下了伟大的作品，后人评价他们为伟大的艺术家，但是在当时，艺术家的“身份”并不是他们人生的最高目标，或者说，他们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左右为难，无比的焦虑。

十九世纪的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在他的名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说：伟大的艺术品是一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在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但是有一点阿诺德没说：艺术家在创作艺术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处于紧张与焦虑当中。

一个人的价值，源自别人对他的评价。无论多么伟大的艺术家都无法逃脱这一点。地位的焦虑与身份的焦虑纠缠着艺术家的一生，无人幸免。地位的焦虑让艺术家的技艺精益求精，身份的焦虑让艺术家思考艺术的本质，思考艺术对社会与时代的影响。

简单来说，“地位的焦虑”就是一个人担心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捧着铁饭碗仰望着金饭碗。身居画坊陋室而心怀朝天阙的志向。

而“身份的焦虑”则是一个人审视与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文人士大夫？我是一个院体画家还是一个弄臣？我是桃花庵里的逍遥客还是贵族的门客？我是文人画家还是翰林院庸官？我是一个宫廷画师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艺术家？我是一个专注于艺术语言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用艺术影响时代的艺术家？

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追寻“我是谁”的历险记，只不过这一部“Who am I”的主角不是Jackie Chen或Matt Damon，而是吴道子、苏东坡、赵孟頫、唐寅、文徵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职业画家的焦虑

中国古代的画家，简单来说分为两种：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

职业画家大多是出身卑微的草根阶层，寄身于民间作坊之中。跟随地方画师学习各种民间风俗画，练习写真、插图、装饰等绘画技艺，他们很少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一个职业画家技艺出众，声名远扬之后，润笔酬劳自然节节高，其中凤毛麟角的杰出者有望通过推荐或考试成为宫廷画家。

一个职业画家，只有地位的焦虑而没有身份的焦虑。每天赚取15文的贫贱唐代画工；官拜“宁王友”而锦衣玉食的吴道子；睿思殿里的院体花鸟画家；钻研中西合璧的郎世宁；身为“文人画批发商”的郑板桥······这些职业画家在意的只是润格的贵贱和饭碗的成色，从来不会产生“身份的焦虑”，他们踏踏实实地操劳着职业画家的营生。

业余画家的身份焦虑

业余画家往往是“二代”，不是官二就是富二，出身士绅官宦之家，自小身处文人名流、富绅藏家之中。他们跟随家族或者世交的擅丹青者学习绘画。他们有很多机会见识和临摹古代经典名作，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个人风格。文人画家由于出身中上层，他们认为功名仕途才是君子大道，绘画只是不入流的“雕虫小技”。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开科取士以来，昔日的文人屌丝集团成为掌控国家权力的上层阶级，但凡有志之士，人人都认为加官进爵是光耀门楣和振兴家族的不二之选。

文徵明寒窗苦读三十年，最后靠推荐进了翰林院，但是却被翰林院的两个状元当面羞辱：“如今翰林院成了画院啦？怎么连画匠都招进来啦？”文徵明在翰林院四年只画了11幅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想强调自己画家的身份。当文徵明被状元讽刺的时候，他只能一言不发，他没有办法以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为傲，恰恰相反，艺术家成为一个被人耻笑的身份。

有明一代和清初，著名画家当中没有人写出长篇大论的绘画理论。北宋的郭熙、韩若拙以及一些著名画家都曾写过很精彩的画论，以阐述自己的创作。明清的许多著名画家学富五车，以沈周、唐寅和文徵明之才华，之所以不写画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强调自己的画家的身份。

无论在艺术上多么成功，无论在民间有多大的名声，他们还是需要一个官家的头衔来肯定自我。无论是赵孟頫、黄公望，还是文徵明、唐寅，虽然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虽然他们都没有当官的天资天赋，但是他们都无法摆脱有个“官家身份”的终极理想。艺术家的身份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自我期许。

