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志的“蒋志”

在谈蒋志之前，我想先谈谈他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办个展期间的一个讲座。讲座起名为“蒋志：不会讲的讲座”，显而易见，作为主讲人的蒋志在准备这次讲演之前，已经作出了一个出于理性且超出常理的决定——在讲座中不言不语。可能是出于尊重或解释这样做的初衷，他还是在PPT里面加了些这样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愿意就这样一直沉默下去…难道坐在这里就非要讲点什么吗？…请你们接受一个不会讲的讲座。你们会不会很生气？”他还引用尼采在《人性，太人性的》中的话：“一同沉默是美事一桩。而比这更美妙的是一同微笑。”

蒋志这样的举动可以作以下理解：他可能确实是不善言辞，也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的文学式思考使他对表述事物持有一种警惕性，更可能是他笃信艺术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解释的事物（他曾在讲座之后做过类似的解释）。在有关这个讲座的讨论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误解，即艺术相对于写作与口述，在“语言”表述方面，是否存在哪一个更贴近于创作者的感受及其精神的问题？这是一个难解的话题，艺术虽然与生俱来就是语言的一种形式，它像生活一样也可以成为语言的元素，但在表达方面，我们能说艺术胜过文学和口述而更接近于创作者的复杂的心智吗？我想没有谁会敢公然宣称艺术是人类的第一“语言”，如果有，那将是世纪之辩。这个问题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很多人一直相信的那个由艺术家与神化艺术的批评家制造的专业秘密——艺术是无法用言语解释的事物——它除了在说明艺术在被其他语言转译的时候是不能够完全还原其意的以外，并不能说明艺术是最为优质的语言。那么，为何会有人拿艺术与写作、口述的表述进行对比，唯一的原因就是一部分人对艺术的认知存在分歧与偏见，他们总把艺术仅仅当作是放置在白盒子中的艺术品，而从来没有试图去理解作为快感、认识、文本、症候、态度、实践、救赎的艺术。就如你把作为实践的艺术以艺术品的形式或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两者都不会形成绝对的偏差。那么，这个时候是否可以这样说，创作者的口述与艺术品一样都是“艺术”的其他形式的显现，都是可以通过感知去解释“艺术”的。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不认同的唯一种情况，就是你不认同艺术与其自身的载体艺术品具有统一性，也相当于你不认同自述中的“我”与“自我”不是你自己一样。

如果把这个问题拉回到表面进行讨论，并试图找到一个切入口，那应该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些具有写作与艺术天赋的人对自己的艺术是否可以用文学语言来作出较为恰当的诠释？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有一个例子可以参考。

事实上，艺术家蒋志不仅仅具有叙述作品的能力，还具有用文字构建和阐释作品的能力。这两个方面，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诗意的句子与曲言式标题、《一件作品》和近期他对《0.7%的盐》创作初衷的解释中，可以略见一二。尤其是蒋志在08年创作的《一件作品》，他以文字虚构的方式描述并阐述了应某策展人之邀的参展作品，他本人将之称为“特殊的文本”。这件文字作品最为让人有所触动的是，终于有艺术家敢于解构艺术界之于“艺术”的狭隘定义，蒋志在将“艺术”以具体实践的方式充扩至文学艺术领域的同时，也针对人们长期围造的艺术系统及秩序作以否定式的行动。我甚至认为，蒋志的《一件作品》是他所有创作中在艺术语言方面做得最好的作品。他像婉拒一次口传说教的演讲一样，婉拒了人们对艺术品的传统想象。蒋志在对自己的作品《0.7%的盐》的阐述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我的作品初衷是：请去理解自己…创造一个新现实，就请先反抗自己的旧主观。”也就是说，蒋志的艺术创作总会有一个自我意识的内部对抗的动作，这个动作指向的是表象与意涵以外的实践动机，它贯穿于蒋志大多数行为与作品之中，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蒋志的秩序”。

