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言网
文章作者帕拉维•艾雅尔（Pallavi Aiyar）是印度记者和作家，其作品《烟雾与镜子：中国经验》曾获得印度沃达丰纵横字谜图书奖（the Vodafone-Crossword Award）。她现在是《印度商业标准报》的驻欧洲记者，她的第一本小说《胡同里的猫》（Chinese Whiskers）2011年出版。
在更为公平的社会里，无论贫富，大家都分享着较为均等的机会，社会凝聚力也往往很牢固。而可以预见的是，更为不公的社会里有更多的健康问题，不满以及腐败。当一个国家贫富不均扩大，一些早期的警示信号通常在孩子们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下这一系列的《耶鲁环球在线》分析了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它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基尼系数是一项估算家庭收入分配的指标，据它显示，中国国内的分配不均程度类似美国，但比除俄罗斯以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高。而然，这样的不均等有时反而对其他国家有所助益。对饱受世界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打击的欧洲旅游业和零售业来说，不断增长的中国游客数量就是它们的生命线。我们的这一系列分为上下两篇，第一篇文章由记者兼作家帕拉维 艾亚尔（Pallavi Aiyar）撰写，描述了中国特权阶级的孩子一次旋风般的欧洲之旅。这些孩子们从比较中学会了很多，而艾亚尔和这个小小旅行团进行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中国不均等状况的坦率洞察，也能看到中国人新近拥有的文化优越感。
中国未来的孩子们——第一部分
一趟欧洲之旅中，从中国特权阶级的孩子们身上折射出社会的不公和孩子们自身的优越感
帕维拉 艾亚尔
耶鲁环球在线
布鲁塞尔：二月一个大风的傍晚，库夫施泰因（Kufstein）的蒂罗儿镇（Tyrolean town）,喧闹占据了通常沉郁凄凉的泰勒旅馆（Thaler Hotel）。一群中国孩子涌进了走廊。其中有个男孩向我喊道：“嗨！”我的汉语不好，但足够交流。我用中文答了一句“你好”，随即（用英语）问他：“你今天过的好吗？”男孩却立即陷入了沉默，他看上去很困惑。
“你是中国人吗？”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孩问我，露出他带着银色镶边牙套的牙齿。
“我看上去像中国人吗？”我这样反问道。
“你说中文啊。”他有些闪避地回答。旁边一个短发女孩带着成熟的表情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吗？”她皱着眉说，“现在外国人会说中文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的确如此，而且现在在欧洲的滑雪场，购物中心或者巧克力店遇上一群中国孩子的情景也越来越普遍了。中国学校的假期时间就是孩子们在欧洲见学旅行的时间。
我加入了孩子们六个旅行团中的一个。这些孩子都是趁一月后半月的春节假期来欧洲旅行的，他们的旅程由一家名为ECS旅行社（ECS Tours）的德国公司安排。这家旅行社由德国律师鲁道夫 雷耶特（Rudolf Reiet）和他的妻子邢丽（音译）经营，刚刚进入关于中国人在欧见学旅行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还是个新手。
在中国，许多工人的年收入大约是1500美元，但有家长会花上六万人民币或者9500美元，只为送他们的孩子参加旋风般的欧洲大陆观光之旅。家长们除了叫孩子拍摄度假照片之外，还希望他们在国外学会用刀叉吃饭的技巧，并掌握在古典音乐会上拍手的适宜时机，以便回国后运用。
2010年，有大约300万中国游客到西欧旅行，他们按照自己的品味和消费文化重塑了传统的欧洲见学之旅。他们特有的旅行目的地包括：浪漫之都巴黎以及巴黎的路易士威登高档皮包商店；以雪山和巧克力闻名的瑞士；马克思的出生地，德国城镇克里尔；数家工厂零售部之乡和雨果波士总部——麦琴根。
中国游客就像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的骑士，突然出现并拯救了欧洲的旅行业，使遭受经济滞胀折磨的欧洲工业得到喘息之机。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游客在欧奢饰品消费总量占了该市场的62%之多。
我团里的35个孩子来自重庆一所小学，他们参加的是新型中国人欧洲大陆见学之旅的缩减版，会分别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停留数日。通过和这些孩子进行交谈，我得以窥见这个国家未来的劳动力的生活态度和愿望。他们都是200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那时正值中国即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前夕，而就在十年前，这种想法怎么看都是不大可能的。
