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锋的迷罔／／胡赳赳
题记：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的。——米兰昆德拉
金锋是我很看好的艺术家，我喜欢与他玄而论道。有一次在上湖，我与他热切地讨论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诸问题，颇有茅塞顿开之感。行为、装置、观念，危岌岌乎成为艺术者的口头禅，但作品呢？口是心非，使我眼惑。
艺术的核心问题，与宗教并无两样，说穿了无非“安心”二字。一颗心往哪里安放？乱世中，曾有感叹：偌大的中国，哪安放得下一张书桌？此书桌，实“心桌”也。如今盛世，我要冷笑：偌大的中国，哪个艺术家安放得下一个工作台？
哪里能安心呢？诸般且苟且——精神的苟且且不必说，肉身的苟且已令人不作回想。人必得混成“成功人”三字，仿佛才能“安心苟且”一般。倘不成功，则堕入下流社会，连苟且亦无资格。
金锋的“苟且”也是有目共睹的：阿拉上海人不做，飘零北京，蜗居上湖（那里景色虽好，也是一苟且之地，不定哪天就强拆了），远妻别子，过着隐士般的艺术生活，虽动荡漂泊，却有如朝圣之徒。
艺术害人不浅，与吸毒无异。一俟有灵感冒出，便双目放光、长夜不眠，非“念念成形”不可。此出，盖因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多巴胺分泌，一旦分泌，便如饮琼酿，紧紧握住。
他最新的作品《123岁的希特勒（1889-2012）》，是个雕塑。他刻画出了假如希特勒还活着，现在的样貌。他的潜台词人人能懂：希特勒先生的幽灵不散。放在2012年末世心态的大背景下，委实清凉而有刺激意义。
这幅作品，我似乎能透视出金锋的迷罔。他的迷罔大抵是有三重的：其一、关于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乃至他个人的艺术，都走向了一条自我重复之路，无数个作品的“形”都追认着一个作品的“神”，今天做的馒头、明天做的大饼，骨子里都还是面粉，这是当代艺术的窘境，提出请诸君追思（《123岁的希特勒》与此前的《70岁的雷锋》等一系列人物，本质仍是一个作品。这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即所有作品，如何勘破？）；其二、关于社会，既然我们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则必然以个体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发生共振、通联、协奏或对抗，但每次你都得到“无效、无效、无效”的负反馈时，你不是被戴在纸手铐中，而是被关进了隐监狱。金锋的“社会雕塑”类作品，大都可喜，引人深思，获得赞誉——然后呢，石沉大海，社会并未因之进步——不仅未进步，这也是我与金锋的共同迷罔：如果说艺术作品是在自我重复，那中国社会简直是在“自我倒退”，在此就不举例说明了，21世纪这十年，温水煮青蛙也；其三、关于人心与人性的最终问题，许多人纠缠不清，人心坏了，才制度坏了，还是制度坏了，才人心坏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反过来又影响什么样的人。这是个“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时代，三峡大坝出平湖，江河日下且断流。文脉断绝、矿脉断绝、连阳光空气和水，亦将断绝，最后，必会是自食恶果、断子绝孙的下场。
人人都是路易十五：“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人人都是利己主义的信徒：“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都是希特勒：“弱者亡！”
那末，人心和人性会通过何处呢？是潘多拉魔盒，还是乌托邦天堂？这第三重问题，对艺术家而言，更是一个终极的问题——20年前，我们嘲笑“终极”这个词汇，认为它是个伪问题，如今，我们连搬运这个词汇的气力和语境都被卸掉了。如今我们拥有的丰富遗产，正如作家老愚所言：“八九民主化失败的后果之一，是滋长了年轻的民族主义力量。登峰造极的政教合一式的洗脑教育，培养了一茬一茬激进民族复兴分子。”
又，很多时候，我们夸大了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作用，误以为他们的能说会道、能画善写能改变些什么，能启什么蒙，但事实是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书生反复启蒙，当权者反复蒙，甚至于专门划定一个圈子，让你自说自话，误以为听者觉悟，实是安排好的一干听众。
所以，《123岁的希特勒》这幅作品，将迎来它必然的结局：鼓掌、致敬、拍屁股、走开。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题记：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的。——米兰昆德拉
金锋是我很看好的艺术家，我喜欢与他玄而论道。有一次在上湖，我与他热切地讨论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诸问题，颇有茅塞顿开之感。行为、装置、观念，危岌岌乎成为艺术者的口头禅，但作品呢？口是心非，使我眼惑。
艺术的核心问题，与宗教并无两样，说穿了无非“安心”二字。一颗心往哪里安放？乱世中，曾有感叹：偌大的中国，哪安放得下一张书桌？此书桌，实“心桌”也。如今盛世，我要冷笑：偌大的中国，哪个艺术家安放得下一个工作台？
