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白纸》

文/屈臣旭

《一张白纸》是艺术家信王军和摄影师龢下于2013年7月底共同完成的一件作品，最终呈现的是一张被8吨重的压路机碾过的白纸。在预先设定的场景（足够光滑的压路机和地面）下，白纸在被碾过之后是没有外在可视的直观变化；然而咎于现实的问题，白纸却是留下了坑洼的地球表面的印迹。

压路机是近几年中国经济尤其是房地产迅速发展、强拆事件屡发的一个重要角色，作为被操纵的物体存在，我们不能去评价它，而是通过它以及围绕着的人与事去探究更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之前也有艺术家或者社会学者做过与之相关的作品，或是躺在压路机前摆拍，或者是赶到案发现场。然而艺术创作并非是简单的与社会事件发生关联就可以了，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有着更为广泛的可解读性，这就要求艺术家能够熟练地将社会语言转化为艺术语言。

艺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假借之物。白纸作为一种形式有其或直接、或间接，或模糊或契合的对应的物象，既柔和又扩张。对于白纸，一张标准A4纸来说，它本身有着很多约定俗成的印象，也有着很大的冥想空间。中国自古对于空和白有着西方体系无法阐释的感情。所以，白纸的意象可以是带有整个东方意味的，也可以是具体到个体的，可以是空的，也可以是被白填满的。在这件作品中，白纸有着两个方面的解读，一种是建立在约定俗成的某种定义下，即用来形容没有经历过某些事情或者没有被邪恶的习俗所污染的人。他们就像蚂蚁一样，有着保存自身的一种方法，那就是尽可能的渺小，可以在任何夹缝中生存；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看，被压路机碾过之后的不变（原本设定）也许是某些学者推崇的亚里士多德派的未来定律，然而现实结果（坑洼的纸）也就将问题引向了另一个维度，就是变化。变化意味着希望，意味着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也许是未被设定而咎于现实出现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却是产生了积极意味的结果。

当代艺术在现阶段来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与现实生活关切度。一方面，从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角度来看，艺术原本是为宣传需要，所以可以家喻户晓的传播，而现在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甚至最为有名气的艺术家也只是在小范围内，艺术真的成了带有精英主义倾向的东西，这种倾向延伸至今。另一方面则是从当代性的角度出发，探究艺术家的生存现状和艺术表达。尤其是80后的集体创作面貌越来越只注重自身小情绪的表达，对于童年记忆的再描绘。而这种表达和描绘呈现的美好伴随着现实发生着的不忍直视的问题一起成为了现实。表现现实和成为现实始终是艺术创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文革舞台上的红光亮与现实的批斗和饿殍遍野一样一起成为现实，当下艺术家的小情调与强拆、杀人一起成为现实。只有过去了避开了某种政治敏感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大幅度地表现这段历史，或是记录和转述。然而在当下，在现实发生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则在这件作品中明显感觉得到，这也与信王军对自己的定位与追求——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相一致。在集权主义和某些个人意志的强烈约束下成为现实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将被遗忘和嘲讽，成为现实的是大多数，表现现实的则是一小部分。

而在表现现实这个问题上，现实的精彩程度和某些事件的典型性又已经超过了艺术的表现能力。尤其是在看上去比较平稳的状态下的个案。因为现实比生活更为精彩，所以简单地以现实作为蓝本进行创作，不做语言的转化则容易沦为现实的附庸，在现实的精彩之下暗淡无光，而称不上一件作品。信王军的这件作品，通过抽象化的视觉转化将尖锐的社会问题引入到艺术创作中来，同时也在更多地层面引发人们的思考。信王军以更为简单含蓄的方式，以更为静谧的最终呈现形态，一改之前行为作品（《昆明，我走了》《金钱与权力》）中的激烈对抗与冲突。而其本次作品中身体的缺失或者不在场，也给了白纸更为充分的空间去启发更为广泛的思考。或者是把白纸作为一种依托或者承载物，代替艺术家甚至其他人承受了痛苦，它不仅仅是被碾过的人，也是围观的人，甚至是开动机器的人。它原本被设定场景下（光滑的压路机表面和光滑的地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外表没有改变都是纸，然而内在物理结构，紧密程度和质地都会变化，然而变化是隐形的。然而，在最终的形态下，纸是从外表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的，这种变化摆脱了原本艺术家的约束产生了新的内容，这也与社会现实中的不可能被设定的精彩产生了某种呼应。他不仅有行为作品激烈对抗后的沉淀与冷静，也还有民国照片的梳理绘画带来的自由与人权的召唤，历史与当下的关照，是理解他作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是在两个维度上创作，也在两个维度上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