这些孩子共同提供了中国新新精英阶层的速写。其中许多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所属官员的儿女。“他们像小领导那样讲话，在普通问答中也随时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雷耶特先生这样说道。剩下的是企业家的孩子。雷耶特笑着跟我提起，有个孩子随身带着好几包方便面，他以5英镑一包的高价把方便面卖给那些吃腻了欧洲食物的同班同学。
晚餐结束后，我们桌的聊天话题是关于钱的。一个11岁，爱开玩笑的胖女孩指着她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知道这次旅行她爸爸给了她多少钱吗？”
“别说，别说！”那个姓薛的女孩喘着气，试图捂住她朋友的嘴。
“4000英镑！”不等朋友阻止，胖女孩就尖叫起来：“你能相信吗？”这个姓方的胖女孩随即开心地解释说，她自己的父亲也给了她2000英镑。这些孩子乐于谈钱，但如果问他们政治方面的问题，哪怕是问他们的父母是不是党员这样的基本问题，他们就会马上陷入沉默。
我们桌上的另一个女孩一直默默旁观，似乎对谈话有所不满，当其他人问她究竟带了多少钱时，她拒绝回答。于是我问她她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她最终勉强回答说他是个银行高管。有个女孩大叫一声：“你肯定睡在钱堆上吧。”然后她笑了。
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但这些孩子是特权阶级的子女。西方人可能不会自动把以下一些父母的职务和财富联系起来——比如警察，政府官员，军官以及投行官僚。
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创立的仍然是一个黑暗而时常充满腐败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界限被模糊了。地方政府仍有权分配资助资金，并为生意做润滑。
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以下的场景——一个11岁的小姑娘骨瘦如柴，她的父亲是位警官。只见她在施华洛奇水晶店里挥了挥白金信用卡， 花了2800英镑买下一款水晶外壳的手表。她解释说手表是为她一个阿姨买的。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在给家人准备的礼物上总共花去了4200英镑。
另一个警察之子也加入到孩子们抢购水晶的队伍中，他们买下水晶就像买下糖果般豪放。男孩举着水晶制的小狗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它吗？因为它不是‘中国制造’！”
这个施华洛奇水晶店的半数员工都是中国人，而一些奥地利当地的员工也会基本的普通话。大多数孩子都将之视作理所当然。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孩子们来说，欧洲给他们的最初印象坚定了他们有些孩子气的文化优越感。当我问及这些孩子关于他们至今为止的欧洲之旅感想，我发现他们有种明显的屈尊之感。
“这儿的旅馆房间很小。”那个银行高管的女儿说道。另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对交通感到不满，“这边的马路有那么多规矩要守。我都不确定谁有先行权。在这边开车肯定要提心吊胆的。”
还有个女孩，父亲是工程师而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对早餐很不满意。“尽是些火腿。”她一边阴郁地咕哝，一边怀念着典型的中国早餐——那些塞满猪肉的热腾腾的夹馍或者满满一碗大米粥。“不过，”她继续说道，“这里比中国更平和，更安静。”
我想起了孩子们的故乡重庆，那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直辖市，也是世界最大都市中心之一一—人口有3千200万，是奥地利总人口的四倍。
2008年的那趟重庆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接连不断的听觉冲击：水泥浆搅拌机的轰鸣，麻辣面路边摊上发出的滋滋声，排气管劈哩啪啦喷出烟雾，还有落槌破碎机沉重的敲击。到处是交易和活动的声音，旧的事物在给新的事物让路。
“你说安静，其实是指这边要无聊许多吧。”另一个女孩咯咯笑了起来，而后两人相视而笑，深以为然。
中国是一个广大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着持续的变化，在贸易和基础设施领域发展迅猛，对像这样的国家而言，欧洲旧世界理所当然显得很无聊。完成这次欧洲之旅以后，孩子们不仅学到了使用刀叉的正确方法，拍了许多照片，他们还带走了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尽管欧洲更清洁更安静，尽管在欧洲可以买到许多昂贵的水晶和手表，但中国仍然比欧洲更发达，也更城市化。而且是的，外国人说汉语是很正常的。
