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豆瓣网

真相只有一个。神秘的生普洱在新文章最后透露“一杯生普洱”是一个团队，而新文章的语气与逻辑也与之前有所不同。刚开始我从央美圈开始排查，当TA表示对范景中的肯定时，我便猜想对方是在国美；前一篇文章中，我把刚策了一个大渣展的邱志杰和新书写的并不够分量的潘公凯同时用修辞拔高，结果对方在两者之间选择了保邱而讽潘。答案有些眉目了，生普洱可能是国美圈的公共马甲，“TA们”的文章旨在发掘上海、北京和央美、川美学院圈已经失去更新能力大佬的槽点，进而为许江院长即将登场的一盘大棋造时势，或许炉子里的新柴已经就位了。

在新文章中生普洱用修辞形容我用事实压人，而没有攻破TA观点的大梁，而其实上篇文章我该说的都说了，“帝王师”是唤起文化界对共同体的责任，对“权力”的焦虑可以通过读后期福柯破除。可能有两点说的还不太充分，一个是最后说浪漫主义的关键是“不同土地上高贵灵魂得以彻底自强不息的友爱共同体”，这里用词不当，“君子和而不同”，应叫“友爱共和体”更合理；另一个是生普洱还是认为“最终我希望对现代性的批判导致我们走向更现代的文化”，问题是你用什么资源批判现代性，用个人天生的智力？传统不是铁板一块，有孔子的传统、庄子的传统、佛学的传统、柏拉图的传统、荷马的传统、阿威罗伊的传统，其中任何两者的差异都不比其与现代性的差异小多少，面对这么多差异性的可能而不用理智与深入阅读来选择，却情绪化地死死抱住“现代”这个词认为非现代的即邪恶的，这算不算一种北朝鲜心态？说人家沉下心读书用理性研究出来的成果是“不甚了了幻想出来的传统”，却正显示出自己“不甚了了幻想出来的现代”，不是我捧普洱，TA们任何一篇文章的价值都比巴丢那篇狗屁不通的“十五论纲”要高。

虽然生普洱新文章硬伤仍旧多，但看在TA修辞上更谨慎的份上，也为了直奔主题，我就不一一正名了。TA文章唯一两个新问题是“坏政治”与“普世价值”，这里可以澄清一下。

沃格林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我较为清楚他的局限与问题意识，所以引他的观点应该不算“小女生式的”。沃格林认为政治现代性的结构来自一种古代邪教“灵知主义”，这种极端化的基督教认为旧约新约的神是两个，旧约的绝对恶，新约的绝对善，而人类所在的这个世界是绝对恶的，所以人要通过理智的能力向绝对善神的空间进发。马克思为了让人当犹太人事业的炮灰，给人家说“失去的只有枷锁”，定义人家是“无产阶级”，“无产”能怎么样？“无产”就说明当下世界的所有内容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靠一种政体或负面新闻就可以认定某种政治绝对坏吗？纳税人养女王的英国是不是“坏政治”呢？儿童被枪击、食品激素滥、医保全坑爹的美国是不是“坏政治”呢？我相信对于我的家人，目前的政治是相对好的政治，而对于在利比亚“革命”中被屠杀的黑人，“民主”是相当糟糕（如果不是最糟糕）的政治。如果生普洱把“目前的坏政治”换成“目前政治中的种种问题”就能清楚地讨论具体问题；认定目前的政治是绝对坏的，就会产生四种后果，一是犬儒主义、二是利己主义、三是激进主义、四是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上面四种群体意识形态分别发展到一定程度，相互作用就一定会爆发种族屠杀，我国离上一次种族屠杀的时间并不遥远。

施特劳斯明明是坚持真正的普世价值的，只不过认为美国官方宣传的所谓“普世价值”内容是错的而已。目前这套“普世价值”明摆着是迷信，柏拉图、伏尔泰、赵汀阳明明都反对，自由派确还睁眼说瞎话自称“普世”，是说柏、伏、赵不存在？还是说他们不是人？这帮疯狂的民粹蛮夷是不讲逻辑的，都是信以为真的。这背后的话是只要我信的你不信，然后我比你武力强，我就一定要打到你信为止。这种令人作呕的反智主义一神论逻辑，如今就像猫狗党一样猖狂，我喜欢狗，你吃狗，所以你就普世的不道德，我找群人抢你也TM白抢；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内贾德正在琢磨如何政体改革平稳过渡，伊斯兰世界如何实现文明再造，你雇30个本地人在摄像头前表演一番，然后就要发导弹雨灭人家政权，如果死伤的只有军队那还好说，最可怕的是主权真空下的无法治状态，完全应验了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任何一点从前或当下的怨气都可能导致屠杀，阿富汗60年代女人上街能穿高跟鞋露小腿，现在被搞成什么鬼样子了？我不是哲人，见到“普世价值”与猫狗党只能说wqnmlgb。我很怀疑普世派是不是从玉蒲团里得到的灵感，认为屌不够硬切掉换个狗屌就行了；施特劳斯自然正当的贡献就是第一普世价值是有的，但只能是时势中的相对最善，第二法治是历史性的、绵延自传统的、封闭性的，智术师与强权勾结意淫出个非历史的普遍法权，除了为寡头牟利就只能制造文明倒退的灾难。

