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天中土

总结讨论一（上午）

讨论人：
冈本由希子（那霸）：1967年出生在美军统治下的冲绳，是期刊《返风》的编委成员。她编撰了多册关于冲绳的书籍与画册，包括《红苦瓜：比嘉风光写真集》（2006）、日韩共同“日本军慰安所”宫古岛调查团编《宫古岛战场与慰安所》（2009）、崎山多美著《沧海桑田》（2012），她致力于冲绳的文化实践与批评，并投身于编辑出版行业。
 
白池云（首尔）：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HK研究教授，她的博士论文论述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性话语，她的著作有《村上村树与东亚的历史记忆》，《从东亚视角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Hilmar Farid（雅加达）：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兴趣在于文化史和思想史。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参加过各种文化研究与行动项目，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印尼文学中的历史与地理想象。
 
周展安（上海）：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从事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研究。发表论文有《进化论在鲁迅后期思想中的位置》等多篇。
 
冈本由希子：冲绳的民众反抗和性别问题
    我是《返风》杂志的编辑，这本市民小册子是冲绳人民进行斗争的场域。我不是一个学者，而是编辑和社会活动家。倾听了这几天的讨论之后，我觉得大家的想法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我听讲时，有时候觉得恍然大悟，有时候觉得迷惑。

    新崎先生已经从民众角度描述了冲绳的抗争，让我们对在冲绳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大家的角度和认识不尽相同，但是都意识到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冲绳问题的核心。什么叫现代化？对于冲绳来说，现代化就是统合到美国里面去。美军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冲绳的内部，整个岛屿为了美军基地的存在而存在。对于我们而言，要重新考虑帝国与教育的问题。冲绳教科书是被篡改的。

    冲绳的民众运动最大的一块儿是反对美军基地，现在的状况是越来越艰难。参与社会运动的民众内部，大家对于具体的路线方针也有很多的争论。我们如何被局限于运动，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些问题呢？这个论坛是很好的启示。

    昨天有位叫木下的听众提出，他觉得日本已经出现了民众运动，此话不错。但是日本的民众运动中会有几个问题。

    首先就是日本的民众运动中，男性中心主义的问题。在冲绳的斗争中，政治家、工会、公务员、老师、市民等都是运动的参与主体，而尤以前两者为主要力量。针对美军占据土地做军用开发，抗议者主要是负责施工的工人的工会。政治家也参与反抗，市民则采取静坐示威的非暴力方式。美军在冲绳建石油储备基地，想清除掉珊瑚礁来建设机场等等。对于这些，反抗者主要是市民群体，其中，家庭妇女是重要的力量。

    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冲绳妇女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她们在80年代就开始建立了互相联络的网络。从北京回来之后，马上遇到了冲绳妇女遭到美军强奸的事件，她们奋力抗争。但是当时的男性政治家对女性的反抗运动有很多批评，觉得女性的批评视角太过矮小，只把问题说成是女性的问题。直到今天，那些男性领导人才逐渐认可这些妇女的反抗方式。95年之后，强奸救助中心成立，民间组织做了很多工作。

    冲绳内部，对于民族主义也有过讨论。现在美军的鱼鹰部队想强化基地，冲绳人民用非暴力的原则抗议，用静坐来挡住起飞的路线，美军的飞机两天都没能起飞。这次静坐的人，以65岁以上的为主。“回归责任”已经成为了冲绳斗争的口号了。
 
白池云：人文视角和亚洲的视角
    我与陈光兴先生的交流有十年了。一直以来，我总觉得，把“亚洲作为方法”这个路径，太过抽象。但通过这次会议，我打开了眼界。对于韩国来说，韩国是亚洲最接近战争的国家，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男权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所以，韩国非常需要采取亚洲的视角。我这次最大的收获有两个。一个是，伊斯兰、印度等议题，以前是很陌生的参照系，而现在我有了新的认识。我的工作单位是“统一和平”研究所。现在说“和平”的人很多，大多数是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谈。我一直苦于不知道如何从人文的角度来谈。法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难理解“自由和平等”，因为这两个概念植根于理性主义启蒙。但是，博爱呢？板垣先生说，其实这类的概念，都是来源于阿拉伯的学问。这启发我，如果要对现实中遇到的疑惑寻找答案的话，要对现有的概念进行破解和重构。第二个是，对于我来说，如何把韩国七八十年代的成果，重新放置在亚洲的视角下来看，是非常大的挑战。
 
