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艺术 文：黄建宏

「殖民，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过时的议题？这恐怕就像资本主义是不是个过时的议题一样：当我们认為资本主义已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也正是它的问题演变成海啸的时候。」

——廖咸浩，2009

从2008年起，这五年来发生在台湾当代艺术与台湾社会的各种问题来看，就自己的体认和思考，这些问题在其各自不同与复杂的脉络下，潜藏著一个陈疴，这个紧紧缠绕甚至我都怀疑已经内化到我们生命组织中的古老问题：殖民式的他治（受制他人）。这个受制他人的宿命，并非意谓著在台湾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对话中有著明确而具体的敌人或对立主体，而是意味著受制於一个抽象的外部，一个跟我们真实的社会经验、内在感受与政治处境脱离的外部。

事实上，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到一些更為倒错的徵兆，就是这些所谓的殖民关係在今天利己主义与灵活思辨的碎片詮释下，可以是极為冠冕堂皇的国际接轨与国际连结，是符合潮流、自愿的、自决的、积极参与的无形契约。就像今天最野蛮的经济剥削都被称為平等贸易协定了！

上述悖论在现实发展中的主要基础，不是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而在於不平等的文化经济关係如何被延续与再生產，而其发生的场域包含了艺术机构、教育机构甚至文化政策单位。国际接轨与国际连结是一种与生存之道紧密相连的生命想像，这种生命想像是為了能够跟欧美共享同一种世界想像。意即欧洲从资本主义与殖民时代开始，延续理性啟蒙与浪漫主义对於普世性与世界的想像，而完成一种整合想像、理念与生存利益的实践理性：一种旨在满足本能性慾望的理性操作。在这种实践理性两百多年来的运作成果与变化发展中，我们面对的是各种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感幻象，其中足以供作物质性判準（现实判準）的几乎只有利润与宰制。

台湾当代艺术最感痛苦与尷尬的，正是从利润与宰制的评判下源源不断的「卑属感」。「卑属感」并非偶然出现於特定时空，而是台湾不连续歷史中的流变。因為日治时代的殖民是一种混杂民族对立的经济宰制，日本成為一种极具体甚至过於具体的外部与他者。这种具体可见的殖民形式随著二战后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也被替换為冷战结构，殖民者转化為超级大国的友好「老大哥」，以及国际生產线上的上下游宰制关係。此时的「卑属感」完全被生產模式与生活模式的现代化所掩盖，大家為了未来单一化的幸福生活而打拼，殖民关係也被盟国友好关係所遮掩。此时被剥夺的可能不是民族情感或国族认同，而是牺牲市民生活所造就的血汗劳动。

标誌出冷战结束的1989年，世界被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更為巨大的全球架构，许多进行社会结构甚至国际关係重组的国家或地区，跃身变成為更有效率与弹性的运作单元。在这新自由主义时代中，民主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过往宰制者原本同一化的身分、象徵、权力与资源，拆解开分布在所谓「合乎法治」的体制—也就是连有机会成為宰制者的人都必须被牵制在体制中；可是这种朝向动态平衡的基进民主，让不同的权力不再以佔领象徵和建立机构為目的（詮释与批判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失效），而是将所有形式的宰制在合法条件下内化到生產流程中，以生產流程这一无关乎意识形态的机器左右公共议题的协商与决断结果。宰制者因為自己也拋弃意识形态的同一化而获得除罪化，也因此变得更為灵活、更為绝对地进行垄断。

国际强权转而鼓励平等与合作，但这些平等与合作必须以跨越地域性意识形态、无止尽的国际接轨与自由竞争為前提。在意识形态上，满足著过往被宰制国家渴望国际合作的需要，在实际生產上更理所当然地进行著国家竞争，并以「全球」為说词，成功地将竞争导引到更赤裸的状态。过往的殖民关係為文化臣服与崇拜打下基础，豢养著国际连结的慾望，而国际连结的开放虽然看似一种释权，但事实上是将权力移转到生產机制上。生產机制不仅在自由意志下与意识形态撇清关係，也相对地保证了殖民关係的有效性；但同时间，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价值阶序制，虽然已被这些国家的文化代理人所放弃，但这并非政治经济结构的释权，而是被内化到被殖民者的社会中。毕竟延续这价值阶级对於掌握公共资源作為利己之用是最迅速的。

