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本文是汪晖先生在“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成果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2012年9月24日-25日）上的发言。

汪晖（清华大学）：这个书（指《“四大主义”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观察者网注）充分酝酿，已经写了十一年，其间谈就谈了很多，我对这个书和一些思考的行程还是有些了解的。我说一点点感想，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这部书的意义。

第一，它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对于艺术史而且对于其他领域，研究现代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因为它不是在单纯的美术框架下，而是在整个历史大的变迁里来观察文化的流变。这是它的抱负，这部书一个很大的抱负和野心，就是要重新结构一个现代历史叙述的框架。

第二，它的叙述方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像传统历史叙述那样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看它描述的构造，除了“四个主义”的概括之外，它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叫“自觉”、一个叫“事件”，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范畴。我先说一点关于“自觉”的话题，因为这是现代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出现的问题，特别明确的是两次，一次是“五四”前后，我们看当时主要的报刊：“自觉”、“觉醒”、“觉悟”，各种各样的。最有意思的，跟四个“主义”应，“自觉”不是一个方向，《新青年》激进派讲自觉，《东方杂志》和那些我们今天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人也都用“自觉”，到了这个特定的时刻，不同的方向、不同取向的人对自己时代和自己的历史定位有了一个认识，而且涉及的方面也都呈现出来了，比如到底我们要对西方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学习西方的背后是把它看成我们的楷模、起源，还是把它看成我们必须回应的话题？西方是普遍的还是地方的？

这种问题不是在今天出现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举个例子，“五四”以前，大概一九一八年文明论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西方的文明处在崩溃的过程中。西方人开始寻找各种道路，其中东方的资源变成他们思考自己的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来源。在这个背景下，忽然有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觉得西方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根源，但它是地方性的，它不是普遍的。这个话题跟现在一位美国的学者写的一本书略同，翻译过来叫做《把欧洲地方化》，意思倒不是说欧洲不重要，这背后实际隐含的是自我认识，发现我们是蕴含着这样一个可能性。西方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遍，我们虽都一直跟它博弈，学习它、拒绝它，从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最终必须把它重新地方化。重新地方化的同时等同于重新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潘公凯的这部书里，包括“文化身份”的讨论，都跟这个有关。这是一次“自觉”。

第二次是当代，当代关于“文化自觉”的讨论。“文化自觉”最早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扩展得很大。潘先生的看法里，没有单纯的回到“五四”的那个话题，他不是从“文化自觉”中直接用自觉，因为自觉似乎是一个时刻，这个时刻突然产生出对于历史不同的看法，不是单面的。所以他后面讲“分化”。这部书在形成过程中达到的某一种历史的平衡，也是我的一个感受。从最早听你谈到现在形成“四个主义”，你在历史上给他们定位的时候，我感觉是比较平衡的，每个方面它的合理性和问题都比较平衡地呈现出来。这也是一个“自觉”，忽然发现历史不可能简单的提供一个方向的反应，如果单纯突出一个方向，那个历史图景无法构造出来。所以这个“自觉”里也包含了一种意识，也包含历史经验在里面。所以这部书用十一年时间是很重要的，时间长度很重要，逐渐的丰富和达到平衡。跟“自觉”直接相关的是他提出关于“事件”的叙述。

我们历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基本上中西关系尤其“现代性”这个命题是一个时间的观念，一讲“现代”，一定是放在时间的脉络下叙述。过分的“时间性”就会带来很大的方法论上的限制，因为如果只是一个时间性，传统跟西方就变成时间性的问题了，“大众”也好，“融合”也好，似乎也是“时间性”的问题了，可是潘公凯把“自觉”的问题放进来，是放在一个“事件性”的框架下，各种要素在这个地方急剧爆发、冲突，产生出人们对于问题的态度。我们过去讲现代美术、现代思想，绝大部分是在时间的脉络，潘公凯的叙述把它放在事件的脉络下来讲述。“事件”的脉络，第一，它有“时间性”，但是这个时间性跟传统的单纯从这儿到那儿的“时间性”不一样，事件是一个“时间性”的爆发，各种各样的关系都被放在事件当中进行重组。由于这个事件的重大性，使得此后的历史变迁都变成有关，“自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自觉”是在这个事件爆发中我们都形成了对历史的态度，无论是传统的态度、西方的态度、民间的或者其他的态度都表达了我们对事件的态度，在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态度。

所以，我们说，事件跟一个人的忠诚、跟一个人的价值有关系。我对这个事情从此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尽管是相互碰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原先讨论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潘天寿和更接受西方的人互相之间的碰撞，事实上都是对同一个事件的态度，差别很大，但它是在爆发当中产生出来的对于同一个事件的反应。也在这个意义上，它使得一个空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空间，因为到了西方一说时间马上就是空间，因为在这个地方，事件不仅仅是空间，事件真的是一个爆炸，使得所有后续性的反应变化了，都需要跟这个事件关联起来才能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事件，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摆脱其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在方法论看起来是在沿用旧的语汇：现代性、不同的流派，看起来这些语汇别的人也会提到，但是放在“自觉”和“事件”的框架下，使得这个问题有了反应，有了变化，时间性的问题有了空间性的效果，同时一个一般性的历史叙述有了主观的策略。他特别强调，比如“四个主义”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策略性的选择意味着是主观的，我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态度在里面，他的描述里面包含了这样一个内涵，从这个方法来说我觉得很有意思。

