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大爱成都音乐节”24小时惊魂
发起人:无厘头  回复数:0   浏览数:1083   最后更新:2012/06/29 10:18:26 by 无厘头
[楼主] 无厘头 2012-06-29 10:18:2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记者姜弘

 

“大爱”音乐节演出结束后,微博曾疯传罗大佑“被扣”,主办方负责人陈述表示,罗没有被扣,他自己付钱离开了酒店。 (金琦/图)

 

从乐迷角度看,“大爱”是中国最好的音乐节,就连那些被拖欠巨额费用的外包团队也认同这一点,“无论舞台、灯光、音响还是演出阵容,都是中国最好的”。

从工作人员角度看,它是中国最乱的音乐节,灯光、视频、摄像、艺人统筹、接待、舞台监督、器材租赁等各个工种的工作团队连续四天拿不到应得的尾款,欠款金额涉及800万元。

主办方宣称“2012大爱成都音乐节”总投资达6000万元——几乎是张北草原音乐节的4到5倍,四天的演出阵容被认为“堪比春晚”,从唐朝到谭咏麟,从崔健到陈冠希,流行、摇滚应有尽有。

就是这样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巨型音乐节却折在了演出结束的第二天,2012年6月25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早上开始陆续发作,主办方负责人在派出所被询问六小时后,以“800万元的欠条、半年内结清”的承诺为“大爱”划上了一个逗号,也为正处于萌发阶段的中国音乐节划出了省略号。

逃离:罗大佑没被扣

飞机刚停稳,摇滚艺人谢天笑打开手机,短信、电话一个接一个进来,都在问他是否从成都平安回到北京。他这才知道,“大爱”出事了。此时,已是2012年6月25日下午6点左右。

谢天笑意识到早上离开成都时的小插曲为什么发生——当时他正在去双流机场的车上打盹,忽然听到自己的工作人员在与司机争论,一问,原来好不容易让主办方按照合约安排来的车,行至半路,司机却告诉他们:“主办方没给钱,你们要不付车费就下去吧。”

就在谢天笑“后知后觉”的同时,微博上也炸了锅,“主办方携6000万巨款潜逃”,外包项目的工作人员吐槽拿不到钱,甚至一度传出“罗大佑被扣”的消息。此时,“大爱”最后一晚出场的艺人已经按计划陆续离开成都,除谢天笑、罗大佑之外,还有崔健、朴树等人。

时间倒回到这一天的凌晨4点,崔健接到了木马乐队鼓手刘为的电话,提醒他尽早离开酒店。刘在组委会的朋友说主办方“账面上没钱了”,艺人住的五星级酒店尚有尾款未结清,很可能在退房时“遇到麻烦”。崔健及乐队一行十几人订的是上午8点多成都飞北京的机票,那天下了大雨,他们索性自己租了一辆车,赶往机场。

歌手朴树及其乐队成员早上就听说了“可能要出事”,但组委会还是按照约定给他们叫了一辆中巴赶往机场,车到半路,司机忽然停了下来说:“主办方没钱了,得你们自己掏车费。”

姜南洋是“大爱”导演组视频承接公司负责人,其团队一共五十多人,还有从北京运来的两吨设备。去成都的路费主办方已经支付了,他说自己的团队没拿着一分钱把活也干了,可回北京时的车费和机票却遇到了麻烦。

“大巴司机找我要2000元,当时我口袋里只剩1600元了,司机哭丧着脸说主办方欠他们八万多呢。”最后1600元成交。姜南洋给五十多人买机票加托运两吨设备花了七万多。

姜说他是“大爱”各类外包公司里,惟一没拿预付款就租了设备来成都干活的。

姜也是发布“罗大佑被扣”消息的人,这是同事在25日下午打电话告诉他的。他旋即把这消息发到了微博上。

“大爱”主办方负责人陈述,也就是那个被传“携6000万巨款潜逃”的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否认了“被扣”的说法,“确实有艺人离开酒店时遇到了麻烦,这是我们的问题,我对此深感内疚,但不存在任何艺人被扣的情况。”陈述说,一共有八十多人被酒店方面留了下来,要求必须结清费用方能离店。“但里面没有艺人,都是工作人员,主要是导演组的人。”