1990年代的台湾专注在迎接解严后未来的开放社会，这价值阶级的内化随著当时尚不為台湾人熟悉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以国际化和国际接轨之名进行著，另一方面确实伴随著以进口的各种科学系统对旧有威权体制进行革新。事实上，当时「价值阶级的内化」主要以另一个名称来翻译，即「现代化」；也因為外部关係中现代主义改革的啟蒙和内在关係中后现代主义解构的内容在台湾共时发生，因此出现了一种部署方式：以解构内容完成啟蒙行动。自此，解构内容成為消费性的啟蒙商品，大量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消费者的位置进入现代主义式的价值阶序制。此时进入该全球生產框架的知识分子，一面是支持与推广欧美学术的忠实消费者与代理进口志工，一面则在政治正确下在台湾获得其作為知识分子的社会象徵价值与权力。

形塑出这一层歷史的概略认识之后，我们也就可以推进到面对西方知识分子理论成果的弔诡之处。这弔诡之处就是他们极尽可能地描述出各式各样的解构思维，但这些打开更多可能性的思维模式或工具，却大多在立基於各自明确的歷史社会脉络的同时，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市民社会的暗示，而几乎不面对明确的国际关係与彼此异质之文化间的现实关係。这种不面对使得解构思想与解放思想成為以文化或人文思想延续这些过往殖民国的国际优势，并以另一种方式维持其治理关係。换言之，这些思想与理论仍然以一种普世性的型态，辅以学术权力的国际网络，通过交易与流通的形式完成新的国际阶序制的普世形式。

一般而言，这种被殖民所换取的利益，就是摆脱国族主义的威权统治与生活的现代化，但同时付出的代价是延续并协助过往强权国家朝向帝国的转型，换言之，台湾作為帝国边界的意义就在於此，我们从未是单纯的被压迫者，我们同时模仿著压迫者并与压迫者合作作為被压迫的补偿。这种潜在殖民的面向更广袤地「碎形化」到许多更為内部、更為细部的关係裡；而且这关係因全球化的进展而生成各式各样的国际合作彼此支持。自此，「生命政治」的意涵在台湾人身上就变成為更复杂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在台湾的地域范围内都可能以国际接轨或国际合作而成為「殖民代理人」，但这代理人要贡献的代价就是完全服膺远方权威的理论与方向：完全被殖民。只有完全被殖民（其中「殖」的意涵已经是内在性的）才能在自身的社会中成為殖民他人的优势者。

以国际接轨為名的内部生產资料与生產工具的佔据，并以脱离社会脉络為代价的「艺术反思」，延续对虚拟之价值阶级系统的依赖，这两个内外嵌合的关係使得新兴发展的「他地」艺术（台湾当代艺术也是其一），容忍著畅谈政治与责任的欧美几乎不面对不讨论他们所掌控或赖以生存的当代艺术的政治经济结构。今天全球化的帝国似乎在管理理性的普遍化中化為无形，但事实上，以国家利益為依归的考量却无处不在、变得更為赤裸可见；甚至我们应该说，批判理论的詮释世界再一次地包裹了迪波（Guy-Ernest Debord）描绘的奇观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与史碧娃克（Gayatri C. Spivak）都以詮释学出发，并因开啟了后殖民研究的盛况，但这盛况却也同时掩盖了一个重要面向（政治经济学），并暴露出另一个矛盾的面向（意即相对主义化）；於是后殖民论述自此变成了帝国的某种补充，也因此，我们可以领会到关注生產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詮释学）可能才是面对潜殖民的关键面向。

艺术必须面对生產（机构）—面对许多机构涉入的生產关係进行思考与实践的艺术行為与讨论。而且在这潜殖民与殖民关係内化的脉络中，代工经验丰富—甚至成為我们内在宿命—的台湾与亚洲其他国家，就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唯有通过对生產关係的基进提问，才能够翻转出被「现代性」遮蔽的另一面：

对於可以通过今天的生產条件进行思考的作者而言，就不会再期待或渴望那种推陈出新的作品。他的作品永远不会仅仅是开发產品，而总是同时在生產自身的手段上进行创作。换句话说，除了在它们作為作品的特色之外甚至之前，他的生產必须具备的是功能的组织。

—班雅明

班雅明在上述段落中所指名批判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式的创作，与此相对的就是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事实上，从现代、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界定与讨论中，「现代…」作為某种特殊指称时，是一个几乎与资本主义生產和资本景观现象学密切相关的概念，而且伴随著这个概念的系谱学所牵引出来的便是各种殖民关係的永续生成。可惜班雅明当时的批判尚无法意识到殖民（解放）关係与世界（政经结构）之间的本质性矛盾，无法意识到他的批判依然侷限在现代性之中。

