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中国建筑界既不自尊，又不自爱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王澍以其被建筑界争议的设计风格，赢得国际大奖，不知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进程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记者 郭杨 摄
“中国建筑界既不自尊，又不自爱”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杭州
2011年底，王澍受聘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荣誉教授，在哈佛作题为“自然形式的叙事与几何”的演讲，其间他对着台下怒吼：“I tell you the truth!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我告诉你们真相！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
但他的怒吼并不能拯救正在被大规模拆除的老建筑，就像他母亲在北京的老房子，也正面临被拆除的困境。“我们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所有的老建筑都需要保护、停止拆除的时刻，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王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时代周报：你在一篇写同济大学的文章里谈到建筑构思和建筑思想的问题，意思说光有构思而没有思想是不行的，甚至觉得构思其实可有可无，建筑并不非得要构思，而真正欠缺的却是思想。所以，你认为中国现在是没有自己的建筑思想的吗？
王澍：不能说没有，中国这两年建筑界的讨论明显增多了。应该说开始有，但也不是很有。很多建筑师觉得自己做不出好的作品，是缺一个好的idea，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点子或者一时的想法，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好的建筑师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思想，而在坚持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建筑机会来表达。
我觉得中国建筑界特别缺的是这种连续、连贯、持续的思想。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idea，但我做的却是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房地产项目，那么这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思想的建筑师，可能就拒绝去做；但换一个建筑师，可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只想着我的设计能不能做得好看一点。这完全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我经常觉得有点郁闷的是，中国建筑界永远处在开端的状态。也就是说，不时有一些思想的火花闪出，有一些针对现实的批判的意见提出，但接下来就没有人应和，没有人继续讨论，最后被遗忘。永远停在原地，根本没有出发过。学术是没有积累的，思想是没有传承的，没有人持续地对问题进行讨论和思索，我认为这是中国建筑业最大的问题。
我记得当年看梁思成先生写的《中国建筑史》序言，当时他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已经是“潸然泪下”。我觉得如果梁思成看到今天的状态，基本上要走王国维那条路：跳进未名湖里，了结自己的余生。
时代周报：你自己认为，普利兹克奖评委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跟你上述谈到的思想有关吗？
王澍：我想，至少我理解，这次我获奖，前提和基础是评委们大多来自欧美，他们对好的现代建筑有一个判断标准。看到我做的建筑，在基本标准上有一个认可。但更有意思的事情在于，他们评语里有一句话说我的作品“超越了文化冲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都处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强势和弱势等冲突中，这些冲突从学术上可以进行激烈的辩论。但从建筑的角度讲，因为毕竟建筑是需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这些冲突是否有一种智慧的方式来化解？来给它以答案？
比如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认识到中国现在这个时期，尽管它现代化发展得很快，但传统这一块其实还保存着一部分。比如我们传统手工工艺，像我们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大量手工材料的做法，在日本、美国、欧洲这些地方已经不可能做到。这是中国建筑师的机会，我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特殊的时期和文化传承来做欧美建筑师没法做的东西。第二点我觉得不只是机会的问题。它和发展的方向有关系。这些材料和做法，代表着曾经与自然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传统，而今天现在的发展显然与自然是强烈对立的。我常常说，我的很多建筑方式是从农村学来的，是对现代城市施以某种反向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打动评委的一点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探讨可持续、地方文化的建筑都还处于小规模的实验阶段，但我却用了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质量来进行实验。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建筑是一个艺术家的建筑，我希望我的建筑是对社会的发展有某些影响和思考的。而这种做法和思考如果能被推广，则比我个人的成功，更为重要。
时代周报：能不能具体谈谈当下中国城市传统和现代冲突的问题，比如拆迁、新旧更替？
王澍：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后，我们面对的状况是，目前保留的旧建筑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这不是说可以继续拆旧的造新的问题，按我的观点，现在全中国的旧建筑全部都到了该彻底保护的时候。不能再拆了。
