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谢飞两封公开信与中国电影的改革

记者采访谢飞时已经是 11 月，离 10 月 18 日发表第一封公开信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那时他正在南昌参加南昌大学学苑影展，他担任监制的影片《万箭穿心》是此次影展的开幕电影。他的第一封公开信正是和《万箭穿心》有关。
《万箭穿心》的出品方有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今典影业和央视电影频道。影片上映之前的前期宣传由今典影业负责。在关键的影片发行策略上，谢飞和今典影业产生了“重的分歧”。
“他们就是奔着炒作去的。”谢飞提到今典影业的所作所为，即使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依然掩不住自己的愤怒。他把与今典的合作称为“引狼入室”。“今典想要把它作为一个商业片来发行，梦想着几千万的票房。但是我觉得凭它的质量，作为文艺片来发行，赚几百万票房，再加上海外版权和电影频道的收购，回本完全不是问题。”《万箭穿心》的成本不到 500 万，按照谢飞在影片下档后的计算，它已经“收回了成本”。
然而，今典为了实现更高的票房目标，采取了在谢飞看来几近“无耻”的手段。
今年 10 月，第 25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可就在开幕前两天，唯一一部闯进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万箭穿心》却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为由，宣布退出。而此时，《万箭穿心》在当地的两场放映门票已经完全售罄。
“如果你真的想抵制，那为什么不在受到邀请的 8 月份就拒绝呢？现在票都卖出去了才临时撤出，这样做除了炒作，还有什么企图呢？”谢飞在公开信中把这场闹剧定义为“文化砸车”，失去了自己的脸面，最后连期望的高票房也打了水漂。
在这封公开信最后，谢飞动情地说道：“ 我是个 70 岁的老人了，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等众多坎坷，深知某些投机分子为了私利，利用群众的热情搞过激行动，对国家、对文化艺术带来的巨大伤害。”
在采访中，谢飞非常坦诚地向记者谈起了中国电影圈中的种种乱象，“炒作话题”当然只是这一锅乱象中的冰山一角。“揭露这样的事情也需要有人来做，来树立一个行业自律的形象。”如果说《 万箭穿心》事件只是揭开了中国电影界乱象之一角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第二封公开信就无疑戳中了中国电影的命门。

谢飞的呼吁
中国电影分级早已经不是新鲜话题。历年来均有影迷、媒体的讨论和呼吁，但是国家广电总局在 2010 年对此表态：“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上目前还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变得逐步开放和完善，进口分账影片从 20 部猛增至 34 部。“十八大大力提倡继续改革，我们电影人不应该错过这么好的时机。”谢飞认为目前又到了一个重提电影分级的重要时刻。12 月 15 日，一条题为《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的长微博出现在了谢飞微博上。约一小时以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官方微博也转发了这封公开信。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直以来只是影迷口中谈资的分级制，如今被电影从业人员——而且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导演——公开吁求，更重要的是，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官方机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
谢飞在公开信中并不讳言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份“私心”——这次公开信的导火索同样是他自己监制的一部影片。谢飞并没有在公开信中指出这部影片的具体片名，但在采访中他提及了影片《向阳坡传奇》，此片因无法通过审查而迟迟不能和观众见面。“这就是博弈，每个行业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博弈，最后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谢飞引用了美国电影史上诸多案例，来说明“电影人的利益要靠自己来争取”。
针对自己提出的案例，谢飞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他特别注意到“法制”的重要性。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对将来的分级的构想”的问题时，他也首先强调了法制。
谢飞认为，现行的制度不仅本身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而且实际上也难以做到真正全面的“审查”。“去年电影局审查通过的影片号称 791 部，实际能进入影院见观众的不到 200 部，畅销的更少。有多少立项与审查工作是无意义的行政资源浪费？而现实中，通过碟片、电视、国内外各类影展放映的未经‘审查’的所谓‘地下电影’数量很多，加上正在兴起的数量众多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拍摄的网络电影、微电影，国家行政部门能够去全部审查吗？”

其他导演的响应
两封公开信，貌似针对两件不同的事情，但对谢飞来说，其中的脉络则是相续的。
采访中，他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博弈”。作为电影学院教授，研究美国电影史的谢飞发现，美国 100 多年的电影发展史就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历史。“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起步，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在博弈中推进改革的时代已经来临。”很显然，谢飞正在用一种极其宏观的态度来观照当今的中国电影。
在第二封公开信发出几天后，多位导演纷纷表态支持谢飞的诉求。张元、王小帅与何平均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并且在 18 日与谢飞共同就此事在网上接受了网友的微访谈。在访谈中，谢飞除了重申自己的观点，还与大家探讨了分级制的渊源、各国的情况与具体实施的细节问题。
电影分级制度指的是某一组织根据一定的原则 （大多数国家均按照所适宜的观众年龄来划分）把片厂的产品按其内容划分成若干级，给每一级规定好允许面对的受众群。在很多国家，它并没有法律支持，但在行业内部具有约束力。它只对观众起提示作用，而把选择权交给了观众，由观众实行自我保护。美国的分级是由 MPAA 来制定的，MPAA 的全称为“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即“美国电影协会”，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这个组织成立于 1922 年。最初是作为电影工业的一个交易组织而出现的。如今它所制定的分级标准不仅覆盖在影院上映的电影，还涉及电视、家庭摄影甚至是网上视频。
虽然截至记者发稿时，有关方面还未对谢飞的公开信做出回应，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讨论具体的细节问题。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教授已经想好了将来如何执行把青少年拦在“十八禁”影片门外的问题，他说：“各地文化执法、城管力量强大，在分级制实施的初期，可起协助作用。”