自此，面对生產、思考机构自主发展生產机制，甚至思考与开发艺术生產的新工具，其迫切性所针对的就是两个世纪下来，无意识地或功利地进入生產机制的专业艺术，它因為面对生產、思考生產、回应生產而「生產」。这裡指称的生產已经超出班雅明限定在「生產技术」与「品质」的范畴，而更接近阿多诺（Theodor Adorno）交缠精神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这也是法农（Frantz Fanon）早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就清楚地说道讨论文化殖民问题，必须从精神分析与经济学（生產关係）著手。换句话说，不同时转化生產关係（政治经济结构）的詮释与批判，只是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中扩增其治理范围与诡辩修辞，詮释（特别是精神分析式的詮释）与批判需要有政治经济学的对质作為基础，才有运作功能的可能性，不然就只会是自由市场中标新立异的诡辩知识份子（纪杰克(Slavoj Žižek)）与具备灵活人格的文化批评者（赫姆斯(Brian Holmes)）。

「面对生產」无疑地就是质变的生產性（productivité altérée）。质变的生產性生產什麼？如果说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关於「获解放之观眾」的想法，期待著每个观眾以其自身所知所能进行知识的翻译与学习，换句话说，生產工具与资源在何种新的关係中得以开放、流动和分享，并在这条件下衍生出各种「个体」生產模式、关係与知识。这些关係与知识不只是今天许多当代艺术双年展和艺术中心大量收集的碎片，而是必须提出确切的生產关係。许多策展人、艺术家与中心主持人，就像洪席耶一般，尝试模糊观眾和合作式创作者（自学者）的界线，但事实上，只是固定出观眾角色的这个古典出发点，或是置身事外的交流设计者（而且常是收集者）这样的民主人角色，都只会揭露出更多的疑问：反身性辩证不够彻底。反身性不是新议题或新模型，更糟糕的是它成為专家的新词汇：洪席耶意味的「教师」必须先被替换為示范社群—挑战自身生產关係的社群，才能够开始面对观眾或随机参与者。

在新自由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突穿许多贸易障碍后（包含著艺术市场往亚洲的移动），会发现自由「变质」了，这个变质就是平行世界的分化被再次地统一化為一个世界（全球），这个距离的简化与拉近使得现代性幽灵再次现身、系统中的殖民关係变得更為具体：流变為殖民。在这流变中粉碎掉空间障碍和物质惯性的，几乎就是对前卫性的刻意误读，从达达、超现实、杜象、安迪．沃荷到后现代，弔诡性的操作—如「反—」、「非—」、「这不是…」—只是让异质性的詮释变成琳瑯满目、而且越来越廉价的商品。这就是為何德勒兹（Gilles Deleuze）会成為佔夺式资本主义的最佳说词，就连「生產」一词也被资本主义佔夺為对应利润的「功能性指称」，也是洪席耶為何有必要一再商榷解放如何可能的原因：如何扭转阿多诺在1968年即预告出的「生產关係决定生產力」的困境。

新兴国家的歷史性战略就是让生產关係对於生產力具备绝对的支配权，而这个权力生產利润的狂喜必须相当程度地接受对於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臣服。洪席耶描绘出的民主之恨，事实上就豢养著潜殖民的权力慾望，然后再用一系列的危机场景和创世纪式的趋势说，强固这种自愿式殖民的合谋结构：不断碎形化地生產出各种供予剥削的底层。这种被阶序制绑架的碎形化（多样化）需要横向发生的质变来扭转，因為质变会让阶序关係变得倾斜而难以度量；然而為能翻转潜殖民的政治经济关係，是不能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合法语境之外，因此，以殖民关係的质变来迴避被歷史詮释框定的解殖，或许能够保留既有的协商空间。

概念创造与歷史案例的同一化，强化著单一世界史的合法性，即使概念与歷史之间保持著双向互动，也仍是封闭的，这正是文化强权论述的致命伤。而这个同一化便是国际（全球）现代主义的陈疴弊病，用特定的歷史范例来形塑普世性概念，这种尺度格局上的落差就是操控文化经济阶序制与潜殖民的主要基础。

我们所面对并抗争的是模式，而不再是意识形态。我们必须為了批判机构与生產关係而著手新的机构。这正是生命政治与一般政治之间的差别。生產艺术旨在於通过艺术创作与计画直接触及生產关係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任何的批判性詮释都必须以此思考為基础，并将其视為质问与置疑的核心标的，我们才有可能「参与」、才有可能出现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参与空间，才有可能重新讨论生產的实践意涵：我们没有比欧美人离马克思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