文章作者帕拉维•艾雅尔（Pallavi Aiyar）是印度记者和作家，其作品《烟雾与镜子：中国经验》曾获得印度沃达丰纵横字谜图书奖（the Vodafone-Crossword Award）。她现在是《印度商业标准报》的驻欧洲记者，她的第一本小说《胡同里的猫》（Chinese Whiskers）2011年出版。
在更为公平的社会里，无论贫富，大家都分享着较为均等的机会，社会凝聚力也往往很牢固。而可以预见的是，更为不公的社会里有更多的健康问题，不满以及腐败。当一个国家贫富不均扩大，一些早期的警示信号通常在孩子们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以下这一系列的《耶鲁环球在线》分析了中国国内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它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基尼系数是一项估算家庭收入分配的指标，据它显示，中国国内的分配不均程度类似美国，但比除俄罗斯以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高。而然，这样的不均等有时反而对其他国家有所助益。对饱受世界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打击的欧洲旅游业和零售业来说，不断增长的中国游客数量就是它们的生命线。我们的这一系列分为上下两篇，第一篇文章由记者兼作家帕拉维 艾亚尔（Pallavi Aiyar）撰写，描述了中国特权阶级的孩子一次旋风般的欧洲之旅。这些孩子们从比较中学会了很多，而艾亚尔和这个小小旅行团进行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中国不均等状况的坦率洞察，也能看到中国人新近拥有的文化优越感。
中国未来的孩子们——第一部分
一趟欧洲之旅中，从中国特权阶级的孩子们身上折射出社会的不公和孩子们自身的优越感
帕维拉 艾亚尔
耶鲁环球在线
布鲁塞尔：二月一个大风的傍晚，库夫施泰因（Kufstein）的蒂罗儿镇（Tyrolean town）,喧闹占据了通常沉郁凄凉的泰勒旅馆（Thaler Hotel）。一群中国孩子涌进了走廊。其中有个男孩向我喊道：“嗨！”我的汉语不好，但足够交流。我用中文答了一句“你好”，随即（用英语）问他：“你今天过的好吗？”男孩却立即陷入了沉默，他看上去很困惑。
“你是中国人吗？”另一个戴眼镜的男孩问我，露出他带着银色镶边牙套的牙齿。
“我看上去像中国人吗？”我这样反问道。
“你说中文啊。”他有些闪避地回答。旁边一个短发女孩带着成熟的表情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吗？”她皱着眉说，“现在外国人会说中文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的确如此，而且现在在欧洲的滑雪场，购物中心或者巧克力店遇上一群中国孩子的情景也越来越普遍了。中国学校的假期时间就是孩子们在欧洲见学旅行的时间。
我加入了孩子们六个旅行团中的一个。这些孩子都是趁一月后半月的春节假期来欧洲旅行的，他们的旅程由一家名为ECS旅行社（ECS Tours）的德国公司安排。这家旅行社由德国律师鲁道夫 雷耶特（Rudolf Reiet）和他的妻子邢丽（音译）经营，刚刚进入关于中国人在欧见学旅行的有利可图的市场，还是个新手。
在中国，许多工人的年收入大约是1500美元，但有家长会花上六万人民币或者9500美元，只为送他们的孩子参加旋风般的欧洲大陆观光之旅。家长们除了叫孩子拍摄度假照片之外，还希望他们在国外学会用刀叉吃饭的技巧，并掌握在古典音乐会上拍手的适宜时机，以便回国后运用。
2010年，有大约300万中国游客到西欧旅行，他们按照自己的品味和消费文化重塑了传统的欧洲见学之旅。他们特有的旅行目的地包括：浪漫之都巴黎以及巴黎的路易士威登高档皮包商店；以雪山和巧克力闻名的瑞士；马克思的出生地，德国城镇克里尔；数家工厂零售部之乡和雨果波士总部——麦琴根。
中国游客就像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的骑士，突然出现并拯救了欧洲的旅行业，使遭受经济滞胀折磨的欧洲工业得到喘息之机。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游客在欧奢饰品消费总量占了该市场的62%之多。
我团里的35个孩子来自重庆一所小学，他们参加的是新型中国人欧洲大陆见学之旅的缩减版，会分别在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停留数日。通过和这些孩子进行交谈，我得以窥见这个国家未来的劳动力的生活态度和愿望。他们都是200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那时正值中国即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前夕，而就在十年前，这种想法怎么看都是不大可能的。
