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历史是什么样，我就怎么样写
来源：南方周末
《甘南纪事》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村（上图）。杨显惠正在进行《甘南纪事》后续部分的写作，他的理想是真实地写出甘南藏民的生活史。 （杨显惠/图）
作家杨显惠为《甘南纪事》，断断续续去了甘南藏地五年，从2007年到2011年，每年都去甘南藏地两三次，每次少则一星期，多则半月二十天。
五年里，杨显惠以兰州为根据地，多次进入甘南草原，进出藏民的牛毛毡房和榻板房做采访。甘南藏族自治州辖七个县，他跑了六个县，去过的村庄有二十个。五年的甘南行程为他积攒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文学《甘南纪事》只用去了五分之二。他把这当作自己写作生涯的最后一次旅行——66岁的杨显惠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理想是真实地写出甘南藏民自1950年至今的生活史。
现在杨显惠在进行他的《甘南纪事》后续部分的写作，计划2012年冬天完成。“后续部分是关于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描述。藏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价值观也抵挡不住现代工业化大潮的影响”，杨显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们的宗教生活，对佛教的信仰、对长者的尊重……这些是不变的。”
“我编不了故事”
《甘南纪事》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行政村。扎尕那是藏语音译，石头匣子的意思。这是迭山西端的一道山沟，海拔最低处2900米，顺沟往上走二十公里，就上了山顶，翻过山就是卓尼县县境。四个村庄一溜儿排开坐落在山坡上，背靠白色石灰岩的大山，对面的南山上长满苍绿的松树。有三股山水从村后的三条沟流出来，推动着水磨旋转。山坡上风马旗飘飘。
扎尕那是甘南州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藏民生活得很艰辛的地方。他们的牧场就在村背后的石头山山顶，在海拔3500米到4500米的区域往东延伸约150公里，最远到达腊子口，一直把迭山走完。有的牧民到牧场去，要翻很多山，走两三天。有些孩子就出生在迭山深处的牧场，直到要上学的时候，父母才把他们送到扎尕那来。
扎尕那村播种、收割的时候，牧场要抽人回来干活。牧场要搬家（转场）时，家里要抽人到牧场去帮忙。家人把磨好炒熟的青稞面送到牧场去，牧场要把牛羊肉和酥油驮回家来。每个家庭的人一年四季要在迭山的山梁和峡谷里来来去去。
杨显惠曾经和两位牧民骑马从腊子口穿越迭山，因为下雨和途中休息，十天才走到扎尕那。几条山谷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疙瘩，第十天从沟里走出来的时候，三匹马里有一匹走瘸了一条腿。
“到扎尕那，骑马穿越迭山经常累得腿软，下马时一只脚踩到地上，另一只脚还在马镫上取不下来，总是摔倒。每次都要做伴的藏民抱下马来。”杨显惠说。
上初中的时候，杨显惠在街头经常看到从甘南到兰州去的藏民，大部分是穿着皮袄的妇女。她们背着孩子、炒面口袋和酥油，去探视亲人。她们不会说汉话，拿着写有亲人地址的信，在街头拦住人问路。
1980年代，杨显惠看过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何多苓的藏地油画，有了去看看藏地风情的冲动。也是那段时间，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来到杨显惠家，他们促膝长谈三天。
作家扎西达娃曾约杨显惠以援藏干部的方式去西藏，他可以帮助调动——他父亲当时是拉萨市长。但因为孩子还小，杨显惠不忍心把妻儿抛下。
2001年，杨显惠应《兰州晚报》的朋友邀请去甘南讲课，他在街边书摊买到一本《甘南州志》，这成了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指南。
从兰州到甘南藏地的路上，杨显惠奔波五年，他要真的熟悉藏民：“不了解没有办法写。”他花工夫最多的就是到牧民的牧场，看他们一天的生活，怎么挤牛奶，怎么打酥油，烧牛粪还是烧柴禾，到哪儿砍柴禾，用斧子还是砍刀，砍刀是什么样的，扎一个帐篷用多少根绳子拉起来，地下要钉多少根橛子，门帘什么样，怎么掀开，烟怎么冒出去……
杨显惠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小说家的功课。帮助过他的藏民，他会接他们去北京玩，负担往返机票和食宿，当他们的导游，跟年轻的藏民以兄弟相称。
扎尕那下边的四个村寨，从西往东排列，分别叫达日、代巴、业日和东洼。
每次到扎尕那，杨显惠都会住在业日村一位叫根登的老人家里。多次藏地行，他和根登成了好朋友。老人生火烧水，请客人喝酥油茶吃糌粑，为客人和面擀面条，把挂在房顶的一块干肉拿下来泡在水里做菜。他们忙碌的时候，杨显惠会带着摄像机去村外的一片高地，从这里可以看见东洼村，也看见西边高坡上的代巴村和它的寺院。
通过个人命运呈现甘南藏地的生活变迁，是杨显惠写《甘南纪事》的主题。然而已经出版的《甘南纪事》只是杨显惠甘南行旅浩繁内容的一部分，更多素材还在他的文件箱里。
“也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钱白花，工夫白费，也可能写不好这本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作品。把甘南藏地的事情弄清楚，以后就再不会这么跑出来了。写一点轻松的文字，或者干脆封笔。”杨显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笨人干的事
“我生性愚钝，编不了故事，所以采用这种实地采访的写作方式。”杨显惠说，“我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没有非虚构文学，将来人们就会把虚构文学歪曲了的历史当做正史。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杨显惠希望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良心，他对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也很有信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超越我。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才华，是因为别人下不了我这工夫。光凭聪明是超不过我的，他需要既聪明又下工夫。作家们不愿意吃这个苦——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访问，大多是老人，没有显赫的声名，除了尘封的记忆一无所有。写出这样的历史，是笨人干的事。”