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在缺少创造性。其实我发现，挺有创造性。比如北京，我们知道有“保护性拆除”，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想法。我昨晚收到一个长沙年轻建筑师的短信，他以为我有多大的分量，可以影响某些事情。说长沙新发现了150米长的宋、元、明三代的城墙遗址，而这个遗址被发现是因为一个房地产的项目。那么怎么既建这个房地产项目，又保护这个城墙呢？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异地保护”的创造性的观点。我真的想不出来，城墙的遗址如何异地保护？我见过异地保护，当时在宁波，博物馆周围30多个村子被拆到只剩下最后大半个的时候，我当时就建议这个村子要保留，不能拆。当然现在我估计还是拆了。村口有一个漂亮的石头小桥，宁波没有比这个更美的景色了，比我的博物馆还美。当时我就记得边上有个官员说，是要保护，我们可以考虑“异地保护”—在更远的郊区农田里，找一条河，把这个桥移过去，旁边竖一个碑。
我们常常在讨论文化的继承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文化，我们要自我尊重。如果我们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我们怎么指望别人爱护和尊重我们？我们经常说，中国建筑需要被世界承认，如果你的基本作为都是这样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怎么可能获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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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最高建筑奖“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了中国建筑师，注定了这将是中国建筑业不平凡的一年。
现年49岁的获奖人王澍，热衷于文化保护、以传统文人思维慢慢工作，而这一切在中国当下建筑业的蓬勃、快速发展下多少属于“异类”。他的设计作品包括博物馆、学术建筑以及唯一的一次房地产项目。这些作品均在中国，大部分集中于长三角地区。
普利兹克奖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发起，针对建筑师个人颁布的奖项。每年有500多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被提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评审团评出一个个人或组合。如今，王澍的名字将和理查德·迈耶、贝聿铭、丹下健三、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等建筑大师并列史册。
得知获奖时，王澍恰在美国洛杉矶。他在周一（2月29日）晚为UCLA的学生作了一场演讲。“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而王澍在国内首次面对媒体是在3月8日，经由他所工作的中国美术学院牵头，在杭州举行了媒体见面会—伴随着建筑界的喜讯，越来越多的大众也开始知道，中国有一位与“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建筑设计师，还获了大奖。
奖项该颁给夫妇二人
在有着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名单里，王澍并非第一个华人。1983年，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曾获得该奖项。贝聿铭为苏州望族之后，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也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不过通常认为，贝聿铭的设计作品大部分位于美国，属于美国的“人民建筑师”。
王澍此次获奖，则被认为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最高建筑奖的中国人。普利兹克奖对王澍作品的评审词这样写道：“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据建筑界业内人士说，王澍的获奖并不意外。2011年，王澍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是首位中国建筑师摘得国际建筑学界大奖。同时，王澍还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聘为2011-2012学年度“丹下健三”荣誉讲席教授，从规律上讲，如果能获得这两项奖，距离普利兹克奖也就不远了。
“在中国的建筑师中，王澍和刘家琨是最有可能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人。”上海同济建筑研究院二所的李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两个人是中国建筑师中为数不多与艺术家走得近的人，他们把建筑设计当作艺术，而不是土木工程来做。而工程院的人流水作业的成分更多。”李娟所提及的刘家琨，在得知王澍获奖后第一时间，在其微博发布“王大爷威武”表示祝贺。
“作为建筑师，每个人都梦想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我为他感到高兴。”王澍的妻子陆文宇是他的同学，也是他“业余建筑工作室”唯一的合伙人。由于获奖时王澍正在美国讲学，首先面对国内媒体的任务便落到陆文宇头上。不过，与王澍一样毕业于东南大学（当时还为南京工程学院）和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李娟看来，王澍妻子陆文宇的“功劳”远不止面对媒体那么简单。
“他们建筑工作室的所有除涉设计的工作，都是靠陆文宇。有关王澍的一切事物，都要经过他老婆。我们业内流传一个段子：说王澍画了设计草图常常激动得拿给学生们看，可是还没看几眼，他就要收起来交给陆老师藏好……”李娟认为，普利兹克建筑奖实际上应该颁给王澍夫妇二人。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普利兹克建筑奖历史上也有先例。2010年，该奖颁给了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夫妇。
这种“应该颁给夫妇二人”的说法，实际上是业内普遍的想法。甚至连王澍在得奖的第一时间，也向美国媒体表示：“你们是不是颁错了，应该颁给我和我太太两人。”而评委格伦·马库特更在评委词中同时提到了王澍和陆文宇。