南方周末记者打通了负责罗大佑“大爱”艺人联络的张某的电话,张某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陈述说,“罗大佑没被扣,我听说他自己掏钱结清了房费,然后就离开了。”

真实的情况是,25日早上起,八十多名工作人员被迫滞留酒店,中午开始有不少人陆续报警。

姜南洋在中午打了110,说自己被酒店方面扣留,等了半天,没任何警察来。他找上了酒店的一名经理,和他一起去附近的公安局报案。一走进公安局,看到屋子里有二十多人,都是因为“大爱”欠款来报警的。

其实几个警察在下午1点就把陈述和他公司的财务总监等六人带走了,就涉嫌诈骗、“大爱”资金等问题询问到了晚上7点,陈述说事情最终被定义为民事经济纠纷。最后他写下了一张欠条,标明:欠款800万,其中酒店欠费130万,其余670万系音乐节各类外包工程的拖欠款。他承诺半年内结清这些款项。“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会待在成都,处理善后事宜。”陈述说。

陈述的一纸欠条,加上警方的协调,酒店总算答应放人了。八十多名工作人员终于离开了酒店。

姜南洋回到北京的家已是26日凌晨4点。此时,距离崔健接到“通风报信”整整24小时。

观看英国山羊皮乐队表演的乐迷与保安。“堪比春晚”的演出阵容、“最好的”硬件设备,让此时的音乐节看上去“令人满意”。 (金琦/图)

救场:分完100万,马上去干活

直到“大爱”演出的最后一天早上,姜南洋还没收到主办方一分钱。

姜和他的团队决定把轨道拆了,准备先撤再静观其变。“主办方的钱拿不到,我损失几十万,可设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动辄上百万,我们肯定赔不起。”他怕最后一天的演出泡汤,乐迷闹事,设备受损。

他们正在拆卸设备时,有人过来,语气平缓但很强硬地说:“你们出不去的,必须给大屏幕信号。”

拆设备之前,姜南洋曾接到通知开一个紧急协调会。他派了同事去开会,各个工种的主要负责人和陈述都在现场,有一个人像是主管单位的,拿出100万现金说:“你们自己协调怎么把这100万分了,然后马上干活。”又说,“今天这活,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讨论了半个多小时,谈不拢,大家就去干活了,姜的团队也把轨道又装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们就没用摇臂。”但姜说他们还是按照基本常规动作“简约”地完成了最后一晚的演出。

姜南洋说,那个掏出100万现金的人,是政府的人:“大家都怕出乱子。”

陈述则坚称,那100万是他应政府要求,想办法临时凑的。

那天早上,和姜的团队情况基本相同的“救场”者,还有电力、音响等涉及各个环节的外包团队。

所有最后一晚参加“大爱”演出的艺人,反倒像是这场惊魂记的旁观者。中国音乐节的惯例是在艺人赶赴演出前,主办方需将演出费用全额打到艺人指定的账号上。比较通行的说法是,“钱到账,才起飞”。因此,“大爱”多米诺骨牌坍塌,艺人相对是损失最小的,他们遇到的是走台混乱、调音差错等问题。

教训:6000万与12000张票

陈述是在26日凌晨两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的,他说自己已经连续六天没有合眼了。

电话里,陈述的语气较为平缓,但思维略显断续,不时强调自己说的话题有点跑偏,要回到记者提问的主题上来。在深感内疚的同时,他也特别指出了“大爱”的票房滑铁卢。

“大爱”所在的场地是位于成都青羊区的“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这个园区被官方文件定义为“成都之于世界的文化地位”的象征,“为成都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提供鲜活的发展动力”。场地之大据称也堪为中国音乐节之最。“大爱”一共有四个舞台,姜南洋曾经几次往返于各个舞台之间,据他估算,几个舞台的间距在1.5到2公里之间,“从这个舞台到那个舞台,走路需要十几分钟,累得气喘吁吁的”。

