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终结时代的展示
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和心理变化，正发生于我们的眼前：不可能真在变得可能。一个事件一开始在我们的经历中显得真实，但不可能（比如一场将要到来的灾难的前景，不论它已显得多么可能，我们总会切实地将它看作不可能）现在正在变得真实，而且不再是不可能（一旦灾难发生，它就会被“重新正常化”，当作常规事件来被感知，并将它看作总是已经一直都这样可能着的）。使这些悖谬成为可能的，是知识与信仰之间的那一鸿沟：我们知道那一（生态）灾难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了，但我们仍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活于终结时代》，328）。
2-格瓦拉被政府军战士包围时的那张照片里，很诡异地头上有了基督式的光环，面对着我们的，仿佛是那个疲倦但决绝的基督，正走向他的十字架。难怪，行刑前，小战士的枪已抵着格瓦拉的脑袋时，发现他的手抖得不行，格瓦拉盯住小战士的眼，说，“瞄得准一点。你将要杀的是一个大男人。”这也许是格瓦拉的《人性，太人性了》版。格瓦拉想要向我们传达的基本信息不就是：不论多大的失败，不论有多少次失败，他仍想坚持，仍想继续？我们可以想象在波利维亚的最后的怆惶日子里，他实际上成了贝克特《无法命名》里的主人公的最后台词：“在沉默中，你不再知道，你必须继续。我无法继续了。但我要继续。”真是无法反超的讽刺，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所做的一切全都失败了：做古巴经济部长时的经济政策的无底的失败（一年不到，食品就得凭票供应），刚果冒险的失败，他在波利维亚的最后使命的失败。不过，这些“人性、真是太人性了”的失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退为背景，反而突出了他自身的过于人性（或者说非人性，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的形象，证实了哲学家巴迪厄的座右铭：成为真正人性，就是要超越普通的人性，去逼近非人性的层面（《捍卫那些失败的事业》，433）。
3-维克多/克拉夫琴柯的命运：他是苏联外交官，1944年在纽约叛变，然后写下在美国的畅销书《我选择了自由》。他的这本书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的首次的亲身经历之描述。书开头就详写强制的集体化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他自己也是在那儿于三十年代加入了那次强制集体化，他那时是个真正的体制信仰者。广为人知的故事结束于1949年，那时，他在巴黎的法庭上在一桩大官司上打败了他的苏联起诉人。他们甚至带来了他的前妻，来证明他的腐败、酗酒和有记录有家暴。不大有人知道的却是，这官司打赢后不久，他还在被全世界称作冷战英雄的那一会儿，克拉夫琴柯深深地怀疑麦卡锡的反共捉巫，警告美国如果用斯大林的方式去反对斯大林，那也就会变成斯大林。他也越来越觉悟到自由民主国家里的不正义，他想要看到西方世界的改变，并执迷于此了。在写了那本不大有人要看的回忆录续集《我选择了正义》之后，他开始南征，要找到一个新的、较少剥削的组织生产的方式。这就把他带到了波利维亚（成了格瓦拉的前任）。在那里，他用自己写回忆录挣来的钱组织贫穷农民搞集体合作社。一连串的失败后，他躲进了孤独，最终在纽约自己家里开枪自杀。他的自杀是他的绝望的结果，不是克格勃的什么勒索----是为了证明他对苏联的谴责是对于不正义的真正的抗议行动。
今天 ，新的克拉夫琴柯正从各地成群冒出，从美国到印度，再到中国，到日本 ，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中东，再到西欧和东欧。他们迫不及待了，说的虽是不同的语言，他们看上去人不多，但其实很多，统治者最大恐惧，就是这些人的声音会引来回声，造成震荡，会与群众相互团结，加强力量。觉悟到命数正在将我们拖向灾难，这些行动者准备豁出去赌一把了。被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搞得深深地失望，他们想要从开始处来认真开始了，想要在新的基础上来重新发明共产主义。尽管被他们的敌人诋毁成危险的乌托邦分子，他们这些人才是那 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幸免的二十世纪乌托邦之梦里的觉醒者。他们，而不是那些对于二十世纪的“真正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的怀旧派，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先悲剧后闹剧》，155-156）。
