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从西天到中土

文/梁捷

当印度的基督教徒用不同的语言谈论上帝时，他们的共通性相对薄弱。要知道，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除了共同的信仰之外，还有许多共同的风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社群组织等等。基督徒能否运用信仰来统一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冲突，这仍是一个问题。

Christianity in India: From Beginnings to the Present
[英]Robert Eric Frykenberg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印度民众集会抗议对基督徒行使暴力

这几百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始终是南亚次大陆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47年印巴分治后，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难解，留下无数血泪故事。直到2002年，西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仍发生骚乱，大批穆斯林在骚乱中丧生，震惊全球。

对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冲突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可是在研究这两方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偶尔看到了基督教的身影。2008年，东印度的奥里萨邦，激进印度教组织冲击基督教教会，焚毁教堂，上百名基督徒遇难。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开始关注印度的基督教问题。

印度是个多元宗教的国家，地广人多，小国林立，历史悠久，每个宗教都留下大量的历史问题。目前超过八成的印度人是广义上的印度教徒。当然印度教与我们的“儒教”有些类似，是否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似乎尚存争议；伊斯兰文明曾统治印度数百年，所以穆斯林在印度亦有相当比重；此外，我们熟悉的包头、蓄须的锡克人，苦行的耆那教徒，以及新兴的巴哈伊教徒，在印度都有不小规模。

过去许多个世纪里，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已经消亡，只是在孟加拉地区的边境上，受到周边尼泊尔、缅甸等佛教国家的反哺，还存有一些佛教的痕迹。著名的佛教“四圣地”之一的瓦纳拉西（旧称贝纳勒斯），现在早已变成印度教的圣地，城区内难觅佛教踪迹。但是上世纪中叶，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安贝卡（B.R.Ambedkar）率众皈依佛教，反抗贱民制度，引发了所谓“新佛教运动”。现在印度涌现出一批“新佛教徒”，在印度中部颇有影响，正在有力改变着印度的宗教格局。

在这种多元环境下，基督教是怎样生根，又处于怎样一个地位，拥有多大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据说早在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已经传至南印度。甚至有BBC的纪录片宣称，耶稣曾经来过印度，在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学习佛教多年，然后再回去传道和殉难。耶稣在与天父沟通的时候，乃至最终在十字架上的喃喃自语，说的都是泰米尔语。

这种说法过于荒诞不经。但多数印度基督教研究者都承认，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Thomas）曾来过印度，早期教会流行的《多马行传》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多马的足迹遍及波斯、印度，最后在马拉巴（Malabar Coast)被长枪刺死，他的遗体埋葬在清奈（旧称马德拉斯）附近麦拉坡（Mylapore）。直至今日，印度仍有不少基督徒自称是多马的信徒，在每年的7月3日纪念多马。

《多马福音》亦有流传，可是被认为包含大量诺斯替成分，所以从未被正典接纳。不过现在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多马福音》与对观福音多有重叠，可信程度很高。抛开宗教不谈，至少它在学术研究上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源头似乎有些遥远。但我们确实能在南印度找到不少多马遗留下的传统，有一批人自称“多马派基督徒”，甚至传播到了叙利亚。但在随后上千年的王朝更替和社会变革中，这股基督教传统从未占据主流，且不断被佛教文化、印度文化乃至后来的伊斯兰文化侵蚀，面目变得模糊不清。有学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基督教文化应该算是印度的本土传统之一。早在公元一世纪已有大规模基督教活动的痕迹，延续两千年没有彻底中断，潜在地进入了印度传统，难道这还不够本土吗？

可我们要从印度文化中辨认出基督教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学者的工作只能是列举印度的基督教活动。因为印度比起中国而言，距离西方世界要近得多。所以印度西海岸的一些地区如现在的克拉拉邦等地，在后来数百年的时间里，先后接待过多批基督教难民。在早期印度，崛起于泰米尔的朱罗王朝迫害基督教，不少难民逃往克拉拉。后来伊斯兰帝国崛起，又有大批难民渡过阿拉伯海来到克拉拉，这里一直就有基督徒在积极活动。

我们学习印度基督教历史的时候，特别读到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会突然发现我们熟知的西方历史的分期知识，在印度完全失灵。印度既不在西方以内，也不在西方以外，因为基督教早已在印度内部生根发芽。印度真没有“黑暗的中世纪”，不过西印度基督徒所受到的迫害也和过去几个世纪一样，不多也不少。

达·迦马被公认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西方航海家，时间是1498年，正式拉开“大航海时代”的序幕。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与其他一些航海家（比如中国的郑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探险，还要巩固海路，开拓贸易，甚至征服领地。所以他曾多次前往印度，最终在印度获得了“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称号。正是由于达·迦马出色的开拓能力，为后来传教士络绎不绝地登录铺平了道路。

1542年，著名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至西印度果阿传教。二十余年前，达迦马就在此地染病去世。沙勿略在这片本来就有潜在基督教根基的土地上大获成功。他在一封信中说，“在一个月之内，我付洗的人超过一万”。沙勿略后来还把基督教传至马六甲、日本以及澳门，影响极大。据说沙勿略死后尸体不腐，一路供人瞻仰，最后安葬于印度。