“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那些设计图；而如果没有我太太，所有的设计就不会实现。”王澍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我每次画完草图，她都是第一个看的人，如果她觉得不好，我会重画。我太太身上温润的性格，实际上对我现在设计风格影响非常大，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我的老师。”
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因太太江南人的温和性格而改变的王澍，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亲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时候一年之内总会有那么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间。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觉得少年时代因此“阅历丰富”。
还只有2岁的时候，王澍便开启了人生最初的画卷。他在一切可以画画的地方涂抹色彩，书本、报纸，甚至还有家里家外的墙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后，我再回北京。邻居还告诉我，你画的画都还在墙上，我们没擦。”他因此感到温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邻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离经叛道”在大学时代便已显露无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变成学院里的造反派。老师教的东西我有很大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大家已经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点；而对于这种合理我也很有疑问，因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合理。学的完全是一个舶来的系统，而且这个舶来的系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山寨’，因为它被转译了几道，加上‘文革’的影响，变得非常程式化。”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作业，老师让学生们画平面图。按照标准惯例，应该画1:500的平面图，叫总平面图。而王澍却画了一个1:100的总平面图，其上不仅有房子，连渠道系统、马路系统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设计。他将其称为“农田中的学校”—这个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雏形—整个学校既读书又种地，房子建造在农田之中，田里的庄稼怎么长他都有详细的规划。“我们老师说，学校历史上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图，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这样画了以后，同学都很兴奋，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把自己的图改成了我这样，最后老师不得不给了我一个及格的成绩。”
但这并非建筑业界流传最广的有关王澍“离经叛道”的段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死屋手记》贴满了答辩教室的墙，还口出狂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注：指导师齐康）算半个。”因此得罪了所有评委。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这是媒体以讹传讹。”王澍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但他并不否认自己“愤青”的历史，并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格与作品风格形容为“锋利”。
在其人生最为“锋利”的阶段，王澍的事业却遭遇低谷。1988年，从南京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的王澍因为“觉得工科建筑教育太没意思、太保守”而到中国美院“办建筑教育”，却不承想并没当成老师，反而进了美院的公司。
“实际上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因为那时中国的艺术界可以说对建筑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愿望。人们以为当时是工科系统不想要美术学院办建筑系，实际上恰恰相反。我当时来美院的时候这里叫环境艺术系，也是为了办建筑教育办起来的，但没办成，就办了环境艺术系。即使是这个系，也是当时建设部和工科系统强烈要求美术学院办起来的。他们也觉得工科的系统有些问题。但美术系统呢，不愿意，觉得这是建设部的事，不是文化部的事。”王澍说。
他很快因美院公司的工作太过“没意思”而主动失业。有将近六年的时间，王澍成了一个没有工资、没有社会和医疗保险的“自由人”。他在西湖边长坐一整天，或者与建筑工人们一起做工的岁月，是妻子、同为建筑师的陆文宇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一家人。
当然他也偶尔接少许工程赚钱。“主要做的是装修类，但是我按建筑方法做，因为我对装修其实不感兴趣，那纯粹是一种商业方式。”这期间的主要作品为浙江美术学院国际画廊、丰乐桥地下通道、孤山艺术家画廊等，均已被拆除。
1995年，王澍前往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2009年与诗人陈东东的对谈中解释读博的动机：“不光是为了进入建筑教育系统，而且更是想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也是在读博士期间的1997年，王澍与妻子陆文宇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