哪里能安心呢？诸般且苟且——精神的苟且且不必说，肉身的苟且已令人不作回想。人必得混成“成功人”三字，仿佛才能“安心苟且”一般。倘不成功，则堕入下流社会，连苟且亦无资格。
金锋的“苟且”也是有目共睹的：阿拉上海人不做，飘零北京，蜗居上湖（那里景色虽好，也是一苟且之地，不定哪天就强拆了），远妻别子，过着隐士般的艺术生活，虽动荡漂泊，却有如朝圣之徒。
艺术害人不浅，与吸毒无异。一俟有灵感冒出，便双目放光、长夜不眠，非“念念成形”不可。此出，盖因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多巴胺分泌，一旦分泌，便如饮琼酿，紧紧握住。
他最新的作品《123岁的希特勒（1889-2012）》，是个雕塑。他刻画出了假如希特勒还活着，现在的样貌。他的潜台词人人能懂：希特勒先生的幽灵不散。放在2012年末世心态的大背景下，委实清凉而有刺激意义。
这幅作品，我似乎能透视出金锋的迷罔。他的迷罔大抵是有三重的：其一、关于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乃至他个人的艺术，都走向了一条自我重复之路，无数个作品的“形”都追认着一个作品的“神”，今天做的馒头、明天做的大饼，骨子里都还是面粉，这是当代艺术的窘境，提出请诸君追思（《123岁的希特勒》与此前的《70岁的雷锋》等一系列人物，本质仍是一个作品。这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即所有作品，如何勘破？）；其二、关于社会，既然我们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则必然以个体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发生共振、通联、协奏或对抗，但每次你都得到“无效、无效、无效”的负反馈时，你不是被戴在纸手铐中，而是被关进了隐监狱。金锋的“社会雕塑”类作品，大都可喜，引人深思，获得赞誉——然后呢，石沉大海，社会并未因之进步——不仅未进步，这也是我与金锋的共同迷罔：如果说艺术作品是在自我重复，那中国社会简直是在“自我倒退”，在此就不举例说明了，21世纪这十年，温水煮青蛙也；其三、关于人心与人性的最终问题，许多人纠缠不清，人心坏了，才制度坏了，还是制度坏了，才人心坏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反过来又影响什么样的人。这是个“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时代，三峡大坝出平湖，江河日下且断流。文脉断绝、矿脉断绝、连阳光空气和水，亦将断绝，最后，必会是自食恶果、断子绝孙的下场。
人人都是路易十五：“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人人都是利己主义的信徒：“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都是希特勒：“弱者亡！”
那末，人心和人性会通过何处呢？是潘多拉魔盒，还是乌托邦天堂？这第三重问题，对艺术家而言，更是一个终极的问题——20年前，我们嘲笑“终极”这个词汇，认为它是个伪问题，如今，我们连搬运这个词汇的气力和语境都被卸掉了。如今我们拥有的丰富遗产，正如作家老愚所言：“八九民主化失败的后果之一，是滋长了年轻的民族主义力量。登峰造极的政教合一式的洗脑教育，培养了一茬一茬激进民族复兴分子。”
又，很多时候，我们夸大了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作用，误以为他们的能说会道、能画善写能改变些什么，能启什么蒙，但事实是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书生反复启蒙，当权者反复蒙，甚至于专门划定一个圈子，让你自说自话，误以为听者觉悟，实是安排好的一干听众。
所以，《123岁的希特勒》这幅作品，将迎来它必然的结局：鼓掌、致敬、拍屁股、走开。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美文，这也叫批评？
来源：金锋博客
123岁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叶匡政
看到希特勒衰老的面容，才想起他123岁了。这是艺术家金锋的雕塑，2011南京当代艺术展上的展出品，头像为玻璃钢粉笔上色，基座四周是希特勒《我的奋斗》的中文。这个作品展出后引来一些评论，有人说它意味深长，有人说他在玩危险的游戏。对于希特勒之死，几十年来各种说法都有，也不断有传言称发现过希特勒的踪迹。二战过去60多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恶魔。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对希特勒开始有了新的兴趣，孟京辉也执导过话剧《希特勒的肚子》，是一部有荒诞意味的历史讽刺剧。
希特勒即使没死在当年的柏林地堡，今天大概也魂飞魄散了。真正让人担忧的，倒不是希特勒是否还活着，而是看到希特勒头像，很多人已失去了愤怒。人们淡忘了希特勒在集中营和战场上制造的人间悲剧。如今，甚至有学者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字、是否有毒气室和焚尸炉都提出了质疑。人们谈起希特勒，多把他看成一个古怪、病态的传奇人物，或描述他操纵民众的本领，或关注他的表演能力，或窥探他的癔病或隐睾。总之，人们对希特勒的逸闻趣事，显然要超过对希特勒之恶的关注。
