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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ouch：中国艺术家海外发展环境解读（1）——缺少中国国家性文化机构的支持

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有机会在世界一流的艺术机构展出他们的作品。仅在过去两年内，中国艺术家纷纷亮相伦敦顶级艺术机构，比如泰特现代美术馆迎来了艾未未的一亿粒瓷花籽；大英博物馆收藏并展出隋建国的《穿中山装的掷铁饼者》雕塑作品；巴比肯艺术中心推出宋冬‘物尽其用’观念艺术展；南岸中心海沃德美术馆更是首次举办了西方大规模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而画廊方面，我们也看到张洹带着香灰系列在白立方举办个展；曾梵志在高古轩赚足风头，据说有位买家坐专机来购买其作品；Frieze艺博会上，中国画廊也不再形单影只。

然而，这风生水起的图景并不是华人艺术家在海外发展的全貌。中国文化在海外推广阻力重重，多数华人艺术家在英国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辛，孤立无援。根据英国文化技能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在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共计678477人。其中，93%为白人；而中国人仅为0.26%，处于边缘的地位。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包括语言，资金，体制等等。当然，这些也是困扰在英国发展的其他少数族裔艺术家的共同问题。但相比之下，同为亚裔的日本艺术家，韩国艺术家，他们要比中国艺术家多了来自本国的官方大型文化机构的支持。本篇文章讲重点解读中国艺术家海外发展环境中的国家性文化机构因素。

说到推广本国文化的官方机构，英国有英国文化协会，法国有法国文化中心，德国有歌德学院，日本有日本基金会，韩国有韩国文化中心，而中国呢？可能有人会想到孔子学院，但恐怕无论从孔子学院的职能上，还是执行上都无法在文化推广上发挥与上述官方文化机构相同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孔子学院总则第一条就明确写道：‘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汉语才是其工作的核心。虽然其总则中也有提及要‘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但这些只是附加价值。而相比之下，无论是英国文化协会，还是日本基金会等机构，都把文化艺术推广明确写在其首要任务之中，并在推广本国艺术家方面表现得非常积极。今年9月，我参观了韩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葬礼木雕’展。其中的一个小细节就足以展现韩国对于本国艺术家在海外发展的支持态度。展厅墙壁上的电视里播放着木雕展览的宣传动画，其内容与我们所要看得墓葬雕塑并没有多少相干。但策展人还是特意向每位观众认真地地介绍了这个不过几秒钟长的动画出自一位年轻的韩国艺术家之手，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在哪里学习和创作。第二，孔子学院也缺乏推广文化艺术的资质。孔子学院每年派出7000多名汉语教师和志愿者；而这些工作人员多数并非具有专业的文化艺术知识。而其他文化机构，比如位于伦敦查令十字的韩国文化中心，就聘有专门的艺术展览策展人，并且`还会为每个不同的展览聘请特约策展人。第三，不懂得如何有效沟通宣传。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日本，其文化机构在西方的沟通宣传模式已经完全融入西方体制。他们的网站信息丰富，更新及时，设计美观，操作简单；并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提高受众的捏合度；语言措辞平易近人，服务意识强，官僚气弱。自然，更易于在西方推广其文化，为自己的艺术家提供更为优质的发展平台。 第四，资金运行不够透明。2008年孔子学院年报显示，当年运营费用为人民币8.19亿元，此后则没有公布。而其他上述机构都把自己的各项收支以年报的形式写得清清楚楚，对公众开放， 比便大家了解，文化推广的公共财产是如何被花费的。第五，官方色彩过于浓厚。孔子学院由于其官方色彩浓厚在一些国家受到一定抵触。相比而言，上述提到的官方文化推广机构多为由政府出面主办，只接受部分或少量政府财政支持，独立运行的文化机构。因此在文化艺术推广的内容上，艺术家的选择上也就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的自由度。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发展还没有一个有力的官方推广平台。而这也使得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发展更为不易。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对文化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有了‘去口号化’的阐释，希望那三个‘倡导’能为中国软实力建设以及文化在海外的推广发展带来一些实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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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ouch：中国艺术家海外发展环境解读(2)——中国艺术家海外发展环境解读——身份困境

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不断升温，海外艺术机构与中国艺术家合作的热情也不断攀升。我们有机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在世界一流的艺术机构展出他们的作品。仅在过去两年内，中国艺术家纷纷亮相伦敦顶级艺术机构，比如泰特现代美术馆迎来了艾未未的一亿粒瓷花籽；大英博物馆收藏并展出隋建国的《穿中山装的掷铁饼者》雕塑作品以及李岚清的篆刻作品；巴比肯艺术中心推出宋冬的‘物尽其用’观念艺术展；南岸中心海沃德美术馆更是首次举办了西方大规模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等等；而画廊方面，我们也看到张洹带着香灰系列在白立方举办个展；曾梵志在高古轩赚足风头，据说有位买家坐专机来购买其作品；Frieze艺博会上，中国画廊也不再形单影只。

然而，不难发现几乎所有这些中国艺术家都来自于中国本土，少有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为何近水楼台没有先得月，反倒远水解了近渴呢？本篇文章将重点从西方机构对‘中国性’（Chineseness）的追求上来找寻原因。

艺术家作品与这个现状有直接关系。作品的质量如何，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是否在市场上表现出色，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艺术机构和画廊选择与什么样的艺术家合作。但毫无疑问，对于作品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审美，它也包含着对作品背后文化符号权力的考量。

中国艺术家在海外通常被贴上‘中国’的标签。不论美术馆画廊的媒体宣传措辞，还是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些艺术家常常会被概括为‘中国艺术家’。没错，‘中国’一词本身就传递了太多的信息，包括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意识形态等等。个别艺术家也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大打‘中国牌’，以迎合海外市场。也正因为‘中国性’在西方有市场，越来越多的海外艺术机构把目光锁定中国。除了对作品本身的考量，西方艺术机构的东方主义和猎奇心理，都使得西方艺术机构毫无疑问的把‘代表中国’的资格交给了中国本土艺术家。中国本土艺术家不仅能够提供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他们还有不容置疑的，纯粹的‘中国性’。而这是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无法提供的。由于时空的改变导致了身份的 ‘含糊性’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处于一个隐性的‘灰色地带’，甚至成为了艺术身份上的‘隐形人’。

ARTouch在对部分旅英中国艺术家的采访中了解到，虽然他们在英国的发展相对自由，但是缺少关注，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大型艺术机构的关注。旅英中国艺术家盛奇（1998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他的个展‘后毛’刚刚在‘画’画廊落幕），就曾在访谈中提到，当年他在北京发展的时候，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就曾主动联系他，并把他的一些照片作品制成明信片展出；然而， 但当他人在西方以后，却反而不容易被西方的艺术机构看到。他也曾和旅法艺术家严培明也聊过这个话题，严培明开玩笑说旅居海外中国艺术家‘都是后娘养的’。复杂的身份背景使得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站在了模棱两可的中间地带，他们既不像中国本土艺术家旗帜鲜明的持有‘中国性’的特权，更不能完全与西方主流艺术家融合。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海外中国艺术家身份的复杂性也成就了其独特性。如果在政策以及市场和媒体方面，能给与海外中国艺术家更多的支持与关注，其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