于是，我们看到赵孟頫在“直将忠直报皇元”的官员身份与“飞来飞去百自由”的艺术家身份之间徘徊犹豫。于是，我们看到文徵明在“白头来作秘书郎”的官员身份与“晏居终日懒衣裳”的艺术家身份之间痛苦纠结。于是，我们看到唐寅在“壮心未肯逐樵渔”的仕途理想与“笑舞狂歌五十年”的艺术情怀之间蹉跎一生。

西方艺术家的身份焦虑

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欧洲有艺术品而没有艺术家，只有工匠。工匠的地位甚至比不上中国古代民间画坊的画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奴隶，他们的名字几乎都不会出现在艺术品上。工匠自然也没有身份的焦虑，他们只关心三餐一宿。

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艺术家仍然处于中世纪的卑微地位，被看作下等工匠甚至奴隶。文艺复兴中期，随着欧洲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兴起和人文主义影响下，个人意识开始觉醒。艺术被越来越多人接受，艺术品创作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杰出的艺术家与只擅长工艺的工匠逐渐区分开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了“艺术家”的身份，而另一些则继续从事着多面手的工匠的工作：画画、做家具，兼职修鞋。

15世纪中期，那些技艺精湛，甚至具有人文思想的工匠有了艺术家的身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份的焦虑”。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首的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但拥有熟练的创作技术，还具有科学、文学、音乐、哲学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精神。他们希望通过种种努力，让艺术籍着科学和人文精神而成为高贵的事业。让艺术家的身份与哲学家、思想家、人文学者、科学家处于同等地位。

如果说中国宋、元、明的文人画家始终没有摆脱“身份焦虑”的宿命，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则成功地解决了“身份的焦虑”，他们中的佼佼者把艺术提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彼时的艺术家也成为一个高贵的身份。

现代艺术家的身份焦虑

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是因为吃得太饱，所以有了身份的焦虑。而有的艺术家则是因为吃不饱，从而产生身份的焦虑。20世纪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无数的艺术家也陷入了困境，包括德库宁、波洛克和罗斯科这些日后的红牌也饥肠辘辘，人比黄花瘦。当艺术品换不来一餐饱饭的时候，艺术家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焦虑——艺术何用？艺术家何用？

幸运的是，此种因吃不饱而产生的身份焦虑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美国政府于1935年成立了“国家艺术进步管理局”，雇佣超过6000名艺术家，委托他们创作并发工资，此举帮助许多艺术家度过大萧条困难期。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中，美国艺术家幸运地保住饭碗，免于“身份的焦虑”。在三十年之后，轮到中国的艺术家因为饭碗被砸，而陷入“身份的焦虑”。文革期间，受到“反动黑画”与“文艺黑线回潮”的牵连，大批艺术家被打倒在地。与此同时，非艺术专业的群众走上前台，创作各种伟人头像和红色艺术。真正的艺术家只能“台下我望台上你做我想做的戏”。无数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与焦虑，如果我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那该多好？

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四十年，今天的艺术家已经不会再希望成为一个农民或者工人。但是他们依旧无法摆脱“身份的焦虑”。今天的许多艺术家，既想迈进艺术史，又想配合资本运作，还要迎合体制主流。有的艺术家一边宣扬自由理性精神，一边搞江湖小圈子，一边在体制里占一席之地······看似如鱼得水，背后甘苦自知。事实上，今天的艺术家需要面对的身份错位而带来的焦虑与煎熬，远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

结语

黑格尔认为焦虑是恐惧的一种，这个德国人太悲观，我们不妨乐观地认为，焦虑的潜台词就是渴望与抗争，焦虑是时代进步的动力之一。艺术家的焦虑并不是坏事，重点在于你为什么而焦虑？

康德曾经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身上发生着什么？”关于身份的追问与焦虑，也是今天的艺术家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我是谁？我应该为了阶层和地位而焦虑？还是为了身份的标签而焦虑？还是为了艺术的方向而焦虑？

如果黑格尔与康德太过隐晦艰涩，我们不妨再听听邓紫棋的《泡沫》：“再美的花朵，盛开不就凋落；再养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历朝历代，多少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达官显贵，早已“凋落与坠落”，恒久远的只有艺术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