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天中土 作者：周成林

我到贡布（Kampot）当天下午开始下雨：小雨，大雨，暴雨，雷雨，一下就是五六天。雨很任性，说来就来，说停就停；间歇也捉摸不定，短则半小时，长则几个钟。若不挑剔，我的住处堪称完美。一间带阳台的bungalow，紧邻一爿私家鱼塘，大树遮蔽，水中枯叶新叶。晚上，我听着虫鸣雨声和蜥蜴怪叫入眠。白天，趁着短暂雨停，我去镇上看法国殖民者和中国商人留下的凋零房子，还有镇外铁路桥，当年激战的弹痕犹在。这些活动消耗不了太多能量，雨把人困在室内，潮湿让你低落。第三天黄昏，无论如何也得快乐，我去尝了贡布河边那家餐馆的Happy Pizza。
　　我叫了一客小号的Happy Pizza。四美元。让你happy的ganja（大麻）不另收费。“不要太happy。”我告诉看店的中年女人。“Medium。”她说，问我要不要ganja，把我带到后面，从抽屉掏出一袋枯枝一般的干黑物体。十美元。半袋五美元。想到吸大麻在柬埔寨仍属非法，我摇摇头。十来分钟后，我的Happy Pizza出炉。面上一层黑黑的细碎大麻，这份披萨算不上美食。又过半小时，肚子里装了一杯Angkor生啤和一客小号披萨，我踱回鱼塘边的平房。我的意识渐渐模糊。躺在床上，不由自主，我咧嘴微笑。窗外虫鸣变得遥远，幻成缕缕歌声。很没品味的是，这些旋律忽远忽近不断重复，仿佛出自CCTV春节晚会中国主流女歌手的尖利嗓子。
　　柬埔寨到处买得到ganja。街头的tuk-tuk司机问你要不要。河边卖盗版英文书的男孩问你要不要。还有廉价正品的洋酒洋烟。一盒最新型号的万宝路不足两美元。泰国的便利店把香烟用金属帘遮起来卖，柬埔寨的便利店没有那么伪善。还有女人。随时有人问你：“Want massage？Want young lady？Bum-bum？Cheap cheap。”bum-bum就是打炮。我在书上读到，早些年，一次bum-bum的确cheap cheap，只要五美元。马德望一个酒店老板告诉我，前两年，政府取缔妓寮，加之物价变化，bum-bum水涨船高，现在要十到十五美元了。“外国人和高棉人一个价。”他说。即使这样，依然廉价。只要肆无忌惮，你在柬埔寨可以天天happy，天天bum-bum，就像我在金边遇到的澳洲老头，他裹一条浴巾靠着阳台，一边吸着ganja，一边对我说，这个国家他来了不知多少次，风光美，人很好，政治历史却很操蛋，但他可以fuck around。
　　大多数柬埔寨人没有澳洲老头那么福气。微笑挂在脸上，活着依然艰难。在金边十来天，每天晚上，我爱到洞里萨河旁散步闲坐，看着滨河大道两侧的世界：外国人（多为白人）在雅致餐吧吃吃喝喝；高棉人坐在河边，隔着街道望着对面，他们多半只能光顾这一边的廉价小贩。一个满脸油汗的三十来岁汉子跟我打招呼，随即坐到我的身旁，简单英语夹杂粤语腔的生硬中国话，开始滔滔不绝。他的父母都是移民加拿大的柬埔寨华人。他在市场摆摊，小学毕业，在学中文，讲得不好。
　　“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没有人讲话，总不能对着车讲吧？我的朋友都有情人。我没情人。我喜欢看电视。那种电视。看着看着，小弟就起来了，就打飞机。每个人都这样，你说是不是？”他一定要我说是。他就住附近，他觉得我们有缘分。“我会按摩，上你房间按摩好不好？”见我没兴趣，他又提到小弟，告白兼开解。“小弟就像水喉，不能总是关着，想出水时就出水。我十多天没出水了。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他穷追猛打，我只好点头。过了几分钟，他还在跟我讨论小弟和打飞机，我借故起身。“给我一美元吧，买水喝，好不好？”他一脸油汗哀求，仿佛这一美元可以救命。