2000年，博士毕业后的王澍正式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同期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在这个作品中，他“离经叛道”的思想开始走向实践—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水中还有一座亭子般的房子，是“诗歌与哲学”阅览室—对环境的密切关注成为贯穿王澍建筑哲学的核心。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和“水”之间而不突出，以及苏州园林的造园思想是他设计这座图书馆的沉思背景。2004年，王澍凭这个作品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奖。
被指责“背叛了现代建筑”
“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近几年，王澍痴迷于“造园”，每年春节都带着学生看园子，“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但就在王澍开始探讨园林，并将中国传统融入建筑设计的时候，曾一度被同行们指责为“背叛了现代建筑”。“有关我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在媒体见面会上，王澍毫不讳言。他的确算是中国建筑界的“异类”，“我必须从拆迁、超级建筑以及快速致富的中国建筑系统中逃离开，我想那个系统太强大了，让人不舒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逃离，王澍的建筑作品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或许，本届“普里兹克建筑奖”唯一的华人评委张永和的评价词，再好不过地概括了王澍的道路。
王澍最为著名的设计作品之一“宁波博物馆”，其设计灵感是在凌晨三点“幡然醒悟”。“我要让普通老百姓知道，他们生活的城市曾经是什么模样。”那一夜，他的设计图一气呵成。这个样子古怪的现代设计让人回想起中国古代的要塞。这座博物馆建在了日新月异的宁波城中心，王澍使用的技术是如今成为他个人标志的“瓦爿墙”—这种技术来自宁波地区的民间传统建造，使用回收旧砖瓦进行循环建造。
“记得我们刚开始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甲方向我咆哮、怒吼，因为周边是新市中心，由一个中国著名的青年设计师设计的小曼哈顿包围着。那个人向我吼：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叫小曼哈顿的新中心，你做一个这么脏、这么旧的小博物馆，你什么意思？”王澍回忆，“我对他说：我们有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对不对？他说：是的。我又说，新东西就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评价标准没形成，那最了解这个和掌握这个标准的是不是我？他说是。我就说那你得听我的。结果甲方愤怒地摔门而去。”
王澍说，找他设计建筑，甲方得有强大的内心。“所以我更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提供了象山校区如此大体量的设计机会。三年，许江院长只是写给我三首诗，没有任何要求。”王澍另一代表作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占一半，自然景观占一半。校园中心是葱郁温婉的象山，山脚下一湾流水，十座建筑像书法笔触一般顺着水势面山而建，建筑群随山体扭转、断裂。
“这首先在于一座规模庞大的校园与一座不大的山的共存，因为那山是先在的。”王澍说。整个象山校区的建筑，片片鳞瓦，铺陈栉比，重重密檐，错落有致。3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都是他从华东各省的拆房现场收集而来的。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王澍以其被建筑界争议的设计风格，赢得国际大奖，不知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进程是否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记者 郭杨 摄
“中国建筑界既不自尊，又不自爱”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杭州
2011年底，王澍受聘哈佛大学研究生院丹下健三荣誉教授，在哈佛作题为“自然形式的叙事与几何”的演讲，其间他对着台下怒吼：“I tell you the truth!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 China wants to become America！”（我告诉你们真相！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中国就是想变成美国！）
但他的怒吼并不能拯救正在被大规模拆除的老建筑，就像他母亲在北京的老房子，也正面临被拆除的困境。“我们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所有的老建筑都需要保护、停止拆除的时刻，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王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时代周报：你在一篇写同济大学的文章里谈到建筑构思和建筑思想的问题，意思说光有构思而没有思想是不行的，甚至觉得构思其实可有可无，建筑并不非得要构思，而真正欠缺的却是思想。所以，你认为中国现在是没有自己的建筑思想的吗？
王澍：不能说没有，中国这两年建筑界的讨论明显增多了。应该说开始有，但也不是很有。很多建筑师觉得自己做不出好的作品，是缺一个好的idea，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点子或者一时的想法，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好的建筑师应该有一个长期坚持的思想，而在坚持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建筑机会来表达。
我觉得中国建筑界特别缺的是这种连续、连贯、持续的思想。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idea，但我做的却是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房地产项目，那么这时候如果是一个有思想的建筑师，可能就拒绝去做；但换一个建筑师，可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只想着我的设计能不能做得好看一点。这完全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我经常觉得有点郁闷的是，中国建筑界永远处在开端的状态。也就是说，不时有一些思想的火花闪出，有一些针对现实的批判的意见提出，但接下来就没有人应和，没有人继续讨论，最后被遗忘。永远停在原地，根本没有出发过。学术是没有积累的，思想是没有传承的，没有人持续地对问题进行讨论和思索，我认为这是中国建筑业最大的问题。
