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博一

    在与张小涛接触的过程中，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位充满激情和擅于思辩的艺术家。每当谈到所谓的艺术问题、中国现实的状态，他都会滔滔不绝地让你插不上话。你也可以看看他写的有关绘画艺术的文章（参见张小涛的“绘画的抗体——浅析中国当代新绘画语言特征”，《艺术当代》2006年第4期），以及记录他艺术思考的博客，就可见识其想法的活跃生动，语言逻辑的清晰明确了。思考的深入令我们这些以爬格子为业的人都有些汗颜。尽管他不事张扬，为人低调而內敛。

    这种反差的印象常常使我追忆与感怀上世纪80年代美术界的一些片断场景，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充满着执著的冲动，几个人，一杯茶、一瓶酒、几包烟可以“侃”一个通宵的艺术、人生、未来等宏大叙事。在物质与精神同样贫瘠下，80年代实际是意味着理想主义者的现实抉择。然而，时光荏苒，二十年后当我们再一次面临着时代的喧嚣时，但已全然没有了那时的语境。这与把握自己命运、寻求自我实现的群体意识，已逐渐分散到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之中而不复存在的今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而张小涛似乎还在延承着80年代的“情结”，这种“情结”不是个人化解不开的心理状态或感情纠葛，而是那种已自觉意识到的内心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执著于艺术对“现实”直接的投射和反映，相信现代性能够洞察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本身。这与中国现代性历史所面对的社会危机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中国的历史必然和中国现代性的特点之一。所谓张小涛艺术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即是指当代艺术的作用在于对历史趋向的反映，在于艺术家个人对现实变化、矛盾冲突的敏感、思考、表达和激情。也就是说，他的创作往往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针对现实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迁所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处境和体验。这是解读张小涛艺术的主要线索，但张小涛的艺术已不是简单地介入或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个侧面，而是一种自觉地保持一位真正艺术家的“边缘”的态度，疏离于艺术界趋炎附势的媚俗。这种“边缘化”实际上是他坚守在社会文化趋向之外的一种系统或非系统的位置，它与社会主流意识不是同构的，而是立足于对主流社会形态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媚俗现象的批判立场，因而自然地处在社会的边缘位置，是在野的。换句话说，由于市场经济、商业大潮乃至文化全球化，以及当代科技的发展而导致的传媒与视觉文化扩张，使文化艺术走向通俗化、大众化。同时，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消费主义使人们价值观念走向实用，即时性的多样化消费方式，也使这种直面现实的激情不断受到削弱。而张小涛的艺术其实是形成了与当下现实文化环境相仿佛却又对它构成了批判的一种个人话语力量，或者说他的艺术创作指向都是直接从他的现实生存处境所引起和汲取的。这个特点既有他对边缘、游离状态的自由选择，也有对传统的叛逆和对现实的质疑与忧患。他的作品不是在当下消费文化宰制下的审美趣味，而是在社会现实同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消长，因此而构成了张小涛艺术的魅力所在。

    张小涛的一些作品是从“食色，性也”的主题中展开的。比如在他的《天堂》、《116楼310房》、《欲望的图像》、《来自天堂的礼物》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青蛙、金鱼、避孕套，以及小龙虾、蛋糕、草莓以及缠绕的植物等等。青蛙的繁殖能力非常强，多产而多子；“鱼”更是中国传统性文化中带有隐喻与象征的符号；佳肴以它的美味来满足人们的欲望。这些根植于人们本能欲望的象征，其实是我们现实日常生活中消费文化的真实写照。因为隐藏在消费背后的是欲望，所谓开拓无限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就是开拓人们对消费的欲望。于是欲望就不再是有限的欲望，欲望不再仅仅局限于食色嗜好的作用，而成为对空虚无限形式的欲望，成为气派与华丽、成功与高贵的欲望，成为和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想象和对时尚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之中。从这一角度看，欲望所带来的消费文化在当代消费社会无疑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普遍的伦理、风尚和习俗的形式将个人发展、即时满足、追逐变化等特定价值观念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由选择。这是我理解张小涛以直接象征欲望的“食色”，而达到的他对现实文化的针对性。耐人寻味的是张小涛所描绘的食色总是与腐烂的痕迹有关，比如他画的《溃烂的山水》和《来自天堂的礼物》之三 等，试图借助于腐烂的比喻，传达出他对这种腐烂所隐含的追逐物欲而发生的种种“贪婪”现象的焦虑，他是以他所描绘对象的景观来展示腐烂，并予以显微化。换言之，他把这些腐烂置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中来凸现和演绎。因为我们现实的某些现象太腐烂了，而现实远比艺术沉重和复杂。《来自天堂的礼物》系列和《116楼310房》，他以这样的饕餮盛宴后的狼藉场景切入，重新思考人与现实的关系，观照人性生存在社会现实以及在自然中的位置，仿佛是将食物与人类的关系展示为一处共同生存的戏剧，一场人类食与色欲望的共舞。而在《放大的道具》和《水晶》系列中，“避孕套”、废弃的医用针管、吊瓶等玻璃器皿，这些透明、半透明的“二手物质”所演绎出的液状印漬与斑痕，更是构成他许多作品的主要物象和视觉元素。相对来说它比食物和小动物来的更为直接和明确。钟情透明、半透明，其实是人类对神秘事物要求的一种本能的心理补偿，因为透明化解了太多由神秘造成的尴尬与困惑，改变了以往封闭、压抑的感觉。而“避孕套”、废弃的医用针管、吊瓶等玻璃器皿，那是人为的结果，总是与病痛、伤害、报应相关，带有对沉溺纵情欢爱的警惕和控制，否则将陷入刺激增强而身心困乏的窘境。其实中外艺术史上表现性题材或性意识的作品非常多，各有特色。我感兴趣的是张小涛为什么以“性”这个经常在艺术创作中使用的题材作为他艺术创作的切入点？在我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比“食、色”更能反映人的本性和欲望了。它们是那么地直接和赤裸裸，而这种直接性恰恰直接地折射出我们的现实生存的状态——对欲望的不间断地追求。张晓涛艺术表现的丰富性本源于日常生活的与人性的复杂混浊，对开放背景中人欲横流景象的衍说，也以一种独特的情景表达了他对物质欲望疯狂增值、精神关怀日益疏理的伤痛。这正契合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焦点。新世纪的狂欢，现实的魅惑与迷乱，在他的作品中以艺术的话语方式见证、测度和隐伏着他对时代特征的认知、反省、质疑、批判的姿态。