主办方此前对票房较为乐观,他们觉得至少可以容纳5万人的场地,每天卖出去1万到3万张票总是没问题的。而事实上,现场观众人数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数字。参加过许多音乐节的“十三月唱片”老板卢中强认为人数最多的一天是汪峰出场的第三天(也就是23日),据他目测,观众超过了3万。

问题在于这3万人有多少人是买票进场的。提起这个话题,陈述显得十分苦涩。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爱”四天,票房千余张。而来自“大爱”指定票务公司大麦网的数据显示,四天“大爱”,实际出票总计12000张。大麦网是“大爱”最大的售票渠道。

票价是“大爱”被乐迷诟病最多的一点。中国的音乐节2-3天的套票价格在200-300元之间,单天票价在80-150元之间,有的甚至更便宜;而“大爱”单天298元,套票800元。这一定价被认为“严重超出了音乐节受众的消费能力”。

中国音乐节一直不乏各种阻碍,而“黄牛”名列前茅。常跑音乐节的乐迷已经精于如何省钱,他们会提前订好第一天的票,到现场再想办法买剩下几天的票——他们总能在“黄牛”那里以很低的价格买到票。

“大爱”的“黄牛”问题比其他音乐节更为严重。

姜南洋亲眼目睹了“大爱”入口处,乐迷花20元钱买到了298元的票。音乐节票务系统日趋电子化,条形码识别系统已被普遍应用,且一般都是提前十几天开始出票。“大爱”也不例外。

“我想应该是有内鬼,不然不可能这么便宜的黄牛票横行‘大爱’。”姜听说还有人“贿赂”保安,塞几十块钱现金,就得以入场。

陈述原本的打算是票房回款可以支付音乐节发生的各种费用,但这个想法破灭了。

36岁的陈述是重庆人,早年曾在成都的夜店工作,后来进京从事影视工作。2011年在北京成立了“大爱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公司就是为做大爱音乐节而专门成立的,与绵阳政府合作的第一届大爱音乐节原定于2011年10月举办,却在8月底宣告流产。至于流产的原因,公开的说法是“绵阳遭遇连续20天的暴雨,根本无法施工”。

从对外发布的资料来看,2011年大爱音乐节始终与绵阳灾后重建的主题紧密相连,但陈述否认当初的“大爱”有任何其他意义,“这个词很宽泛。”陈述说。

关于停办的原因,有一个说法是,绵阳市政府方面的对接人“出了状况”,导致资金链断裂,而所谓连日暴雨只是一个托辞。

陈述显然没有灰心,与绵阳的合作流产后,他马上开始着手筹备2012年“大爱成都音乐节”。

这一次,他终于把“大爱”办成了。陈述强调6000万由他的公司全额投资,但有几个朋友借了钱给他。

资金链断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倒下了。到第四天,账面上盆干碗净,24小时惊魂记由此上演。

那些连续数日不眠不休的工作人员在微博里希望自己能讨回欠款,他们原本带着“大爱”参与“大爱”,不曾想却变成了“大恨”。

有人替“大爱”鸣不平,这毕竟是中国最高水准的音乐节,大家不应该一味地谩骂。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投了6000万,血本无归,需要更多反思。

“大爱”筹备两年多,陈述投入了全部的努力,调用了所有资源,他说自己一年多没看过一场电影。这几天他在成都设法解决“大爱”的一系列纠纷。他打算报案,请公安协助调查“大爱”票务可能存在的巨大漏洞。

“大爱”在立项伊始,就得到了成都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成都方面希望音乐节能提升成都的形象。”但陈述坚称,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只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张北草原音乐节策划人之一李宏杰认为,“大爱”事件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但他希望各级政府千万不要因此而怕音乐节:“应该是让它变好,而不是被它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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