这些孩子共同提供了中国新新精英阶层的速写。其中许多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所属官员的儿女。“他们像小领导那样讲话，在普通问答中也随时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雷耶特先生这样说道。剩下的是企业家的孩子。雷耶特笑着跟我提起，有个孩子随身带着好几包方便面，他以5英镑一包的高价把方便面卖给那些吃腻了欧洲食物的同班同学。
晚餐结束后，我们桌的聊天话题是关于钱的。一个11岁，爱开玩笑的胖女孩指着她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知道这次旅行她爸爸给了她多少钱吗？”
“别说，别说！”那个姓薛的女孩喘着气，试图捂住她朋友的嘴。
“4000英镑！”不等朋友阻止，胖女孩就尖叫起来：“你能相信吗？”这个姓方的胖女孩随即开心地解释说，她自己的父亲也给了她2000英镑。这些孩子乐于谈钱，但如果问他们政治方面的问题，哪怕是问他们的父母是不是党员这样的基本问题，他们就会马上陷入沉默。
我们桌上的另一个女孩一直默默旁观，似乎对谈话有所不满，当其他人问她究竟带了多少钱时，她拒绝回答。于是我问她她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她最终勉强回答说他是个银行高管。有个女孩大叫一声：“你肯定睡在钱堆上吧。”然后她笑了。
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但这些孩子是特权阶级的子女。西方人可能不会自动把以下一些父母的职务和财富联系起来——比如警察，政府官员，军官以及投行官僚。
尽管有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创立的仍然是一个黑暗而时常充满腐败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界限被模糊了。地方政府仍有权分配资助资金，并为生意做润滑。
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以下的场景——一个11岁的小姑娘骨瘦如柴，她的父亲是位警官。只见她在施华洛奇水晶店里挥了挥白金信用卡， 花了2800英镑买下一款水晶外壳的手表。她解释说手表是为她一个阿姨买的。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在给家人准备的礼物上总共花去了4200英镑。
另一个警察之子也加入到孩子们抢购水晶的队伍中，他们买下水晶就像买下糖果般豪放。男孩举着水晶制的小狗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它吗？因为它不是‘中国制造’！”
这个施华洛奇水晶店的半数员工都是中国人，而一些奥地利当地的员工也会基本的普通话。大多数孩子都将之视作理所当然。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孩子们来说，欧洲给他们的最初印象坚定了他们有些孩子气的文化优越感。当我问及这些孩子关于他们至今为止的欧洲之旅感想，我发现他们有种明显的屈尊之感。
“这儿的旅馆房间很小。”那个银行高管的女儿说道。另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对交通感到不满，“这边的马路有那么多规矩要守。我都不确定谁有先行权。在这边开车肯定要提心吊胆的。”
还有个女孩，父亲是工程师而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对早餐很不满意。“尽是些火腿。”她一边阴郁地咕哝，一边怀念着典型的中国早餐——那些塞满猪肉的热腾腾的夹馍或者满满一碗大米粥。“不过，”她继续说道，“这里比中国更平和，更安静。”
我想起了孩子们的故乡重庆，那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直辖市，也是世界最大都市中心之一一—人口有3千200万，是奥地利总人口的四倍。
2008年的那趟重庆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接连不断的听觉冲击：水泥浆搅拌机的轰鸣，麻辣面路边摊上发出的滋滋声，排气管劈哩啪啦喷出烟雾，还有落槌破碎机沉重的敲击。到处是交易和活动的声音，旧的事物在给新的事物让路。
“你说安静，其实是指这边要无聊许多吧。”另一个女孩咯咯笑了起来，而后两人相视而笑，深以为然。
中国是一个广大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着持续的变化，在贸易和基础设施领域发展迅猛，对像这样的国家而言，欧洲旧世界理所当然显得很无聊。完成这次欧洲之旅以后，孩子们不仅学到了使用刀叉的正确方法，拍了许多照片，他们还带走了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尽管欧洲更清洁更安静，尽管在欧洲可以买到许多昂贵的水晶和手表，但中国仍然比欧洲更发达，也更城市化。而且是的，外国人说汉语是很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