看到金锋的这个希特勒头颅，我最想问的是：当年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都有很多研究，但极少有人来剖析希特勒的思想。他思考什么？他如何进行思考的？他为何会这么思考？不解答这些问题，希特勒思想的幽灵就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只要我们不了解希特勒思想的来龙去脉，你就无法毁灭它，即便尸体早已化为泥土，这类思想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卷土重来。人们通常不愿意把希特勒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思想，而更愿意看作一种不可思议的邪恶，看作人类的病态。在我看来，显然不是如此，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随时可能复活的思想。
纳粹的最大邪恶，是用政党使国家窒息，用一个政党来控制国家机器，并在政府的权力岗位上塞满自己的党员，于是希特勒的意志就成了党的意志，成了国家的法律。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模型。在这类极权国家，政府是名存实亡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蔽政党的大权在握。虽然在极权体制的内部，也会有争斗，也会有人事更迭，但因为所有纳粹党员都在为希特勒的意志服务，所以希特勒并不允许别人指控他的下级。只有当希特勒需要有人来顶替自己的错误时，他才会允许法律清除那些顶罪者。
这类极权操纵手法，与黑社会有相同特征，党员必须有誓死捍卫最高领袖。为了塑造这种忠诚，极权者必须不断制造对外部世界或其他群体的仇恨，因为只有这种仇恨，才足以维持政党的权威和凝聚力。一旦这类关于仇恨的谎言破灭，政党和领袖的欺骗游戏就难以为继，黑社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是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根本动力。
在极权内部的那些官员们，并不愿识破领袖散布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他们参与分赃的前提。他们害怕面对各种真相，这样在分赃机制中，他们才能让掠夺得心安理得。他们相信暴力对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被政党用暴力控制着的。这类极权国家，还会让国家和民众处于各种矛盾的权力体系中，比如第三帝国当年除了政府、政党外，还有党卫军、冲锋队、青年团，这些机构权力的设置不仅是混乱的，而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告知他的党员，真正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领袖。在这些权力机构的内部，个人是完全孤立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顶层权力的稳定。
金锋塑造了一颗希特勒的头颅，他显然是想让人们来填充希特勒的大脑。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揣摩一下，这个独裁者究竟在想什么？应当说，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消失之后，又有了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发展，如今，他已经不再需要谋杀犹太人，或制造一个仇恨的目标了。它隐藏得更为巧妙，只需要让社会和历史变得虚无化，只需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实现了它的目标。如阿伦特所说的，它在制造一种“平庸的恶”。虽然，这种平庸的恶不像希特勒这类“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但极权体制中的官员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这种无思想性，这种对正义与邪恶判断的麻木，同样会激发出潜伏在人类血液中的所有恶的本能，它其实是那些“极端的恶”的基础。当这种“平庸之恶”成为普遍现象时，民众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的漫延。
金锋用一颗希特勒的头颅来警示社会，要当心恶的各种化身，即便它已经衰老，也并没有消亡。而在我看来，希特勒今天仍然活得很好，头颅远没有这样衰老。它可能是某个人的头颅，也可能是某个政党的头颅。很显然，我们都在等待希特勒灰飞烟灭的那天。
123岁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叶匡政
看到希特勒衰老的面容，才想起他123岁了。这是艺术家金锋的雕塑，2011南京当代艺术展上的展出品，头像为玻璃钢粉笔上色，基座四周是希特勒《我的奋斗》的中文。这个作品展出后引来一些评论，有人说它意味深长，有人说他在玩危险的游戏。对于希特勒之死，几十年来各种说法都有，也不断有传言称发现过希特勒的踪迹。二战过去60多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恶魔。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对希特勒开始有了新的兴趣，孟京辉也执导过话剧《希特勒的肚子》，是一部有荒诞意味的历史讽刺剧。