    我不太认同有些评论家在对张小涛作品的解读中，将他对水的迷恋归结为他儿时的危险经历。或许它与小涛的创作有某种心理上的暗示，但我以为除此之外还有社会学的指意，否则那些画水、画游泳的艺术家是否都有着与他的共同经验与记忆？逻辑上有些牵强，起码是不太全面。我更认为是水本身和水渍的属性而引起了张小涛的兴趣。因为水是动荡的，具有不确定性的状态。当你在水中漂浮或水流过你指间真有“水似柔情”之感，但它又潜隐着巨大的能量。“载人与覆舟”的道理是政治的寓言，作为社会的“人”在之中的浮游有着想象的各种可能的存在空间。我们的现实生存境地犹如一片汪洋，我们每个人都在水中行走、漂浮，甚至是失去方向的挣扎。显然水及水渍是张小涛艺术中隐喻现实处境的凭附。正如他也不时地以蟑螂、老鼠、蚂蚁比附漂泊在北京的体验和感受一样。蟑螂、老鼠、蜥蜴等始终是人类日常生活所厌恶的东西，它们与饮食像自然界生物链的关系一样难舍难分。我揣测张小涛将其抽样放大地入画，实际上是在强化腐烂、恶心的感觉。在虚构中使观者获得的是一种非现实但又具体的关系，在“我”与这些小动物的关系中寻求到某种认同危机的释放，以引起或提示观者通过这样的视觉张力而产生对现实糜烂、精神腐蚀现象的某种警觉。在张小涛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蚂蚁，如《蚂蚁搬家》等总是与城市建筑、立交桥等场景相连。在自然界，蚂蚁的造化是群体的分工劳作，孜孜不倦地觅食、造窝和繁衍，显示出超越个体的团队精神与自然的力量。之所以他不断地利用它们的形象，除了有着比附人类芸芸众生劳作的意味，或许也具有中国传统的“愚公移山”寓言象征。某种意义上也透视出一种张小涛从四川到北京的“他乡”之感，或也存有对眼前的都市风景、生活方式、存在秩序表示困惑惶恐怀疑不安乃至抗拒排斥的意味，。不过这种迁徙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失缺常常没有固定的原因，而是某种抽象的对都市的陌生与疏离。从蚂蚁这种更为具体感性的角度触及都市生态与现代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以为这些从抽象意义或具体感性细节上隐含了他对城市体验的切实感受。尽管张小涛画了很多令我们厌恶的东西，但其中有一个我颇感兴趣的细节，就是他对蛋糕、小龙虾、草莓以及蟑螂、老鼠、蚂蚁本身的描绘却是充满着美丽，仿佛是从腐恶的残物里粲然丛生的花朵，抑或也闪烁着唯美主义的暧昧与颓废的神态。这是构成张小涛艺术特点的另一条线索。这种暧昧、颓废既是伦理的，也是艺术的，它既来自消费文化的沉迷和感官释放的快感呈现，又是对过去既已流失的精神追求的惆怅，还有对未来无法把握的迷茫。这种唯美对于历史与现实处境有一种含混的模糊，他将时代转化为个人命运中的沉浮和际遇的变迁，通过一些列作品的视觉形象变成了一种无尽的感慨。

    张小涛始终迷恋于油画手绘的感觉，我们可以从他的《天堂》、《谁之骨？》到《溃烂的山水》等作品中看到他画面中细腻的日常纹理，这显然取决于他洞察描绘对象的深入程度。这在艺术表达手段与媒介不断花样翻新的当今，显得保守和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