我记得当年看梁思成先生写的《中国建筑史》序言，当时他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已经是“潸然泪下”。我觉得如果梁思成看到今天的状态，基本上要走王国维那条路：跳进未名湖里，了结自己的余生。
时代周报：你自己认为，普利兹克奖评委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你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跟你上述谈到的思想有关吗？
王澍：我想，至少我理解，这次我获奖，前提和基础是评委们大多来自欧美，他们对好的现代建筑有一个判断标准。看到我做的建筑，在基本标准上有一个认可。但更有意思的事情在于，他们评语里有一句话说我的作品“超越了文化冲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都处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强势和弱势等冲突中，这些冲突从学术上可以进行激烈的辩论。但从建筑的角度讲，因为毕竟建筑是需要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东西，这些冲突是否有一种智慧的方式来化解？来给它以答案？
比如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认识到中国现在这个时期，尽管它现代化发展得很快，但传统这一块其实还保存着一部分。比如我们传统手工工艺，像我们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大量手工材料的做法，在日本、美国、欧洲这些地方已经不可能做到。这是中国建筑师的机会，我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特殊的时期和文化传承来做欧美建筑师没法做的东西。第二点我觉得不只是机会的问题。它和发展的方向有关系。这些材料和做法，代表着曾经与自然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传统，而今天现在的发展显然与自然是强烈对立的。我常常说，我的很多建筑方式是从农村学来的，是对现代城市施以某种反向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打动评委的一点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探讨可持续、地方文化的建筑都还处于小规模的实验阶段，但我却用了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质量来进行实验。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建筑是一个艺术家的建筑，我希望我的建筑是对社会的发展有某些影响和思考的。而这种做法和思考如果能被推广，则比我个人的成功，更为重要。
时代周报：能不能具体谈谈当下中国城市传统和现代冲突的问题，比如拆迁、新旧更替？
王澍：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后，我们面对的状况是，目前保留的旧建筑已经少得不能再少。这不是说可以继续拆旧的造新的问题，按我的观点，现在全中国的旧建筑全部都到了该彻底保护的时候。不能再拆了。
我们经常说，中国现在缺少创造性。其实我发现，挺有创造性。比如北京，我们知道有“保护性拆除”，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想法。我昨晚收到一个长沙年轻建筑师的短信，他以为我有多大的分量，可以影响某些事情。说长沙新发现了150米长的宋、元、明三代的城墙遗址，而这个遗址被发现是因为一个房地产的项目。那么怎么既建这个房地产项目，又保护这个城墙呢？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异地保护”的创造性的观点。我真的想不出来，城墙的遗址如何异地保护？我见过异地保护，当时在宁波，博物馆周围30多个村子被拆到只剩下最后大半个的时候，我当时就建议这个村子要保留，不能拆。当然现在我估计还是拆了。村口有一个漂亮的石头小桥，宁波没有比这个更美的景色了，比我的博物馆还美。当时我就记得边上有个官员说，是要保护，我们可以考虑“异地保护”—在更远的郊区农田里，找一条河，把这个桥移过去，旁边竖一个碑。
我们常常在讨论文化的继承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文化，我们要自我尊重。如果我们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我们怎么指望别人爱护和尊重我们？我们经常说，中国建筑需要被世界承认，如果你的基本作为都是这样既不自尊又不自爱，怎么可能获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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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最高建筑奖“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了中国建筑师，注定了这将是中国建筑业不平凡的一年。
现年49岁的获奖人王澍，热衷于文化保护、以传统文人思维慢慢工作，而这一切在中国当下建筑业的蓬勃、快速发展下多少属于“异类”。他的设计作品包括博物馆、学术建筑以及唯一的一次房地产项目。这些作品均在中国，大部分集中于长三角地区。
普利兹克奖是每年一次颁给建筑师个人的奖项，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1979年由普利兹克家族的杰伊·普利兹克和他的妻子辛蒂发起，针对建筑师个人颁布的奖项。每年有500多名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建筑师被提名，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建筑师及学者组成评审团评出一个个人或组合。如今，王澍的名字将和理查德·迈耶、贝聿铭、丹下健三、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等建筑大师并列史册。
得知获奖时，王澍恰在美国洛杉矶。他在周一（2月29日）晚为UCLA的学生作了一场演讲。“我希望这次获奖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关注中国本土建筑学，无论是大型项目还是小型建筑，都能放慢建设的速度。我同样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建筑师能够明白，中国的发展不能以拆除历史为代价。”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而王澍在国内首次面对媒体是在3月8日，经由他所工作的中国美术学院牵头，在杭州举行了媒体见面会—伴随着建筑界的喜讯，越来越多的大众也开始知道，中国有一位与“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建筑设计师，还获了大奖。