Hilmar Farid: 知识生产的重点在于行动方案
    这次会议本身非常开放，做到了对话。我的经验方面对此并不陌生。学术圈或者行动圈，互相交流，形成网络已经是当代非常普遍的做法了。但是，为什么此次会议，我们还要再这么做呢？有什么新鲜的意义？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我们想改变世界，我们想提出解决方案。我希望自己更多的是关注于解决方案这一块儿。当然，解决方案是复数的。白乐晴教授提到，我们需要的改变，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我联想到的是，我们当今的世界，这两种信号都有。

    此次会议，我有个非常深的感受。传统上来说，经济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但是此次会议，把文化和价值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文化改变世界呢？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改变方式？我觉得，我们需要激烈的转变，但是应该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达成。（radical change, but should be gradual）。因为，这样，可以为公民社会打开发展的空间。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关注于某一个领域，因为具体的一个领域必然也是与更为深广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领域里的改变会引起其他领域的连锁效应。

    很遗憾，我没能参加从头到尾的每一场讨论，但是昨天晚上，我把所有的会议论文都认真看完了。卓莫的文章里充满了西方概念。我们需要考虑转换我们的视角，来看待当代的一些问题。

    查特吉先生的报告中，提到，谁在思考，为谁在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关于“代表”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把目光从顶端移到人民身上。我们需要从实际的行动步骤入手。白乐晴教授提出了很清晰的方案，而南迪则对民族国家的构建提出质疑。但他们俩都提到了参与（participation）。历史上的很多革命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参与得很少。我们需要人民的支持，需要人民的真正参与。由此联想到，我们这个会议也是有些可改进的地方的：我们的想法来得太快，都没有机会让我们反复消化所有的东西。我们被众多的想法和信息所吞噬。昨天我被南迪先生说到的情况吓了一跳，印度教里有几百个神，现在我们的信息量或者说所有的想法，比这些神还要多。

    太快了，没办法看清路。

    我同意慢下来。为了能慢下来，我们要先迎头赶上，抓住关键问题——为了要把马儿拉住，要比马儿跑得还要快，才能拉住它。即，要真正能识别问题的关键，看得更高更远更深，才能拉住节奏。当然，我不是指去教育别人。

    出版刊物是需要的，更难的是，形成真正实在的互相联系的实体，真正分享，真正一起共事。现在是有达成这一目标的基础的。现在是全球电子时代，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平等状况：有人能用网络，有人没有网络。但是，这个状况正在改善，印度尼西亚60%的地区已经覆盖了网络。

    对话和交流早就有了，但如何做到真正的合作呢？我们需要伴随大众文化的理论建构（theorize along the popular culture）。白教授提出的民主革命2.0非常有启发——我们所需要的知识生产，既要促进人们思考，又要促进社会的变化。
 
周展安：情感连带比理论建构更重要
    这次的思想论坛让我感受到，情感连带比理论生产更重要。对他人苦痛的通感，切肤之感，对于中国学院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亚洲”这个概念最初是从学院里产生的，是为了应对殖民、西方霸权而产生的。但在现实的层面，也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从历史上来看，亚洲各地区的人民本来就是血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陌生知识的学习和熟悉比理论学习更重要。学习，自近代以来，都是一直存在的主题。林则徐、鲁迅，都是先行者。但是在这里，对于亚洲知识的学习，非常模糊。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不能向弱者学习，没能解构强弱胜败的逻辑。