因此，蒋志的“不会讲的讲座”的动机，最可能的是基于自我意识的反抗以及种种主观因素的集合，使得他理性控制自己不去讲，直白点说，他就是不想讲，更愿意以一个被邀请的身份较有态度的进行了一次实践。最有意思的是，蒋志在广州美院举办了一场沉默的讲座之后，却又在深圳旧天堂书店的讲座中开口了，虽然他强调，经过不知多少次的作品展示之后，自己面对作品有多么的羞怯与麻木。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要重新思考一下“不会讲的讲座”的举动？蒋志以其独特的敏感力和秩序支配着个人对事物解读及行动的方式，因此出现了“不会讲的讲座”。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基于个体精神内向度的行动是否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规律，而长期驻留于自我空间。如瓦雷里所说的：“这个世界是在我们内心的，而我们被这个世界包围着。”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能否让自己长期处于自留的“空地”，而不与自己的世俗行为形成某种矛盾。这是他们偶尔冷静的控制行为，针对自我展开某些观念能否有效且形成深度认知的重点所在。如果在这一点上做不到，我将认为他们在对抗意识形态与观众期待的同时，也消费了自我对抗的行动，并形成自我悖论。当然，悖论也有悖论的智慧与意义，但是这会使观众拿不定主意将以何种态度去观看他们的“实践”，艺术也就此可能成为了一种怡情悦性的工具。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问：为什么要观看艺术家的实践？又应该如何来观看作为实践的“不会讲的讲座”？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实践”在艺术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基点来进一步讨论作为艺术实践者的蒋志。蒋志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个展“如果这是一个人”的出版物中，提到自己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到现在他更对是不是艺术家这个身份毫无兴趣，只要认真地去创作就可以了。我们对蒋志的态度是否具有独特性先放在一边，只针对“艺术家”这个身份的定义的认同感，为何会形成如此的下滑趋势进行一番简单讨论。在新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曾被充分肯定的尊称，或许已经不适于当今艺术从业者的职业属性。确切的来说，这个职称已经有点过时。在此情境中有点自省、自知的人都不会为这个职称而去做艺术，当然也不会为艺术而做艺术。我想大多数的人更愿意称自己是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实践者，这也意味着“艺术家”这个身份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指向意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中的精英主义者对于概念“泛滥”本能的反应便是提高警惕并退出人们对自己身份的普遍认知范畴。而艺术实践者这个职称也因模糊而显得合适且准确。我之所以这样说，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思考，我们对这个职称越来越不满、不信任，为什么？艺术概念的多元与复杂，它的定义在专业领域与大众领域，甚至是艺术界中的小圈子都对“艺术”有着不同的解读，就如我们简单的把画院、美协体系归为传统艺术，把新媒体艺术、装置等归为当代艺术一样。其实，在体现心智的思维过程与趣味的生产方面，大家都是“传统”艺术家（陈侗有过类似的阐述）。这只不过是人们为了区分身份而去建立某种秩序的把戏，可怕的是很多人都会自觉地遵循这种主观设定的秩序进行创作，并唯恐不当代、不传统。这些问题早已在艺术自然化时代的到来而被消解掉了，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现代舞与“当代艺术”为之努力更多一些，“传统艺术”因为固守而成为运动中低迷的参与者。

20世纪的后半叶，自然的“艺术化”时代已经到了：我们回看历史，在一个由疯狂地寻求艺术秩序坚固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所控制的时代之后，一个意识到了这一基础的脆弱性并丧失了信心的时代来到了。艺术的边界尤其是那些至今还无法超越的边界，至此变得更为遥不可及，甚至是消失不见。艺术不再需要掩盖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偶然性致敬，它现在已经是当今世界祛魅的重要方式。而艺术也将有可能不再是一种弱的、备受猜疑、被蔑视的事物。此时，“实践”作为人们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它成为艺术语言最根本的构成部分与显现形式，艺术的尊严也由实践来呈现于众，而非是那些经常让人困惑的艺术品。至此，艺术实践在艺术中的重要性就需要重新被认识，对于艺术实践者的批评也应该从其艺术生产过程与精神实践的不同维度的较为全面解读出发，而非是较为容易的对艺术品虚于表象的意义的阐释。整体来讲，艺术（实践）先于艺术品，艺术的严肃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近距离的窥见。那么，类于“不会讲的讲座”的实践在“蒋志的秩序”中是偶然，还是必然？