此前杨显惠书写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录1960年代的大饥荒，著作中充满对人间疾苦的同情与思考。文学评论家雷达评述《夹边沟记事》时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当年的生还者大多已离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杨显惠把调查得来的故事讲出来，意在翻开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元月，右派分子被遣返，活下来的有六百人。为了写好《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他像大海捞针一样搜寻到近百个当事人。除了采访亲历者，还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考察。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也花去了五年。2002年，回到城市多年的杨显惠又返回当年上山下乡的饮马农场。饮马农场有一群来自定西孤儿院的孤儿当农工。跟这些孤儿谈起当年的饥荒和灾难，大部分人很冷静，可是最后谈到惨烈处还是会哭起来。
“每一次跟他们谈话，我自己泪流满面。他们讲那些事情，已经超出我去访问他们之前心里的预期。有很多村庄，比如有50户人家，300口人，灾难过去以后剩下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调查不仅费力，而且伤神。但这是历史叙事，“你不光要讲出你的看法，对事件的呈现也要有根据。你写出的东西，要让读者信赖就要拿出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能靠着想象虚构或者编造。”杨显惠说，“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
迄今为止，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夹边沟记事》被译为英、法、德、意各语种在国外出版，由《夹边沟记事》改编的电影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展映。
早年杨显惠受到的文学影响更多来自俄罗斯文学：“我非常喜欢肖洛霍夫的作品，但是我对肖洛霍夫也不是完全迷信，他的写作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我喜欢他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我也非常喜欢，它们促使我完成了写作的转型。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认为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分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
《甘南纪事》中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村（上图）。杨显惠正在进行《甘南纪事》后续部分的写作，他的理想是真实地写出甘南藏民的生活史。 （杨显惠/图）
作家杨显惠为《甘南纪事》，断断续续去了甘南藏地五年，从2007年到2011年，每年都去甘南藏地两三次，每次少则一星期，多则半月二十天。
五年里，杨显惠以兰州为根据地，多次进入甘南草原，进出藏民的牛毛毡房和榻板房做采访。甘南藏族自治州辖七个县，他跑了六个县，去过的村庄有二十个。五年的甘南行程为他积攒了近10万字的采访笔记，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文学《甘南纪事》只用去了五分之二。他把这当作自己写作生涯的最后一次旅行——66岁的杨显惠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理想是真实地写出甘南藏民自1950年至今的生活史。
现在杨显惠在进行他的《甘南纪事》后续部分的写作，计划2012年冬天完成。“后续部分是关于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描述。藏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价值观也抵挡不住现代工业化大潮的影响”，杨显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们的宗教生活，对佛教的信仰、对长者的尊重……这些是不变的。”
“我编不了故事”
《甘南纪事》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扎尕那行政村。扎尕那是藏语音译，石头匣子的意思。这是迭山西端的一道山沟，海拔最低处2900米，顺沟往上走二十公里，就上了山顶，翻过山就是卓尼县县境。四个村庄一溜儿排开坐落在山坡上，背靠白色石灰岩的大山，对面的南山上长满苍绿的松树。有三股山水从村后的三条沟流出来，推动着水磨旋转。山坡上风马旗飘飘。
扎尕那是甘南州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藏民生活得很艰辛的地方。他们的牧场就在村背后的石头山山顶，在海拔3500米到4500米的区域往东延伸约150公里，最远到达腊子口，一直把迭山走完。有的牧民到牧场去，要翻很多山，走两三天。有些孩子就出生在迭山深处的牧场，直到要上学的时候，父母才把他们送到扎尕那来。
扎尕那村播种、收割的时候，牧场要抽人回来干活。牧场要搬家（转场）时，家里要抽人到牧场去帮忙。家人把磨好炒熟的青稞面送到牧场去，牧场要把牛羊肉和酥油驮回家来。每个家庭的人一年四季要在迭山的山梁和峡谷里来来去去。
杨显惠曾经和两位牧民骑马从腊子口穿越迭山，因为下雨和途中休息，十天才走到扎尕那。几条山谷里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疙瘩，第十天从沟里走出来的时候，三匹马里有一匹走瘸了一条腿。
“到扎尕那，骑马穿越迭山经常累得腿软，下马时一只脚踩到地上，另一只脚还在马镫上取不下来，总是摔倒。每次都要做伴的藏民抱下马来。”杨显惠说。
