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获知黄永砯回国度假，便约了在厦门见面。从湖滨南路上了出租车后就想：这不正是1986年黄永砯做“厦门达达”的地方吗？过了20年，黄永砯砯表情平淡地说：“现在，那个群众艺术馆是否在就不清楚了，那一带几经拆迁，变化太大。”

关于黄永砯其人，他在厦门烧了“达达”给很多人一个震撼。几年后他去了法国，2000年以后在国内听到黄永砯的名字时，通常会在前面冠以：国际艺术家、在欧洲和各类国际性大型及重要展览中不可缺席的人物、引人注目的中国艺术家。他的浙美同学有着不太一样的评价，这在黄看来：别人的判断是建立在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想象中。他甚至认为：当我谈自己时可能是正在谈别人，而当你谈论我时，可能是在谈论自己。他说尤其不要相信媒体的用语。

回溯20年，也许一时间有太多东西涌来，却又似乎是一个片断接一个片断，在场的夫人，当年浙美同学沈远偶尔接起话茬，使得谈话保持在一个相对连贯的气氛中。

浙美在他看来，是一个使他建立其基础的前系统：“最重要的不是浙美，而是脱离了浙美这个系统。”

《生活》：说到考大学，很多人是从社会上的各个角落招生进去，那时你在哪里？怎么进入浙美的？
黄永砯：当时我下乡插队已两年，在厦门郊区灌口公社，除了干各种农活同时也一直在画画。其实我学画很早，家庭有这一传统，几个兄弟都学过画，父亲和一位哥哥还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下乡时因会画画，常被调到公社，县里搞宣传画，画漫画等等，有时集中一两个月在学习班中搞主题创作，农活越干越少。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我这种情况，考美术好像是当时唯一选择。

《生活》：高考就想到是考浙美吗？
黄永砯：浙美对华东地区招生，福建在其中。当时我也同时报考福建师大艺术系。在中学毕业前有一位从贵州调来的美术教师，是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教我画油画风景，在厦门也有几位以前从浙美毕业的老师，我与他们交往密切，很早就对美院有所了解。
报考后，情况变得很戏剧性，美院寄来一个包裹，退回我报考时的作品，一些素描和油画，一张未录取通知书，但里面还夹有一张录取通知书。这是很矛盾的，录取通知书盖了红章，未录取通知书却没有盖章。当时也考取福建师大艺术系，据说是已接浙美优先录取的通知，所以把名字取消，这样两头落空。我虽然愤怒，却不知从何下手。一位在福州的哥哥帮我拟了报告，上告省高招办。当时，能考进浙美，对家里来说，可真是件大事，后来浙美收回那张未录取通知书。
过了十几年，我才听说内情，原来是个前来福建复查考生的美院老师，途中遇见老同学相托，塞了一个名额，才出现这样“调包”，但他们工作没做仔细，院招生办和招生老师是两班人，两份不同材料给混在一起当然，说这一故事是说明考上浙美也是很偶然的。也许所有事情都是偶然的，并没有必然性。

《生活》：讲讲你们刚刚入校的时候，到一个新的环境……
黄永砯：我迟了几个月才到浙美上课，老师见面后说，不要去追究那件事了，好好学习，多看书。我诚惶诚恐，其实我当时已开始看了一些书：哲学、历史、科学史等等，庞杂无章，不择路径。
我的成绩和上海、杭州来的同学相比显得一般偏下，学校教学模式从苏联过来，基础教学建立在一个二度空间的平面对二度空间的实体的模仿，对于那些精确素描技巧我颇感吃力，但总能找到办法对付，在课堂作业中我可以站在比我画得好的同学后面，看他的平面是怎样构成的，从平面到平面。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个教学体系重新看来，好像是看一个笑话一样。

《生活》：同学之间当时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黄永砯：有些同学进校前基本功已经很好，对这个系统的掌握并不是太难，很快就有人画得比老师还好。同学中对分数并不是看得很重，一个好的分数并不能引起羡慕，后来情况相反。这个系统慢慢在学生中变成不是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