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发于《画廊》杂志：

作者：夏彦国

记不得上次写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两年感觉非常无聊，有些展览也懒得做，有些约稿也懒得写，没有了几年前的冲动。昨天有个艺术家约我聊天，他说自己很迷茫，说这个艺术圈很无趣，怀疑艺术的意义。他说的没错，但只是对了一半，你看还是有很多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在做事。

瑞士项目结束后回来，身边的一些朋友批评我这两年太消极。应该发点声音出来，毕竟几年前我到处写专栏胡说八道。其实以前太肤浅，谈的都是一些现象，说不到根上，最近也颇想说点根上的事，又不知道从何说起，正好《画廊》主编胡震先生相约说点东西。想硬着头皮挤出点东西来。

真要写，竟又没了冲动。于是去楼下晃了几圈，琢磨着最近可谈的事儿，一片茫然，像这午夜。忽然想起最近沈其斌先生“拉大旗作虎皮”的事，很有趣，这时候还有这样的策划人，振振有词的谈到新时代，要取代旧代表，这让我想起小时候。

我们村子的农民是靠种植销售玉米种子为生的，村里有三个新式人物经常会请一些种子专家来演讲，专家都是大学毕业和来自外地，这两样儿就让村民激动不已。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加上人家是农业大学毕业的专家，也算是“发家致富”的人，刚从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的村民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庄稼能高产卖个好价钱。三个领头人中，其中一个是我叔，所以我消息灵通，每次都去瞻仰专家，说真的，那时候很羡慕人家，我叔也鼓励我好好听，以后上大学回来指导大家发财致富。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实在可爱至极也很搞笑。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种子专家都是来推销自己种子的，卖完种子就跑了，再后来好多专家来演讲，可能上大学的人多起来了吧。农民似乎也不买账了，那是90年代后期，村里的电视机慢慢多起来，县电视台里卖种子的广告嗷嗷地也多起来，农民可选的选项相对也多起来，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村不靠卖种子为生了。后来到了“大城市”，见了“世面”，发现专家真是多如牛毛。可是他们的做事方法，跟我小时候见到的差不多，这多少让我觉得他们应该更高明些。

最近很怀旧，也能回忆起小时候的其他事。小时候我特别懒，总是以有功课为由不去地里干活。那时候村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现在回想起来颇有一些破釜沉舟的豪迈。其实这跟古时候考试中举没什么区别，是很功利的。当然那时候也是一种潮流，因为考大学管分配工作。后来这个政策随着市场经济而取消了，很多大学生因教积贫被迫离开大城市，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现在我家乡的农民也不相信这个成功模式了。

接着说我小时候偷懒的事。有那么几年，每到夏天有雨的时候，村民都要去争相买钾肥，冒雨撒到玉米地里。我一直很怀疑，地里到底是否需要钾肥，但这是专家说的，说上钾肥可以增产。我就想，假如真需要钾肥，用多少量才算合适，是否还要混合点其他化肥，做着一切之前是否要考察下地质。我搞不懂，也不是专家，跟家人理论，没人理会我这个没有经验的小孩，所以我因此没少挨批——偷懒还生出那些个借口。

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家地里到底是否需要钾肥。我也经常反思自己对不住家人，大家冒雨忙碌的时候，我在家里待着看书。直到后来，父母把家里一亩地的苹果树给砍了，这让我很生气，因为那些树伴随着我的童年，每年冬天我都要跟着去树底下挖坑施肥，每个春天都要学着去修剪乱枝，每年暑假我都可以钻在棚子里以看护苹果的名义看书，主要可以偷懒不去做不喜欢的事，比如冒雨撒钾肥这种事，那时候我看了不少小说，谁家有书我都借来读读，苹果地里有着很多美好的记忆，至今记忆犹新。而家人砍树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苹果价格下降了，不如砍了种红薯。据家人说我们算是最后砍的，说的时候倍感遗憾，后来当然是苹果价格又突然涨起来了。我借此就开始跟家里人理论，假装“专家”说，目光应该远一点，市场规律是如何如何，也为小时候的懒找到了借口，少了些愧疚。

当然，艺术圈的事跟我小时候种玉米、上钾肥和砍苹果树等这些事理应有很大不同。但又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跟着市场规律走，比如要跟破旧迎新，都是很自信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艺术圈的事相对“高端大气上档次”一些。有些东西是要砍掉，但是砍了苹果种红薯，又有什么区别呢？

篇幅有限，艺术圈和农业圈的关系可论的挺多的。有机会再“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