B=《外滩画报》X= 谢飞

B ：你现在在多部影片中担任“监制”，不再做导演，为什么？
X ：说是监制，其实做的都是执行制片人。电影是一个综合的工业生产，以前我们只强调艺术，所以导演很重要。现在它的商品属性显现出来了，它的市场定位、投资、融资、回收，制片人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过去咱们国有制片厂的厂长。我们两岸三地导演开会的时候，香港导演就特别提出要强调“监制”。现在很多有名的导演如陈国富、贾樟柯、尔冬升、关锦鹏都在给年轻人做监制。
B ：这是电影产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吧？
X ：对。因为导演是需要埋头搞好艺术创作，在经济方面分心了，你就很难做好导演工作。所以监制、制片人要多出些力。我现在监制的几部戏，我就希望按照最规范的来，在我的框架里，让他们做好导演创作。
B ：中国电影目前最急迫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X ：十八大反复提出了“改革”，但是中国电影连经济改革都不够彻底，更别说体制改革。我们2003年以来的票房有些长进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的经济改革迈出了一步，院线制、私有资本和外国资本可以投入影院建设，这都是 2003 年后才开始的。但是离真正的市场化还差得很远。中国电影不是我们创作者不能拍好电影，而是我们的改革滞后。
B ：除了经济改革，体制改革呢？
X ：在电影管理方面，审查完全应该被分级制度代替。你说电影是意识形态，那流行歌曲是不是呢？广告是不是呢？小说呢？所有这些门类都没有像电影这样被严格地审查，连电视剧都比电影松。如果莫言的小说发表之前都有一批官员按照电影的标准去审查，那他就根本出不了了。
B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这样的公开信呢？
X ：以前也提过，但是没有现在网络里微博这么发达，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和关注。而且现在大力提倡继续改革，我们电影人不应该错过这么好的时机。
B ：你对具体实施怎样的分级制有构想吗？
X ：我的想法是，现阶段可以是依法而行的分级制。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还会在，但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什么能放、什么不能放，不要像现在，模糊其辞，操作空间很大。放了就要负法律责任，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出现“禁拍”的所谓“惩罚”。然后分级谁来分呢？应该由行业协会来自律，制片人协会、影院协会都把行业自律做好，承担起分级的具体实施。综观各国的制度，都是以年龄为限，都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网络视频也应该有分级，首先要有管理的法制，管理的力度和经验则可以慢慢积累。
B ：可能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很重要？
X ：我是教电影的，也研究电影史。我研究了美国 100 多年的电影史，它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形成的？它是用了 100 多年的时间，各个协会互相博弈，然后形成一套法律。上世纪 30 年代八大公司垂直整合，各有各的院线、制片厂、发行部门。于是有人提出控告，说这是行业垄断，说制片和发行不应该同一家公司。这个官司打了十年，最后美国法院裁定制片和发行必须剥离。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出现了五大制片商要求提高分账比例的事情么？我觉得这是好事，要不断地在博弈、辩论之中找到合适的方法。最后肯定会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大家都要赚钱。让各行各业建立自己的协会，放手让它们去博弈，这也是将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B ：将来除了主流商业放映市场外，支流性的艺术电影市场也会从这样的博弈中诞生。
X ：对，不需要用简单的政策来管。比如现在各个大学、城市都在办影展，我觉得这非常好，但为什么电影主管部门会不允许呢？搞影展还要批准⋯⋯前段时间南京独立影展就被取消了，很荒谬。这些事情主管部门不要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
B ：那作为电影人，具体要为你所说的改革做些什么？
X ：电影人也不要光埋怨。健全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国电影的票房收入只占一部电影最终收入的 30%，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占到了 70% 的收入，这个产业链都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不是哪项政策赐给你的。另外一个值得学习的是韩国电影人，当时他们的“光头运动”很有影响力，当然还有金大中的配合。这20 年韩国电影的繁荣，就得益于他们自身的努力。
B ：那电影人的创作呢？
X ：我还是觉得谈创作是第二位的，改革才是第一位的。我年轻的时候中国才 6 亿人口，但还是有人饿死，现在 13 亿，吃的东西却遍地都是。这难道不是市场化改革的功劳吗？中国有这么多人才，不要怕没有创造力，关键是现在的体制约束了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