    晚清以来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亚洲是暧昧的概念。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奇怪的世界主义取向。比如，对于中国所谓“崛起”的表述，这套话语体系是一种反抗性质的表达，但是却再一次坐实了弱肉强食的逻辑，这套逻辑正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亚洲新的连带，意义重大。
那么，如何来形成这样的亚洲的连带？我认为，各式各样的资本家与劳工阶层的矛盾，是亚洲共同面对的最主要的矛盾。我们这个亚洲思想峰会也应该面对这个问题。因此，我想更加强调亚洲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历史。有必要唤起这个历史的财富。
 
简要讨论：各自不同的亚洲体验
一位台湾同学：我觉得我是来了大陆学习，我才理解到了陈映真。对于我来说，最想理解的是大陆对于美国的态度，结果，与大陆同学最聊得来的，居然还是日本建造的那个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我觉得自己身在亚洲而不了解亚洲，真是不应该。

马来西亚一位学者：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以及马来西亚的非穆斯林华人之间，有着很多的张力，有身份认同的问题。马来西亚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有着延迟和回避的态度。如果你与东马的人交流，他们会认为1965年之后，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

总结讨论二（下午）

（这一节的内容多为媒体PPT展示，很难用文字记录或呈现，也引起思考：信息的记录、传递和再加工的方式方法的有效性和限度。另外，由于消防演习的杂音干扰，无法记全信息，请见谅。讲者对此有评论。）
 
讨论人：
白元淡：韩国圣公会大学中国学系教授，亚际文化学系主任，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季刊《黄海文化》编辑委员，韩国文化研究学会，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书《东亚的文化选择，韩流》（2005）、《冷战时期亚洲文化景观1》（2008）、《冷战时期亚洲文化景观2》（2009）、《在东亚的文化生产与调节》（2011）
 
Ashish Rajadhyaksha: 他是班加罗尔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的职业生涯从政治新闻业开始，并从1980年代起写了大量的关于电影的论文。他曾在全球很多地方教授电影课程，包括贾达沃普尔大学的电影研究系，韩国国立艺术大学等。他写作、出版了《胶片时代的印度电影：从宝莱坞到“紧急状态”》、《印度电影百科全书》（与保罗威尔曼合著），以及《李维克伽塔克：回到史诗》。他还参与编辑了一系列关于印度电影的书，包括《基肖尔库马尔的悲与喜》，与阿米里特甘戈尔合编的《伽塔克：论点/故事》，与马克穆勒合编的《印度电影的冒险史》，以及与兰尼卜拉合编的《回头看：1896-1960》
 
徐文玠：亚洲艺术文献库之联合创办人及行政总监。文献库成立于2000年，以解决亚洲当代艺术史各方面的进展亟待记录和保存的当务之急。文献库以香港为基地，其研究员分布于亚洲多个地区。时至今日，文献库拥有当代艺术领域内最珍贵的亚洲当代艺术的研究资料。这些馆藏全面免费开放予公众浏览。
亚洲艺术文献库不仅是一个静待发现的资料宝库，更是一个引发批判性讨论、对话与反思的平台，并为不同范畴的观众提供多元化的公开及教育活动。至今，文献库会定期举办多项艺术家讲座、教育工作坊、外展活动、会议、研讨会、展览、以及放映会等活动。
 
陈界仁：台湾当代艺术家，高职美工专科毕业，其创作方式主要与来自不同背景的诸众合作，通过集体搭建场景的工作过程，将拍片现场转换成为被原子化后的不同个体可以互相认识的临时社群，并在此场域内完成诗学辩证式的影片。
 
还有几位翻译、观众和学者。
 
白元淡：我觉得，亚洲已经不是世界的边陲。今天的亚洲是积极参与霸权的生产的。比如，对于“中国崛起”的表述，就是在重新制造霸权话语。但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构历史性的亚洲主义。
 
Ashish Rajadhyaksha：影视资料对于历史的重述
    （从白元淡的讲话开始，会场开始做消防演习，室内的喇叭里一直在说，“现在有火警，请大家撤离”之类的话，反复播放，没办法关掉。会议只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

    我觉得历史的“音带”总是在背景中产生作用。就像这个不断重复的火警，一直作为我们会议的背景在循环播放，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很多历史和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的位置上产生作用。