奖项该颁给夫妇二人
在有着建筑界“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名单里，王澍并非第一个华人。1983年，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曾获得该奖项。贝聿铭为苏州望族之后，1917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父亲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也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不过通常认为，贝聿铭的设计作品大部分位于美国，属于美国的“人民建筑师”。
王澍此次获奖，则被认为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最高建筑奖的中国人。普利兹克奖对王澍作品的评审词这样写道：“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据建筑界业内人士说，王澍的获奖并不意外。2011年，王澍荣获法国建筑学院金奖，这是首位中国建筑师摘得国际建筑学界大奖。同时，王澍还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聘为2011-2012学年度“丹下健三”荣誉讲席教授，从规律上讲，如果能获得这两项奖，距离普利兹克奖也就不远了。
“在中国的建筑师中，王澍和刘家琨是最有可能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人。”上海同济建筑研究院二所的李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两个人是中国建筑师中为数不多与艺术家走得近的人，他们把建筑设计当作艺术，而不是土木工程来做。而工程院的人流水作业的成分更多。”李娟所提及的刘家琨，在得知王澍获奖后第一时间，在其微博发布“王大爷威武”表示祝贺。
“作为建筑师，每个人都梦想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我为他感到高兴。”王澍的妻子陆文宇是他的同学，也是他“业余建筑工作室”唯一的合伙人。由于获奖时王澍正在美国讲学，首先面对国内媒体的任务便落到陆文宇头上。不过，与王澍一样毕业于东南大学（当时还为南京工程学院）和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李娟看来，王澍妻子陆文宇的“功劳”远不止面对媒体那么简单。
“他们建筑工作室的所有除涉设计的工作，都是靠陆文宇。有关王澍的一切事物，都要经过他老婆。我们业内流传一个段子：说王澍画了设计草图常常激动得拿给学生们看，可是还没看几眼，他就要收起来交给陆老师藏好……”李娟认为，普利兹克建筑奖实际上应该颁给王澍夫妇二人。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普利兹克建筑奖历史上也有先例。2010年，该奖颁给了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夫妇。
这种“应该颁给夫妇二人”的说法，实际上是业内普遍的想法。甚至连王澍在得奖的第一时间，也向美国媒体表示：“你们是不是颁错了，应该颁给我和我太太两人。”而评委格伦·马库特更在评委词中同时提到了王澍和陆文宇。
“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那些设计图；而如果没有我太太，所有的设计就不会实现。”王澍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我每次画完草图，她都是第一个看的人，如果她觉得不好，我会重画。我太太身上温润的性格，实际上对我现在设计风格影响非常大，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我的老师。”
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因太太江南人的温和性格而改变的王澍，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亲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时候一年之内总会有那么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间。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觉得少年时代因此“阅历丰富”。
还只有2岁的时候，王澍便开启了人生最初的画卷。他在一切可以画画的地方涂抹色彩，书本、报纸，甚至还有家里家外的墙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后，我再回北京。邻居还告诉我，你画的画都还在墙上，我们没擦。”他因此感到温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邻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离经叛道”在大学时代便已显露无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变成学院里的造反派。老师教的东西我有很大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大家已经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点；而对于这种合理我也很有疑问，因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合理。学的完全是一个舶来的系统，而且这个舶来的系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山寨’，因为它被转译了几道，加上‘文革’的影响，变得非常程式化。”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作业，老师让学生们画平面图。按照标准惯例，应该画1:500的平面图，叫总平面图。而王澍却画了一个1:100的总平面图，其上不仅有房子，连渠道系统、马路系统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设计。他将其称为“农田中的学校”—这个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雏形—整个学校既读书又种地，房子建造在农田之中，田里的庄稼怎么长他都有详细的规划。“我们老师说，学校历史上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图，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这样画了以后，同学都很兴奋，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把自己的图改成了我这样，最后老师不得不给了我一个及格的成绩。”