再往后，传教士在印度的传教经历就与他们到中国的经历颇有相通之处。1705年，传教士齐根巴尔克（Bartholomew Zieganblag）至泰米尔地区传教，并将《圣经》翻译成泰米尔语。几十年后，英国传教士凯里（William Carey）在孟加拉地区传教时，又将圣经翻译为孟加拉文、梵文以及马哈拉施特拉地区通行的马拉地文（Marathi）。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基督教传播的困难性。

虽然印度的上层由莫卧儿帝国统治，但是对下层的控制并不严密，以广义上印度教为底色的基层社会里，有很多空间可以供传教士（早期是罗马天主教，后来也有新教）活动，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传教士的数量猛增。而1857年，印度民族推翻莫卧儿帝国，英国趁机统治整个次大陆之后，传教士的活动更趋于频繁。据一项统计，1891年印度就有两百二十八万人改信基督教，主要来自南印度和西印度的低种姓民众。

这固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放在整个印度来看，也并不夸张。天主教和新教在印度的传播，未必能让那些不远万里赶来的传教士感到满意。第一，基督教主要在南印度（如泰米尔地区）和西印度（如果阿）这些地方产生影响。而这些地方传统上就有基督教的影响，根基深厚，并不稀奇。反过来，在伊斯兰和印度教文化深厚的北部地区，基督教并没有产生影响。

第二，基督教常被作为底层低种姓人群用以摆脱种姓压制的手段。印度的种姓制度有上千年的历史，与人们的村社组织、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等因素纠结在一起，几乎不可能消除。而且种姓是世袭的，低种姓人群的子子孙孙都永无出头之日。在这种情况下，改信基督教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希望借此摆脱印度教传统中的种姓压迫。

自十九世纪以降，改革种姓制度是无数印度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各种可能的尝试都被用过，基督教也是其中一项。不过人们发现，即便改信了基督教，也不见得能完全摆脱过去种姓的束缚。因为种姓并不仅仅是种姓，它与日常生活、经济、政治等都结合在一起。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改信基督教，那么个别改变信仰的印度人，仍然无法摆脱整个系统对他的歧视。

而就在印度南部、西部的基督教发展，在印度中部、北部遭遇瓶颈的时候，印度的东北部却在悄然进行着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这甚至可以说是近百年印度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变动，又被称为“原住民运动”(Adivasi Movement)。

印度的东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山区，与中国、尼泊尔、不丹、缅甸等许多国家接壤。英国征服者在十九世纪初才吞并东北印度。但是阿萨姆这片土地并没有平静过，先是与缅甸打仗，后是内乱。山地的原住民都以剽悍著称，野性难驯。但是按照印度教主流的种姓观点，所有这些原住民也是贱民，并不在种姓制度之内，是大众闻之色变的“不可接触者”。

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区就是今天的那格兰（Nagaland）。那格兰人擅长打猎，但有原始的猎头习惯，是所谓的“猎头族”，如电影《赛德克·巴莱》所描绘的台湾赛德克人一样。从喜马拉雅山区到缅甸山区，一直延续到台湾山区，在无数原始部落中都能发现“猎头”传统，或许其中有一些潜在的联系。过去多数印度人看来，那格兰几乎就意味着原始、残暴。

但随着基督教进入印度东北山区，那格兰人猎头数量开始递减，基督徒数量则猛增。经过百余年的努力，现在那格兰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是基督徒，几乎与基督教国家菲律宾相仿，可谓全亚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区。现在那格兰已不仅是印度的基督教中心，还在努力向世界其他角落传播福音。在一个以印度教为主体、以伊斯兰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里，竟然涌现出那格兰这样的基督教地区，不可谓不是奇迹。

而且那格兰并非孤例。现在印度基督教占优势的邦已经有数个，基督徒在数量上也已经超过两千五百万，成为印度第三大宗教，压倒了锡克教。近年来，基督教在印度东北地区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已经成为印度社会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宗教力量，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对此深感忧虑。2008年，东部奥里萨邦的教难即在这个语境下发生，至今仍不安定。

从地图来看，印度基督教影响区域，一片在东北部，一片在南部，西部少数地区（如果阿）亦有活动。而众所周知的是，印度东西南北相差悬殊，南北两地的基督教又有不同的渊源，即使信仰同一个上帝、读同一本《圣经》（多半是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地区的人群也较难融为一体。

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种族、国家与文化的壁垒，为西方世界所难以想象。在印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名字就不一样，所聚居的地区也不一样，即使说同一种语言（如旁遮普语），落到笔下，所用的拼音字母可能也各不相同，双方各有深厚的传统背景。可是印度基督徒应该起什么名字？应该用什么语言？应该聚居在哪里？印度基督教留下多少可供利用的本土资源？

当印度的基督教徒用不同的语言谈论上帝时，他们的共通性相对薄弱。要知道，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除了共同的信仰之外，还有许多共同的风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社群组织等等。基督教在印度的历史虽然较伊斯兰教更长，却没有深入到社会基层中。基督徒能否运用信仰来统一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冲突，这仍是一个问题。

当年在印度传教大获成功的沙勿略初到日本，对净土宗与基督教的相互印证感到震撼。许多年后，日本基督教作家远藤周作用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深河》作出回应，让十字架与恒河对话，“殊途同归”。沙勿略也好，远藤周作也罢，终究都只是局外人的视角。设想一个生于印度、长于印度的基督徒，生命中同时包含了十字架与恒河，他的灵魂最终会往哪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