    说起来，我和中国很有渊源。1962年的时候，我爸爸以战争囚犯的身份偷偷来到中国。后来，当我再次看到中国，我觉得中国对于我来说，已经去魅了——中国已经不再是我想像中的地方，而是变得和其他任何一个有着国际大都市的地方一样了。
如今，我们已经走进了数字时代，历史正在被数字化，也正通过数字化来进行重构和重新定位。（放映PPT）这是18世纪初期印度的油画。你们可以看到，景物很大很大而人物很小很小。它们叙述了宏大历史，但是没有对人本身的叙述。后来到了Raghu Rai的时候，他把这一图片风格完全颠倒过来了：人物变大而风景变小。

    这个图片是《1971年的Calcutta》大街上的情境，后来发现，这个漫不经心的拍摄，居然扑捉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珍贵身影。于是乎，随后拍的照片成了历史档案资料，意义一下子不同了，历史的构建也随之增加了一个史料。

    这个图片，是一个印度小姑娘在拍摄身份证的照片。目前，印度正在推广身份证。这一历史不光通过照片，也通过数字化的身份证形式，记录了下来。这个小姑娘以后就有了一个数字化的她自己。

所以，我想提出来给大家思考的是：数字化的信息，是怎样言说的？
 
徐文玠：档案作为一种方法。（她简要介绍了他们的网上数字艺术图书馆。）
（高士明：我们这个会议请他们来讲，是想把艺术重新请回到人文的殿堂里来。艺术不仅仅是物品，更是行动，是姿态，是能力。）

陈界仁：幽灵的植入、文化的创意经济化和“干部”阶层的破解使命
    美国霸权从来就是那个背景的火警声音，即，那个无处不在的幽灵。“理性”“进步”的概念不证自明，已经内化为思维的现代性，早已植入非西方世界的想象之中。帝国让你们这些非西方世界之间无法对话。怎么办？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常态化的除魅行动。

    龙应台对于台湾的白色恐怖，总是以“无人称的结构性问题”来做对答。这说明她不愿或不敢挑明。而与此同时，台湾却要摆出一副高姿态，好似指导两岸三地，实质是帝国的现代性想象植入了台湾内部，对于集体欲望进行了塑造。

    这个美术馆与英国Ted Modern非常类似。这个空间几乎就是Ted Modern的复制。这映射出，我们内心的参照点是什么。艺术想象是什么。当代帝国的治理方式，更多地在用不可见的方式在运作。美国有一个《创意经济报告》，里面说到，创意经济的一个流程结构：创作——生产——展览——消费/参与。这里面，把“消费”等同于了“参与”。这是何等的置换概念。它把文化生产纳入到了创意经济和知识产权的逻辑里面去了。

    我早先就提出“干部阶层”，这一阶层，既帮助了帝国看不见的新运行逻辑，其实也可以成为那个瓦解帝国霸权的力量。
 
王晶：我是做民俗学的，从来没想过能和“思想”沾边。反对专业的区隔化。
 
孙歌：昨天有个观众对我说，“本来要去另外一个讲座，但是在你们这里听了一下，觉得你们的讲座好，因为说人话，所以我留下来听你们的。”我联想到，怎样用多元构造普遍性，把人话说到底，说得有质感，有意义，有普遍性？
 
板垣：我看到消息，以色列要搞军事演习，由美国出钱。军事演习要持续一周，一直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我很担心这个问题，会持续关注。钓鱼岛问题已经显示出，美国不希望其他国家联合团结起来，总是来破坏。
 
南迪：Dominance和Hegemony 之间，我觉得是又区别的。Dominance持续的时间不长，而hegemony总是持续很长时间。它不仅仅要依赖于dominance,不光是压制性的和暴力的，更是难以去除的。比如，殖民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它通过其他方式延续了下来。

陈光兴：作为思想的组织者，要透过文本，知道那个根基和情境是什么。我觉得不一定要在异中去求同。我也不觉得一定要在和西方对抗中来建构亚洲的主体性。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有自己的主体性。（最后，他最为会议组织者，感谢了所有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的人。）
 
高士明：我们要异中求“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