生普洱说“现代性现在只是是半杯水，他们看到的上面空的一半，我看的是下面有水的一半”，我可什么杯子什么水都没看到，只看到一场绑架浪漫主义与技术来不断制造灾难却总能推卸掉责任的骗局。我根本不用回答“如何保证甘阳们的传统主义理论不会被目前的‘坏政治’给利用！”，现在的问题是现代性的左派右派已经被利用了这么多年，不停地制造各种悖论式的问题，一出事就互相推卸责任，如果有共同利益就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与民族性上，对于其尽在眼前的局限性，应该探问中西传统丰富无比的资源能提供何种建构性与批判性的视角；在面对现代政治的迷信时，文化人如何能不做现代性的工具与消费品，通过深入学习古典智慧而用自己的理智来担负起文化人的政治责任。

仅仅立场不同是争不起来的，能争论说明一定有对错之争。我认为生普洱错在以为有个“更现代”，认为现代性与当代艺术内部的资源足够继续向前推进，可这话说得出口事做不出来，生普洱做不出更现代的作品，也策不了更现代的展览；在考察现代性观念史与国际当代艺术系统现状后，我认为说“更现代”这样的空话是一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坐以待毙。生普洱一开始则认为传统资源的重启并不可能，只是“国学热”幌子下的学院利益，在我要求TA严肃对待他人工作后，TA勉强同意艺术与学术可以回归传统，但却担心传统政治资源为政治寡头利益服务，也就是把怀疑对象从艺术学院转移到国家政治，其背后的原因是对权力的不信任与对非现代思想的不信任，我对甘阳的信任令生普洱怀疑，在他看来，这种信任是错的。

而这种对错之争的根源仍然在艺术内部，就是生普洱认为甘阳是在表达反装置的观点，而我认为“甘阳”是一个反装置的装置。如果在学院的学术报告厅，我也会认为甘阳是在表达观点，但问题是这场争论在美术馆；如果在美术馆里看到杜尚的小便池，你肯定不能说这个放错地方了，这该放厕所，小便池放进美术馆不是为了让人往里尿，而是进入艺术现场的当下之思，这在西方艺术系统里是被宽恕的自反性作品，在中国审美系统里是王国维提出的“古雅”——即并非欣赏原创天才在此刻的绝对凸显，而是让观者进入当下与境遇之历史性所发生的回溯关系之中。小便池的作者与其说是杜尚，不如说是游荡在美术馆观看空间中的西方艺术史之神，甘阳在美术馆中反对装置，却无法完成对空间中西方艺术历史之魂的驱魔，所以他必需对西方艺术的逻辑毫无期待，才可能不被当做一个反艺术的艺术事件；但如果他完全破除了对西方艺术逻辑的期待，则一定会被认为不专业，是外行指导内行，就更加凸显出他这次行动的自反性，而如此激烈且不顾专业逻辑的发言，则又令人怀疑他说的是否是他想的意思。我认为“甘阳”是一定对西方艺术逻辑有期待的，因为他来到了现场而不是在文章里骂，他还是想促成某种转折，通过打开西方艺术许诺的宽恕与自由，让传统以一种蛮横的形态冲击现代艺术“开放”的封闭性，以一种冲突的形态被美术史宽恕，然后转进一个中西艺术以结构性冲突共存的新领域，而不是我用我的结构吃掉你的作品或你用你的结构吃掉我的作品。

施特劳斯的解释学很大程度上是“古雅”的，因为信任有限几个巨人级别作者的道德学问，所以字面逻辑错误可以被认为是微言大义。精于此道的甘阳把这个结构倒置过来，用自己的错误启动了美术馆空间中的艺术史逻辑，让西方艺术既要给中国艺术结构性的自由，又要维持自身结构不被排斥掉；而如果西方艺术史不宽恕且承认“甘阳”与中国艺术结构为真正重要的艺术事件，那么它当即就失效而退出美术馆了。所以在中国美术馆，“甘阳”必须且只能是一个装置；杜尚的“小便池”使贱陋与现成品被宽恕，“甘阳”的不专业反装置使人的不宽恕被历史性地宽恕。施特劳斯是旧约的传统，把个人主体完全托付给绝对者，“甘阳”利用的是新约的传统，把绝对者的所有都索要过来。

中国的新年要到了，西方艺术的精神却还在绝对的律法与绝对的自由之间游荡，如果任何不是艺术的东西跑到美术馆里反艺术最后都会被承认为艺术史的一部分，这样一种事业真的值得期待吗？或许台湾画家何怀硕感受到的那种蔡国强与AVV的“太可怕了”，我们大陆人只有在春节合家团聚时看龚琳娜才感受得到。

当代艺术如果有什么重大问题，就是艺术家一定要像齐白石一样，无论何时何地都准备好在意外中发现动物的轮廓，在甘阳从美术馆走出来之前把名字签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