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社会，只要是出自那无法模仿的身体的，来自这确定的身体的，就值千万。所消费的，只是身体，也就是一种个人性，也就是无法被继续往下劈分的东西。换句话说，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去买和被卖的，仍是身体：这种交易不由得让我们认为是卖淫的契约。这种身体买卖的契约对资本主义文明是恰 当的吗？

可不可以说，这种买卖契约恰好定义了艺术场域 的商业风俗？

在人民中国，我看到了农村画，其中，艺术家的劳动，原则上是脱出一切交换的。它制造出了一种有意思的来回：最被崇敬的画家，会先去弄出一张正确的扁平设计，比如说一个单位的书记像，正在阅读的样子：由绘画特征看，那里面其实是没有身体，也没有激情，也没有慵懒，没有任何模拟操作（要弄得它相像或表现它）。

相反，展览这样的设计是会蓄养出很多别的作品的，它们用的就是幼稚的风格了，别的画家从展览中领取了他们自己要的现实主义主题，业余艺术家的疯狂的身体，这时就硬挤了进来，冲到了前面，要使出它们的快感来，你常会见到笔触的丰肥和淫荡，色彩的狂野，对固定主题的迷醉般的重复。

换句话说，身体总会越出了捕捉它的交换之外：不论你这世界中的的商业，还是政治美德，还都不足以穷尽身体：总会在某个极点上，身体又可以在那里无所事事（弄出它自己要的快感的）了（巴尔特，V，714-715）。 

我这是因为看到刘小东的画，而想到当时巴尔特在中国看到的地方农民画（不一定不专业，那时稍一学就开始画）。重点在：刘小东画的苦逼身体，就不是卖淫姿势了吗？文革中，业余画家在画电影海报（县里有描红本一样下来的，村里面，我就照样涂了），把自己的身体扯进来，以为在跳脱衣舞台，正如我三叔是看到红色娘 子军，就当成天上人间的。

焦点在身体上：今天的伟大画家能卖几个钱了，就以为身体是应该像快五十岁的巩俐那样被保养和凝视的，以为扭曲了身体之苦难，就不是艺术家画家自己在卖身了。这段话的要点是：刘小东们在卖身（不是卖他们画的裸体美女的肉体，而是在卖他们自己的肉）。

而像我这样的村里的文革业余海报大师，却能像屁那不须那样把自己的身体亮出来，卖弄色彩和线条，去跳出现代舞。巴尔特问我们：谁在真正卖淫？那一种画家的待遇好一点儿？ 

艺术家不提供道德教训，但有一种道德：在作品中他们得处理这样的问题：他人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应该怎么去想要（欲望）他们？我应怎样去迎合他们的欲望？在他们中间我应何行事？虽然每次都在宣称关于世界的一种微妙眼光，他们必须去合成他们的文化所声称、他们的身体所坚持的东西（V, 717)。

Twombly的画是写作。他不是要做成画，而是要使画成为写作。他解构了写作：他在文字写作与图像写作之间粘连了开去。正如马拉美要解构句子，因为它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画也是如此。全部的文化对Twombly而言只是：舒适、纪念品、反讽、摆拍、纨绔子的姿态。我们对它只能引用，不该投身；写作它！

如何来捣毁我们的文化呢？在象形字文化中，像在中国文革中一样，全民集体描红，在巴尔特看来，是一种非常解构和破坏的行为；在没有字母的文化里，这相当于将古老文化又一次重新交给五六岁的儿童，让他们像拆积木那样折腾它，生死由他们来定夺。

Twombly不是要学习中国书画的规则，而是要顺水推舟地对待其中的游戏、幻想、探索和慵懒，好像是一种只剩下低首前倾和曲线的写作，意义、结构和象征全被驱除，只剩下下一些线段和末屑来证明：时间可见，你看，时间正在颤抖（V，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