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 LARRY ROHTER 报道

纪录片《艾未未：道歉你妹》(Ai Weiwei: Never Sorry)中的一个场景，该片拍摄的是这位艺术家在2008年到2011年这段时期的状态。

中国概念艺术家、雕塑家、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艾未未的公司有个搞笑的名字——“发课设计公司””(Fake Design)，但是他所面临的挑战却是非常真实的。作为中国最为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他曾遭到拘留、逮捕和殴打，并且在实现中国宪法规定理应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时，经常遭到骚扰和审查。

《艾未未：道歉你妹》(Ai Weiwei: Never Sorry)这部纪录片由美国导演艾莉森·克雷曼(Alison Klayman)拍摄，它近距离审视了艾未未的艺术与政治活动，并展示出二者如何变得愈来愈难解难分。这部纪录片将于周一晚上在PBS电视台播出，作为“独立镜头”(Independent Lens)系列片的一部分（详见当地放映表），该片主要集中在2008到2011年这段时间。该片去年夏天发行后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还在圣丹斯等电影节上获奖。

艾未未现年55岁，是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但他成长期间，艾家政治上处于失势地位。“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进了电影学院，后来又在纽约呆了10年。1993年他回到中国，很快成了先锋艺术运动的领袖。他被聘任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体育馆的设计顾问，但就在2008年，他与政府决裂，批评奥运会是“假笑”，并批评政府在四川大地震中的处理措施。

上周艾未未在北京的工作室内以英文接受了电话采访，谈了自己的艺术与政治活动，以及在纽约的岁月带给他的影响。下面是采访节选。

问：《道歉你妹》在2011年结束，当时你刚刚结束81天的秘密监禁，被羁押在家中。那么你的现状如何呢？

答：我现在应该说是个自由人了，但他们从没归还我的护照，所以不能出国。在中国，我周围的环境宽松了很多，但我仍被密切监视着。如果我出门，仍然有人秘密监视我。

问：在那部影片里，你去接近那些被派来尾随你的国家安全机关的盯梢者，试图和他们交谈。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所以我希望他们知道这一点。一般来说，被尾随的人都会觉得受到威胁，感到很害怕。所以我总是说：“如果你想找我，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你们甚至可以来我的办公室，我会给你们一张桌子。你们可以看看我见了什么人，如果我出门旅行，我可以说你们是我的助手，所以不管我见到什么人，你们也能见到什么人。所以告诉你们老板，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好好观察一下这个被称为颠覆政权者的危险家伙。”

问：类似这种对峙，以及你所做的其他各种事情，在西方被视为一种行为艺术。这个描述准确吗？

答：我不想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这是一种表达，但不是设计好的表演。这很危险，很令人沮丧，是真实的生活。这是一种生存方式，是在向那些人表明你自己。因为你不想让他们觉得你被吓坏了。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这会让权力觉得自己强大无比，不可动摇。我想告诉做事的人或者年轻人：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权利。

问：所以在这样的时刻，你觉得自己主要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呢？

答：这两个角色我都没有刻意去扮演，或者说没有刻意去想。我的生活非常丰富，由我自己主导，我有各种政治和社会关怀，还要搞很多所谓文化和艺术活动。它们彼此密不可分，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你走路的同时还要呼吸，但你不一定非要注意到自己在呼吸。但当你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走路，比如说爬山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自己必须拼命呼吸才行。所以我的活动多少有点像这种情况。

问：现在你的生活经常处于监视之下，为什么又让艾莉森·克雷曼拍这部片子呢？这不是更多的打扰吗？

答：我觉得表现这种日常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人们想到中国，他们会觉得中国现在又强大又富裕。但他们必须知道在这个发展阶段中有多少牺牲。有太多悲惨的不公正事件发生了。这个党只是不去和你讨论和谈判这些问题。所以这部影片非常重要，它向人展示了权力的存在。他们非常强大，但有时候也极度软弱，他们其实无法承受任何抵抗或质疑的态度。

问：中国最近进行了领导人的更替，你对G。C。D新的领导人有什么看法，他们会放松这样严密的控制吗？

答：我看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不管洗多少次牌，拿牌的还是同一只手。这就是他们的玩法。他们从不遵守规则，从不尊重他们自己的宪法。他们的权力从来不受到任何真正的限制。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一切还差得太远，他们要做任何改变都很困难。我对改变不抱任何希望。

问：在那部影片展示你是社交网络的积极使用者，既把它当做艺术工具也当成政治工具，你现在还能使用社交网络吗？

答：它是一个工具，但只在海外有效。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我的名字都是被禁止的。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努力建立快速的信息流，但在中国，他们还在努力设置各种限制，想让信息的传播慢下来，或者阻挠它，这样他们的年轻人成长中就永远不会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永远都不知道真正的挑战。我觉得他们设立国家网络防火墙，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牺牲了整个一代人的未来。

问：你提到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个话题。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你住在纽约那段时间就开始系统思考这个问题了。

答：是的，没错。我刚到纽约时，看到基本的社会公正是如何落实的，以及在很多情况下，又是怎样没能落实。我想了很多，我也参与过汤普金斯广场公园暴动(Tompkins Square Park riots)和艾滋示威游行，甚至还参加过反战游行。我经常说，我看过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听证会，每一分钟都没落下。所以我一直都对正义在每个具体实例中如何实现这个过程非常感兴趣。这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

问：在纽约的日子一直对你的创作有影响，那段时间是怎样把你塑造成一个艺术家的？

答：那段时间非常重要。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明白艺术是怎样与现实生活，乃至我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应当分割开来。我觉得那些试图把艺术与现实割裂开的艺术我都不会真正感兴趣。这也是给我上了一课。

翻译：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