以上的论述除了回答为什么要观看艺术家的实践以外，还为了说明一个关于蒋志的臆断的出发点。

作为一个观者，我个人认为他的作品具有较为强烈的文学性，以及影像（更多是摄影）的创作思维。我猜想蒋志可能会不认同，就像他不认同自己的艺术中存在抒情的成分一样。如果蒋志认同，他可能也会在此过后去试图重构你的解读。当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的时候，对于作者的解说，我们固然需要参考，但不能完全相信，这一点蒋志自己也曾在有关“不会讲的讲座”的讨论中提到：“请不要相信作者所谓的一件作品的初衷”。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定断之中，提供了一个线索让我们去了解蒋志以及其艺术作品的异质性。针对蒋志的这句话，反过来想，它似乎揭露了一个事实：不管蒋志多么随意的创作，都可能具有如“不会讲的讲座”一样的（反抗自己的旧主观）动机基础与生产过程，即对碎念的理性处理。这意味着“不会讲的讲座”在蒋志的秩序中，是一个并不应该用偶然或必然来形容的实践。它的发生的偶然性在于作为一个人的蒋志具有感性，它发生的必然性在于蒋志试图去理解自己，具有着自我对抗的意识。

不管怎样，当这种动机或初衷是一种理性处理之后的感性动作的时候，触摸或阐释它都十分困难。但这个先于艺术品的观省行为恰恰是构成了蒋志艺术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还体现在他作品的表象意义与他赋予作品的内涵（创作动机）的非一致性，也体现在蒋志艺术的生长性，后者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木木》。除《木木》以外，蒋志的其他作品的生长性体现在其对作品的解构性诠释或自我否定性阐释的行动之中，如《0.7%的盐》、《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成钉子》、《情书》等。虽然这种内部的艺术行动在很多艺术家的身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无疑蒋志在此方面更为突显。因为蒋志十分警惕自己的表述，总要抵抗自己认知事物的经验，并尽可能的找出超出于自己思考与认知经验的另外一种正当性的解释。当然，这种仅作为猜想式的不予作者认同的陈述，必会有一定误差，但我们不要忘了蒋志作为一个综合型并有过文学训练的艺术家，具有这种意识不足为奇。另外，我做这番推断，也是因为我认同蒋志本人对“主观”的认知：世界是由人的主观造成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主观的推断，最重要的是尽可能的接近那个事实，而不是奢望去还原那个事实。

一个艺术家越是谨慎，他对于作品的陈述就会越具开放性，沉默是表述的开放性最极端的行动。一个艺术家越是寻求自我，就会有意识的自我博弈，而这种寻求的最高形式，便是依附于自我的镜像去创造（而非塑造）另一个自我，也就是远离自己认识的自我。换句话说，寻求自我是为了占有自我。这是在作为一个“矛盾体”的蒋志身上获知的。而导致这种情境的主要原因是蒋志对各种经验、认知甚至自己的不信任。他在强调世界是由人的主观造成的同时，又在这种相对真理性的认知中，陷入了犹豫不决与相对的不自信的情形。他在与真理对峙的同时，又在不断的寻求另外一种真理，这样的蒋志生活在充满“痛苦”的自我博弈之中，却从来不想避开这个境况。我想，就是这种悖论性与快乐其中，塑造了蒋志。在艺术实践中，他对自己创作逻辑的反思与（在这个思维过程之前）创作逻辑对感知的干预，是蒋志艺术生产较为可见的特质。

上面的所有内容，如果放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展览“如果这是一个人”的语境中来看，与其说我是在分析蒋志的艺术，不如说我在讨论“一个人”。说到此，也正因为此，面对作为“一个人”的蒋志，我依然没有信心，让“一个人”去认同有关他的这些推断。但是，鉴于所有的艺术写作都是建立在一种依附于主体事物的表象进行主观的表达，这篇文章便可以理解是关于蒋志的“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