但这并非建筑业界流传最广的有关王澍“离经叛道”的段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死屋手记》贴满了答辩教室的墙，还口出狂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注：指导师齐康）算半个。”因此得罪了所有评委。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这是媒体以讹传讹。”王澍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但他并不否认自己“愤青”的历史，并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格与作品风格形容为“锋利”。
在其人生最为“锋利”的阶段，王澍的事业却遭遇低谷。1988年，从南京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的王澍因为“觉得工科建筑教育太没意思、太保守”而到中国美院“办建筑教育”，却不承想并没当成老师，反而进了美院的公司。
“实际上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因为那时中国的艺术界可以说对建筑完全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愿望。人们以为当时是工科系统不想要美术学院办建筑系，实际上恰恰相反。我当时来美院的时候这里叫环境艺术系，也是为了办建筑教育办起来的，但没办成，就办了环境艺术系。即使是这个系，也是当时建设部和工科系统强烈要求美术学院办起来的。他们也觉得工科的系统有些问题。但美术系统呢，不愿意，觉得这是建设部的事，不是文化部的事。”王澍说。
他很快因美院公司的工作太过“没意思”而主动失业。有将近六年的时间，王澍成了一个没有工资、没有社会和医疗保险的“自由人”。他在西湖边长坐一整天，或者与建筑工人们一起做工的岁月，是妻子、同为建筑师的陆文宇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一家人。
当然他也偶尔接少许工程赚钱。“主要做的是装修类，但是我按建筑方法做，因为我对装修其实不感兴趣，那纯粹是一种商业方式。”这期间的主要作品为浙江美术学院国际画廊、丰乐桥地下通道、孤山艺术家画廊等，均已被拆除。
1995年，王澍前往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2009年与诗人陈东东的对谈中解释读博的动机：“不光是为了进入建筑教育系统，而且更是想回到正常的社会系统。”也是在读博士期间的1997年，王澍与妻子陆文宇成立“业余建筑工作室”。
2000年，博士毕业后的王澍正式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工作，同期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作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在这个作品中，他“离经叛道”的思想开始走向实践—由山走到水，四个散落的小房子和主体建筑相比，尺度悬殊；水中还有一座亭子般的房子，是“诗歌与哲学”阅览室—对环境的密切关注成为贯穿王澍建筑哲学的核心。如何让建筑自然地存在于“山”和“水”之间而不突出，以及苏州园林的造园思想是他设计这座图书馆的沉思背景。2004年，王澍凭这个作品获得中国建筑艺术奖。
被指责“背叛了现代建筑”
“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近几年，王澍痴迷于“造园”，每年春节都带着学生看园子，“在这个浮躁喧嚣的年代，有些安静的事得有人去做，何况园林这种东西。”
但就在王澍开始探讨园林，并将中国传统融入建筑设计的时候，曾一度被同行们指责为“背叛了现代建筑”。“有关我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在媒体见面会上，王澍毫不讳言。他的确算是中国建筑界的“异类”，“我必须从拆迁、超级建筑以及快速致富的中国建筑系统中逃离开，我想那个系统太强大了，让人不舒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逃离，王澍的建筑作品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或许，本届“普里兹克建筑奖”唯一的华人评委张永和的评价词，再好不过地概括了王澍的道路。
王澍最为著名的设计作品之一“宁波博物馆”，其设计灵感是在凌晨三点“幡然醒悟”。“我要让普通老百姓知道，他们生活的城市曾经是什么模样。”那一夜，他的设计图一气呵成。这个样子古怪的现代设计让人回想起中国古代的要塞。这座博物馆建在了日新月异的宁波城中心，王澍使用的技术是如今成为他个人标志的“瓦爿墙”—这种技术来自宁波地区的民间传统建造，使用回收旧砖瓦进行循环建造。
“记得我们刚开始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甲方向我咆哮、怒吼，因为周边是新市中心，由一个中国著名的青年设计师设计的小曼哈顿包围着。那个人向我吼：在这么一个现代化的叫小曼哈顿的新中心，你做一个这么脏、这么旧的小博物馆，你什么意思？”王澍回忆，“我对他说：我们有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对不对？他说：是的。我又说，新东西就意味着评价标准还没形成，评价标准没形成，那最了解这个和掌握这个标准的是不是我？他说是。我就说那你得听我的。结果甲方愤怒地摔门而去。”
王澍说，找他设计建筑，甲方得有强大的内心。“所以我更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提供了象山校区如此大体量的设计机会。三年，许江院长只是写给我三首诗，没有任何要求。”王澍另一代表作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占一半，自然景观占一半。校园中心是葱郁温婉的象山，山脚下一湾流水，十座建筑像书法笔触一般顺着水势面山而建，建筑群随山体扭转、断裂。
“这首先在于一座规模庞大的校园与一座不大的山的共存，因为那山是先在的。”王澍说。整个象山校区的建筑，片片鳞瓦，铺陈栉比，重重密檐，错落有致。300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都是他从华东各省的拆房现场收集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