希特勒即使没死在当年的柏林地堡，今天大概也魂飞魄散了。真正让人担忧的，倒不是希特勒是否还活着，而是看到希特勒头像，很多人已失去了愤怒。人们淡忘了希特勒在集中营和战场上制造的人间悲剧。如今，甚至有学者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字、是否有毒气室和焚尸炉都提出了质疑。人们谈起希特勒，多把他看成一个古怪、病态的传奇人物，或描述他操纵民众的本领，或关注他的表演能力，或窥探他的癔病或隐睾。总之，人们对希特勒的逸闻趣事，显然要超过对希特勒之恶的关注。
看到金锋的这个希特勒头颅，我最想问的是：当年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都有很多研究，但极少有人来剖析希特勒的思想。他思考什么？他如何进行思考的？他为何会这么思考？不解答这些问题，希特勒思想的幽灵就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只要我们不了解希特勒思想的来龙去脉，你就无法毁灭它，即便尸体早已化为泥土，这类思想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卷土重来。人们通常不愿意把希特勒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思想，而更愿意看作一种不可思议的邪恶，看作人类的病态。在我看来，显然不是如此，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随时可能复活的思想。
纳粹的最大邪恶，是用政党使国家窒息，用一个政党来控制国家机器，并在政府的权力岗位上塞满自己的党员，于是希特勒的意志就成了党的意志，成了国家的法律。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模型。在这类极权国家，政府是名存实亡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蔽政党的大权在握。虽然在极权体制的内部，也会有争斗，也会有人事更迭，但因为所有纳粹党员都在为希特勒的意志服务，所以希特勒并不允许别人指控他的下级。只有当希特勒需要有人来顶替自己的错误时，他才会允许法律清除那些顶罪者。
这类极权操纵手法，与黑社会有相同特征，党员必须有誓死捍卫最高领袖。为了塑造这种忠诚，极权者必须不断制造对外部世界或其他群体的仇恨，因为只有这种仇恨，才足以维持政党的权威和凝聚力。一旦这类关于仇恨的谎言破灭，政党和领袖的欺骗游戏就难以为继，黑社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是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根本动力。
在极权内部的那些官员们，并不愿识破领袖散布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他们参与分赃的前提。他们害怕面对各种真相，这样在分赃机制中，他们才能让掠夺得心安理得。他们相信暴力对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被政党用暴力控制着的。这类极权国家，还会让国家和民众处于各种矛盾的权力体系中，比如第三帝国当年除了政府、政党外，还有党卫军、冲锋队、青年团，这些机构权力的设置不仅是混乱的，而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告知他的党员，真正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领袖。在这些权力机构的内部，个人是完全孤立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顶层权力的稳定。
金锋塑造了一颗希特勒的头颅，他显然是想让人们来填充希特勒的大脑。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揣摩一下，这个独裁者究竟在想什么？应当说，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消失之后，又有了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发展，如今，他已经不再需要谋杀犹太人，或制造一个仇恨的目标了。它隐藏得更为巧妙，只需要让社会和历史变得虚无化，只需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实现了它的目标。如阿伦特所说的，它在制造一种“平庸的恶”。虽然，这种平庸的恶不像希特勒这类“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但极权体制中的官员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这种无思想性，这种对正义与邪恶判断的麻木，同样会激发出潜伏在人类血液中的所有恶的本能，它其实是那些“极端的恶”的基础。当这种“平庸之恶”成为普遍现象时，民众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的漫延。
金锋用一颗希特勒的头颅来警示社会，要当心恶的各种化身，即便它已经衰老，也并没有消亡。而在我看来，希特勒今天仍然活得很好，头颅远没有这样衰老。它可能是某个人的头颅，也可能是某个政党的头颅。很显然，我们都在等待希特勒灰飞烟灭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