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从西天到中土 文：吕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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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了“西天中土”上海站的三场活动。前两次是和帕罗米塔·沃赫拉一起，一次参加对话，她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角度对印度电影史中的一个梳理，叫“点出主体‘我’：印度纪录片实践中的‘无自我’的政治”，我做回应人。另一次是放映她的影片《犯罪伙伴》，我参加放映之后的圆桌讨论，主题是文化产品的版权与传播。第三次是听玛达瓦·普拉萨德的演讲《电影政治：电影在南印度的政治重要性》，我也是回应人之一。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共同发现了很多既熟悉也陌生的经验。沃赫拉读了我的文章，也认为我们的纪录片历史有共通之处。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是通过建立与西方的纪录片发展历史的比较与对话，勾勒我们自己的纪录片历史脉络，沃赫拉告诉我她正在写一本印度纪录片历史的书，很快就要完成了。

对于本次影展入选的印度纪录片，我的印象是它们属于印度知识分子的影像书写。有很强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气质，充满了反思和质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指向，比如说沃赫拉自己的纪录片就不断地追问主体的叙述是谁？这个主体的背后有复杂的政治涵义，其中有特别强烈的与西方电影理论与话语的抗衡。她片子的实验性在于把纪录片第一人称叙述者建构为虚构的形象，比如说是一个女神，或者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从而来打破传统纪录片的主体叙述。另一方面，她在《犯罪伙伴》中也会以自我的身份兼任叙述者和采访者，让自己作为媒介来追索文化产品的盗版问题。她认为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就是探讨本身，是给自己寻找一个开放的立场和观点，所以她在影片里采访了很多不同的人，也给出很多数据和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她不断地问别人，也不断地问自己，到底应该如何看盗版的现象？问题不断被推进，影片给出了很多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视角，同时也有同情和理解的内容，也有一些是她觉得没有答案，但是她应该仍然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由此，盗版现象成为一个链接资本主义市场、文化生产、部落文化、另类文化、不同的社会阶层、法律、国家等多重力量的聚合。它很像是一个学者的田野调查影像笔记。在玛达瓦·普拉萨德教授的演讲中，他通过区分中产阶级观众与底层观众拥有的不同的电影英雄，底层通过与影星的复杂关系来建构一个“视觉共和国”（Visual Republic），以获得现实中没有的政治存在感，来探讨今天印度的民主与政治的资源与问题。

从印度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脉络出发，以影像的方式开展对印度的后殖民、传统、现代性、资本主义市场、国家的发展主义话语、数码科技的发展等诸多问题的反思，是本次活动的基本关怀。本次影展的题目意味深长，它主标题是：“你不属于”，来自一部叫做《你不属于》的故事片，里面的歌词是：前往这片你属于的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不属于你，——它很像是今天印度知识分子的自画像。影展的副标题是“印度电影的过去与未来”，——中间恰好悬置了一个“现在”，这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失去了当下的归属，而这个对当下“归属”的缺失，应该正是本次影展的宗旨，即究竟什么是今天的印度？它的历史、政治和身份，以及语言与种族、社群和国家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其中的角色何为？没有简单的答案，而是相反，它呈现的是复杂和多重性。在这些呈现的背后，可以辨别出浓烈的印度后殖民主义和底层研究的理论气息。

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像书写传统，中国没有，这才是他们的“独立”电影的涵义。中国的独立电影是另一种类型。中国的独立电影和新纪录运动基本上是一个非知识分子运动，带有很强的社会自发性，它跟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关系密切，更像是社会发声的一个渠道。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纪录片的实践主体以及主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不同的。帕罗米塔·沃赫拉就说，如果她要去拍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的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用这样的故事干什么？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明确这样的故事背后的理论关怀。而我们知道像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理论大都来自于印度学者，这些理论都对身份政治高度敏感和警惕，底层能否说话，能否被代表，都是被尖锐讨论的关键议题。这得他们很少采用观察式的直接电影的模式和美学，而是更多带有先锋性和实验性的特点。

我们在讨论中国当代纪录片的底层叙述的时候，大多会从伦理的层面来展开，很少从身份认同政治的角度。这是因为中国纪录片导演的社会阶层分布非常广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都可能介入到纪录片的创作中，它的社会涵盖性和宽阔性都极大地超出了传统电影的专业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带有一种社会的自发性。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之中，社会有强烈的自我表达的需求，纪录片便是这样的自我表达的渠道，所以中国纪录片的独特性和力量都源于此，它讲述的不是相对与知识分子的“他者”的故事，而是“我们”的故事。因此，它的力量与粗粝并存，质感很强，元气充沛。创作者往往或是通过长期跟踪，特别是底层行走的方式去追寻人物，丈量大地，或是自己就来自底层讲述自己的故事，用身体为媒介浸润于情境中感知、感动和承受，然后表达，摄影机与身体合一，成为社会的温度计。基本底色是朴素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关怀，但却以最有力的方式揭示出今天的底层作为人的存在与命运。美学方式是观察式的、自我反射式的和表演式的并存和交融，而纪实主义的方法论使得取景框内被拍摄者的主体，而不是作为导演的主体，更能够获得第一人称的存在，这些特质在与印度的纪录片的对比中更能显现。这也使得它包涵了很多无法被今天既定的学院理论所限定的力量，它的丰富和暧昧并存。中国的知识界需要通过对今天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社会脱节的批判性反思，才能“发现”和遭遇纪录片，这也是此次印度影展给我们提供的另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