　　“越南人种水稻；柬埔寨人看着水稻长；老挝人听着水稻长。”十九世纪一名法国殖民官员这样概括印支三国的国民性，刻毒，并非毫无根据。宏伟吴哥，只是高棉国王奴役无数子民建造的神殿。到了现代，也只有波尔布特强迫柬埔寨人流汗流血，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劳改营。其它时候，小乘佛教让人退缩消极，热带风土让人可以靠天吃饭，易于享乐，不论这一享乐如何简陋。今年十月二日的英文《柬埔寨日报》有则头版报道，盖洛普最新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一百四十三个国家中，柬埔寨国民的快乐指数或者Positive Experience Index名列前茅，尽管这个国家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四十九个国家之一，尽管它的政治依然操蛋。稍逊同一地区的泰国与马来西亚，但是比起相对富裕的新加坡、越南甚至老挝，百分之七十二的高棉人总体上觉得快乐，把多数时间用于欢笑和享受生活。
　　盖洛普的数据只能参考（它说七成四中国人情绪正面，信不信由你），但你觉得高棉人的确就像吃了Happy Pizza，就连乞丐也常咧嘴微笑。《柬埔寨日报》同篇报道还说，二零一零年盖洛普另一调查发现，只有百分之三的高棉人觉得欣欣向荣，七成五认为自己正在挣扎，二成二感到自己苦不堪言。就算这样，他们每天仍然快乐，他们给出的满意分数为同一地区的最高分之一。原因何在？“期望值低。”一位专家这样分析。“我觉得柬埔寨人的快乐跟日常生活相关：他们可以养家，他们可以跟一家人一起活下来，他们可以享受没有战争的和平，他们可以自由谋生，没有赤柬时代的控制。这些因素让人说我现在很快乐。即使他们很穷，他们也说他们很快乐。”
　　马德望那位三分之二中国血统的酒店老板，他的多数家人没有跟他一起活下来。赤柬时代他还是个少年。一家十口都是需要改造的“新人”（new people），从金边被迫“疏散”到北部；根据赤柬规定，每家每户必须溶入“革命大家庭”，不能住在一起。苦役和饥饿，最终夺走七位家人的性命。跟他一起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都在美国。没人想住在柬埔寨。”马德望到处水淹，街道成了小河，我们坐在酒店门外聊到夜深，他的语气一直平静，若有所思，不知是否跟他失去七位家人有关。他对妻子有些怨言，所以我没问他现在快不快乐。这家小有名气的酒店由几个家人合资，他的儿子帮着看店，能讲得体英语，女儿在读大学。他的生活明显好过普通高棉人，好过在金边跟我讨论小弟和打飞机的那位油光汉子。
　　重返柬埔寨最后一夜，我在马德望的陋巷街边喝着一杯生啤，望着穷街上方的黯淡星空。这间pub的客人，多为长居此地的白人男女及其高棉朋友。店内，悬在半空的电视屏幕播着迪斯尼的米老鼠。四个衣衫凌乱的高棉小男孩，坐在小街对面的人行道上，靠着墙壁，津津有味望着我身后的电视屏幕。偶然转头，我看到一个八九岁的高棉男孩，该是对面的免费观众之一，跪在距我不远的一对年轻白人男女桌前，一手端着盘子，一手抓着盘内食物塞进嘴里。他吃得飞快，就像赶时间，根本来不及品尝。白人男女看着他，有些同情。他很快吃完，把盘子递还白人男子，不忘道谢。白人点点头，有些尴尬。屏幕上的米老鼠还在调皮捣蛋；高棉男孩回到观众席上，继续享受电视。这一夜，他应该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