上初中的时候，杨显惠在街头经常看到从甘南到兰州去的藏民，大部分是穿着皮袄的妇女。她们背着孩子、炒面口袋和酥油，去探视亲人。她们不会说汉话，拿着写有亲人地址的信，在街头拦住人问路。
1980年代，杨显惠看过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何多苓的藏地油画，有了去看看藏地风情的冲动。也是那段时间，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来到杨显惠家，他们促膝长谈三天。
作家扎西达娃曾约杨显惠以援藏干部的方式去西藏，他可以帮助调动——他父亲当时是拉萨市长。但因为孩子还小，杨显惠不忍心把妻儿抛下。
2001年，杨显惠应《兰州晚报》的朋友邀请去甘南讲课，他在街边书摊买到一本《甘南州志》，这成了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指南。
从兰州到甘南藏地的路上，杨显惠奔波五年，他要真的熟悉藏民：“不了解没有办法写。”他花工夫最多的就是到牧民的牧场，看他们一天的生活，怎么挤牛奶，怎么打酥油，烧牛粪还是烧柴禾，到哪儿砍柴禾，用斧子还是砍刀，砍刀是什么样的，扎一个帐篷用多少根绳子拉起来，地下要钉多少根橛子，门帘什么样，怎么掀开，烟怎么冒出去……
杨显惠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小说家的功课。帮助过他的藏民，他会接他们去北京玩，负担往返机票和食宿，当他们的导游，跟年轻的藏民以兄弟相称。
扎尕那下边的四个村寨，从西往东排列，分别叫达日、代巴、业日和东洼。
每次到扎尕那，杨显惠都会住在业日村一位叫根登的老人家里。多次藏地行，他和根登成了好朋友。老人生火烧水，请客人喝酥油茶吃糌粑，为客人和面擀面条，把挂在房顶的一块干肉拿下来泡在水里做菜。他们忙碌的时候，杨显惠会带着摄像机去村外的一片高地，从这里可以看见东洼村，也看见西边高坡上的代巴村和它的寺院。
通过个人命运呈现甘南藏地的生活变迁，是杨显惠写《甘南纪事》的主题。然而已经出版的《甘南纪事》只是杨显惠甘南行旅浩繁内容的一部分，更多素材还在他的文件箱里。
“也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钱白花，工夫白费，也可能写不好这本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这一生最后的作品。把甘南藏地的事情弄清楚，以后就再不会这么跑出来了。写一点轻松的文字，或者干脆封笔。”杨显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笨人干的事
“我生性愚钝，编不了故事，所以采用这种实地采访的写作方式。”杨显惠说，“我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没有非虚构文学，将来人们就会把虚构文学歪曲了的历史当做正史。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杨显惠希望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良心，他对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也很有信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超越我。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才华，是因为别人下不了我这工夫。光凭聪明是超不过我的，他需要既聪明又下工夫。作家们不愿意吃这个苦——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访问，大多是老人，没有显赫的声名，除了尘封的记忆一无所有。写出这样的历史，是笨人干的事。”
此前杨显惠书写1957年的反右运动，记录1960年代的大饥荒，著作中充满对人间疾苦的同情与思考。文学评论家雷达评述《夹边沟记事》时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不多了，当年的生还者大多已离世，少数幸存者三缄其口。杨显惠把调查得来的故事讲出来，意在翻开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元月，右派分子被遣返，活下来的有六百人。为了写好《夹边沟记事》，杨显惠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他像大海捞针一样搜寻到近百个当事人。除了采访亲历者，还查阅大量资料，进行实地考察。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写作也花去了五年。2002年，回到城市多年的杨显惠又返回当年上山下乡的饮马农场。饮马农场有一群来自定西孤儿院的孤儿当农工。跟这些孤儿谈起当年的饥荒和灾难，大部分人很冷静，可是最后谈到惨烈处还是会哭起来。
“每一次跟他们谈话，我自己泪流满面。他们讲那些事情，已经超出我去访问他们之前心里的预期。有很多村庄，比如有50户人家，300口人，灾难过去以后剩下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调查不仅费力，而且伤神。但这是历史叙事，“你不光要讲出你的看法，对事件的呈现也要有根据。你写出的东西，要让读者信赖就要拿出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能靠着想象虚构或者编造。”杨显惠说，“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
迄今为止，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夹边沟记事》被译为英、法、德、意各语种在国外出版，由《夹边沟记事》改编的电影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展映。
早年杨显惠受到的文学影响更多来自俄罗斯文学：“我非常喜欢肖洛霍夫的作品，但是我对肖洛霍夫也不是完全迷信，他的写作在不同阶段表现不同，我喜欢他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我也非常喜欢，它们促使我完成了写作的转型。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认为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分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