另外一点，到底怎么去描述中国的现代？除了这个事件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最初触动他的可能是到底怎么放，齐白石、潘天寿这些看起来传统的艺术家，艺术地位那么高，放在现代的艺术史里他是过去的遗存呢还是现代的一部分呢？在现代艺术里他们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也是这个课题里让我最触动的一个部分。用不用“现代性”这样的语词我觉得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个估价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今天称之为“现代性事件”，由于西方的介入，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是否出现过另外一个事件，在中国的艺术史上有没有过一个重大的突变，使得在这之前的中国艺术或者中国思想的一些要素已经具有了某种“现代”的性质？

我用“现代”这个词有时候容易有一点问题，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在非西方地区（不仅是在中国），在其他的一些文明里面都提到所谓“早期现代”这个概念。“早期现代”这个概念的意义就是要和近代、和西方遭遇，他们在中国还有特殊性，一会儿可以简单地说，比如跟印度或者其他地区的殖民现代之间的区别，我们现在所说的事件是跟殖民现代性的发生在一个范畴内、大的框架下爆发出来的，因为西方的入侵。事实上在这个事情之前，在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思想领域，各个领域在不同的地区都出现过自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突变。

中国历史叙述里围绕着中国早期现代问题，我不是说艺术史，在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上，一般来说有两个主要叙述，一个叙述当然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所谓“宋代的早期现代性”，强调从晚唐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个潮流，使得历史发生重大的转变。比如贵族制度瓦解了，有了科举制度、平民化的社会；中央集权的现代管理的基于更庞大的官僚体制的国家，而且有了早期的市场环境，比较发达的不单是国内市场而且是国际市场。在思想领域里像宋明理学、道学的出现，跟过去的儒学形态非常不一样，同时和佛教、道教进行搏斗，产生出一系列深远的后果。我觉得文人或者文人绘画的传统和这个突变有非常深的关系。我不是做艺术史的，但是这个重大的转变是中国整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突变，到底在艺术史上怎么放？我自己没有把握，请艺术史家来判断。

第二个叙述是文化史上也是经济史上比较多地强调到了晚明的现代性，这是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无论怎么样，这两个重大的事件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都不是在西方的直接影响下，也不是跟它的碰撞，完全有其他的内在于中国自己历史一些要素的脉络。在这个脉络下产生的一些要素已经展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文人画”里也包含个人要素，可是这个“个人”跟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有另外一个意义。当和西方遭遇的近代和现代发生之后，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曾经在中国内部产生出来的已经拥有的一个潮流和一个传统，所以才会产生出对抗。

我个人的感觉是，潘天寿他们是有“自觉”的，因为周围的同道都是各种各样的更自觉的对抗的时候，他所诉诸的资源已经不是一般的传统，因为在里面已经包含了比如文人画的传统，中国的文人画和水墨的传统已经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发展。这在叙述上还包含了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自己内部发生转变的所谓的“早期的现代”由于跟西方遭遇产生出来的对抗。所以它的“自觉”不是一般的复古主义，它里面的内涵可能更丰富。我对艺术史没有什么体会，我们从思想领域里可以看出，思想领域里跟西方这些潮流相对抗的因素都不能称之为“简单的复古”。如梁漱溟所思考的问题，第一是基于当时整个危机，第二是他对中国历史上已经产生出新的资源和力量的思考。

另外一点，在这本书里，“大众主义”突出到这么重要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众主义在现代历史上、在现代艺术当中的重要性，除了跟现代革命动员有关，同时又跟现代工业、整个现代进程发生关联。在中国“大众主义”的凸显和其他地区同样也有不同，这是我们在所谓“遭遇西方”之后中国特殊的历史定位有关的。如果你碰到非洲的学者，碰到印度的学者、拉美的学者，一讲到现代性课题，他们很自然地就会提所谓的“殖民现代性”。可是在中国，当然有“殖民现代性”这个要素，现代的中国由于发生了一场二十世纪历史上、世界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变化最深刻的一个所谓“革命”的历史，革命的历史是跟殖民的历史相对应的，不管我们今天怎么评价革命过程中的问题，但是它调动起了一个社会的能动的力量，所以很难在殖民和被殖民一般的带有被动性的框架下，所以“继发”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下带有很强的能动性，“大众主义”的产生我觉得是在这个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把各种民间和各种各样的要素组织到这个潮流里面去。我也看到“四个主义”是一个策略性的选择，事实上被归纳在每一个潮流里面的艺术家身上的要素几乎都是互相渗透的，除了极少数的。一般来说，“大众主义”这个潮流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要素，非常非常丰富，它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一个能动的力量，不是被动的。虽然近代不断的战争、被人入侵，可是它表现出来的形态带有非常强的爆炸力和能动性，创造力事实上是很强的，非常非常强。

我觉得这些都是“自觉”的内涵，我们今天到底怎么去理解现代中国？如果不能对现代中国有一个理解，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理解不了古代中国，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过程的话，我们整个现代世界观的构成和历史观的构成没有一个清晰的自觉的话，我们要理解自己的历史也很难构成。所以会出现“自觉”，就是因为走到了另外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个时刻好像重新变成需要做出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对自己的一个定位，你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样一个在艺术史里总结的经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是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这部书的写作和提出的问题在方法上、在意识上跟其他领域、跟我们所做的其他工作之间产生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