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vice中国 作者：乔治·阿迪森（George Addison）

每当我告诉别人，说我在为世界上最有名、最成功的艺术商及美术馆主做安保经理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表露出赞叹的神情。听上去，这是一份很酷的工作；但如果我跟一些对高端艺术有了解的人说，他们却告诫我要当心那个在下文中将被我们称为 “那个人”的家伙。

“那个人很阴” 或者 “他简直就是魔鬼” —— 他们会这样说。我印象最深的告诫，来自一位朋友发给我的电子邮件：这位朋友和我一样，在穆斯林国家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听说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后，他在邮件中说：“艺术界比中东更危险，更宗族化。”

我的经历一点都不迷人。“那个人” 的财富和影响力都令人难以置信：他是个高级主教，他美术馆的设计弥漫着对展出艺术品近乎宗教般的敬畏。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得面对空旷的中心地带：美术馆的安保人员们很尴尬，他们得寂寥地站在冷清的房间里，盯着墙壁，不准坐下，而且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是艺术界这个食物链中最底层的哑巴侍应。

在这样一个死寂的环境里，你甚至可以听到每个人心里话的回声，然后被无限放大；所以你要么会想太多，要么就会什么都不想。不过其实你没什么机会多想，因为你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回到脚部的疼痛上来。更没劲的是，美术馆的主管在面试时告诉我，其实没必要雇那么多保安，他们被雇佣的目的，仅仅是让展品显得很重要，进而让艺术品增值而已。

所以，欢迎来到高端艺术届。在这里，为了增加艺术品的价值，艺术商们在拍卖会上竞标，将他们已经拥有的艺术品价格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鼓励生产超大的艺术品，以吸引买家开出超高的价格。

我在做安保经理之前，就了解到了一些内幕：我有个朋友在一家货栈大小的美术馆里做保安，他请了一段病假，我曾在那代过一班岗。我站在美术馆门口，为那些从我身边经过的人开门，他们习惯于忽视我，把我当作一个废弃的床垫。在炎热的夏天，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和领带。我又难受又无聊，只能抓住少有的机会找点乐子。其中最好玩的，是那些误打误撞进来的醉汉。这些醉汉们看着病房一样的白墙、上百万英镑的雕塑、冰冷的礼仪模特，一脸茫然。记得有一次，一个醉汉企图从接待处偷一本书 —— 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些保安才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

一年后，我回到了那家美术馆，开始了我漫长的安保经理生涯。上任初的一天，我正在搜查钥匙柜，发现了一张监控录像拍下的照片，照片的内容居然是我当年做小喽啰时让那些醉汉进入美术馆的瞬间。我的新上司们显然不知道当时是我把醉汉放进去的；后来我被告知，那是他们多年来遇到的唯一麻烦，所以就把录像截图洗成了照片，以警示所有保安。

就是这张照片，让我称为了 “反面典型”。

我很快就认识了我的新保安同事，并意识到他们一般具备两种品质：要么是军人型，能够无条件地站岗；要么是创造型，随时做好准备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其中有个叫迈尔斯的哥们儿，我们都管他叫 “上校”，因为他在塞拉利昂当过兵，并参与了内战，2000年逃到了英国。他体格强健，爱干净，话音低沉，留着齐肩的发辫，看着特别热血。

有一天，我问他怎么十几岁就去打仗。他解释说：“如果经常有小孩拿枪对着你，你很难不自己拿起枪来自保。” 我问他逃来英国后有没有再回过塞拉利昂，他说：“没有，一回去就有人可能认出我，我的父母就会受到牵连。”

有一晚，我们整个安保小组都喝醉了，我们就聊到了各自吃过的最怪的东西。轮到迈尔斯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告诉我们：“如果我告诉你们，你们对我的看法肯定会改变，” 他说。我说除非你吃了屎或者人肉，我们才会有反应。听我这么一说，他就沉默了，说因为曾向组织发过誓，所以拒绝作更多的描述。

大家继续喝酒闲聊。在回家的巴士上，我在网上搜了 “吃人”、“塞拉利昂内战” 等关键词，发现有很多迈尔斯参与的革命联合阵线士兵都吃过人肉。

和迈尔斯战火纷飞的过去相比，亚当的悲催生活更贴近我们的现实。亚当是个小个子，一头金发，今年40岁，他左眼永远处在充血状态。他是个失业演员，演过一些广告和电视剧里的小角色。他做了好多年美术馆保安，我跟他说我很佩服他能这么不舒服且乏味地站着，他沮丧了片刻说：“我也不喜欢这样。”