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和心理变化，正发生于我们的眼前：不可能真在变得可能。一个事件一开始在我们的经历中显得真实，但不可能（比如一场将要到来的灾难的前景，不论它已显得多么可能，我们总会切实地将它看作不可能）现在正在变得真实，而且不再是不可能（一旦灾难发生，它就会被“重新正常化”，当作常规事件来被感知，并将它看作总是已经一直都这样可能着的）。使这些悖谬成为可能的，是知识与信仰之间的那一鸿沟：我们知道那一（生态）灾难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了，但我们仍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活于终结时代》，328）。
2-格瓦拉被政府军战士包围时的那张照片里，很诡异地头上有了基督式的光环，面对着我们的，仿佛是那个疲倦但决绝的基督，正走向他的十字架。难怪，行刑前，小战士的枪已抵着格瓦拉的脑袋时，发现他的手抖得不行，格瓦拉盯住小战士的眼，说，“瞄得准一点。你将要杀的是一个大男人。”这也许是格瓦拉的《人性，太人性了》版。格瓦拉想要向我们传达的基本信息不就是：不论多大的失败，不论有多少次失败，他仍想坚持，仍想继续？我们可以想象在波利维亚的最后的怆惶日子里，他实际上成了贝克特《无法命名》里的主人公的最后台词：“在沉默中，你不再知道，你必须继续。我无法继续了。但我要继续。”真是无法反超的讽刺，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所做的一切全都失败了：做古巴经济部长时的经济政策的无底的失败（一年不到，食品就得凭票供应），刚果冒险的失败，他在波利维亚的最后使命的失败。不过，这些“人性、真是太人性了”的失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退为背景，反而突出了他自身的过于人性（或者说非人性，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的形象，证实了哲学家巴迪厄的座右铭：成为真正人性，就是要超越普通的人性，去逼近非人性的层面（《捍卫那些失败的事业》，433）。
3-维克多/克拉夫琴柯的命运：他是苏联外交官，1944年在纽约叛变，然后写下在美国的畅销书《我选择了自由》。他的这本书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的首次的亲身经历之描述。书开头就详写强制的集体化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他自己也是在那儿于三十年代加入了那次强制集体化，他那时是个真正的体制信仰者。广为人知的故事结束于1949年，那时，他在巴黎的法庭上在一桩大官司上打败了他的苏联起诉人。他们甚至带来了他的前妻，来证明他的腐败、酗酒和有记录有家暴。不大有人知道的却是，这官司打赢后不久，他还在被全世界称作冷战英雄的那一会儿，克拉夫琴柯深深地怀疑麦卡锡的反共捉巫，警告美国如果用斯大林的方式去反对斯大林，那也就会变成斯大林。他也越来越觉悟到自由民主国家里的不正义，他想要看到西方世界的改变，并执迷于此了。在写了那本不大有人要看的回忆录续集《我选择了正义》之后，他开始南征，要找到一个新的、较少剥削的组织生产的方式。这就把他带到了波利维亚（成了格瓦拉的前任）。在那里，他用自己写回忆录挣来的钱组织贫穷农民搞集体合作社。一连串的失败后，他躲进了孤独，最终在纽约自己家里开枪自杀。他的自杀是他的绝望的结果，不是克格勃的什么勒索----是为了证明他对苏联的谴责是对于不正义的真正的抗议行动。
今天 ，新的克拉夫琴柯正从各地成群冒出，从美国到印度，再到中国，到日本 ，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中东，再到西欧和东欧。他们迫不及待了，说的虽是不同的语言，他们看上去人不多，但其实很多，统治者最大恐惧，就是这些人的声音会引来回声，造成震荡，会与群众相互团结，加强力量。觉悟到命数正在将我们拖向灾难，这些行动者准备豁出去赌一把了。被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搞得深深地失望，他们想要从开始处来认真开始了，想要在新的基础上来重新发明共产主义。尽管被他们的敌人诋毁成危险的乌托邦分子，他们这些人才是那 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幸免的二十世纪乌托邦之梦里的觉醒者。他们，而不是那些对于二十世纪的“真正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的怀旧派，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先悲剧后闹剧》，15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