亚当很可爱，经常模仿那些在美术馆轻快走动的有钱人。但他也很容易成为受欺负的对象，因为他无法隐藏自己的不安全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不应该被欺负，然而在亚当身上却不可避免。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当海军军官的父亲送到了寄宿学校，在那里倍受伤害。美术馆里充斥着一种幼稚的大男子气概，使他觉得又回到了学校。在共事期间，亚当还接过一些演员私活，其中一个角色使我印象深刻：一家雇佣他的营销机构让他装扮成一头熊，专门站在乔治王子出生的医院做吉祥物，还被媒体拍了大量的现场照片。这让我想起了各种娱乐活动里的小丑：外表在笑，内心在哭。

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协调好六个人的安保团队，处理美术馆员工对高层的需求和埋怨，并确保艺术品和大楼的安全。我还要让秘书们和礼模们高兴，他们很看不起保安，因为尽管他们外表光鲜亮丽，讲话时髦，但其实地位很低，也就比迈尔斯和亚当这样的人高一层；但正是这薄薄的一层，就让他们觉得自己是 “上等人”。反过来，保安们也都很讨厌接待员们，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知道拍有钱人的马屁。这种互相之间的鄙视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也每天在美术馆里上演。

我的前任是个巴西前特种兵，由于粗心而被解雇后，我得到了这个职位。他在被解雇那天早上来了一个小时就离开了，后来回来锁门时就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解雇了。像很多美术馆的工作一样，成功都流于表面 —— 只要我看起来很凶，目光锐利，能确保保安们毫无怨言地站在角落里，对上司毕恭毕敬，就足够了。其他时间，我就坐在后面的走廊里，用我的笔记本电脑看历史剧和侦探剧；除此之外，我也在美术馆的图书馆里学到了一些关于现代艺术的知识。

尽管这份钱挣得很容易，但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有很多不满。我对 “那个人” 的资本家审美观，以及这种审美观所培养出的可憎的精英主义都有意见。当然，你可以说我仇富，因为我自己还住在公园的拖车里。但促使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想远离这贪得无厌的市场文化。雇佣我的公司号称是 “艺术界的安保巨头”，他们给了我一份苦中作乐的工作，让我能偷偷在装满艺术品的车里睡觉，还可以在公园里的池塘里泡澡。

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我会把我的工作装备放在露营车里，然后一大早就出去，和街上那些打扮摩登的城市人没什么两样；但干了几个星期后，我干脆把工作装放在美术馆，到了之后再换。有天晚上，我知道第二天有事，我的拖车离美术馆又太远，于是就在美术馆附近的一个公园里睡下了。当时一只狐狸过来啃我当作枕头的背包，把我吵醒了，我发出嘘声将它赶走，但它在我身边转了一下又回来了。我再一次用嘘声把它赶走，靠下去继续睡觉。过了几分钟，我听到旁边的花台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用手肘支起身子，看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原来那只狐狸像越共一样，爬过了树丛下要进行下一轮袭击。于是，我决定到长凳上去睡。

我从没见过 “那个人”，但却和他所代表的资本世界有过太多冲突。“那个人” 身材高大，但是国家美术馆更大，你可不知道，那儿的保安就像郁金香一样，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当时告诉总经理，我会用生命保护那些工业雕塑。而我的主管是个强壮但正派的人，他很负责，订了八个折凳，这可把那些比我更了解国家美术馆的保安高兴坏了。

可没想到，在凳子到来15分钟后，美术馆的馆长就把它们拿走了 —— 那种感觉就像小孩的圣诞礼物一打开就被用脚踩了一样。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椅子破坏了展览的 “美学”。

“那个人” 的生活幻想，包含了这样一种信仰：美感胜过疼痛，甚至胜过人性。我有个同事是一个前卫摇滚乐队的主唱，他性格特别坚强，在听说 “撤椅子事件” 后的反应是：“我告诉你，我们就像那些在二战里为德国人工作的犹太人。” 要知道，当时有很多犹太人比法西斯还现实。我并不认为 “那个人” 是个要把人榨干的吸血鬼，也不认为他是我朋友们口中的 “魔鬼”。但尽管如此，他和他代表的世界周围依然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包围着，令人不寒而栗。

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份工作，让我非常纠结。我的职责能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报酬高，有足够的时间让我自由追求兴趣爱好；尽管无关紧要且没什么内容，但 “在美术馆工作” 这件事本身就带着高贵的基因 —— 毕竟，如果我仅仅是想领导一群盲目听从上级命令的人，且一天到晚贬低他们的人格，那我还不如去当兵呢。

生活在 “那个人” 营造的非凡现实里，就像盯着太阳看一样：尽管刺眼，但我依然无法抱怨，因为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