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好坏，全看它造就和容忍了什么样的艺术家
来源：三联书店
“艺术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呼吸，就像新陈代谢，我不能说：我喜欢这样或我不喜欢这样。有些东西是生存绝对必须的。”——乔纳森·米斯
《何谓成功》——前言
艺术是关乎存在的东西，艺术家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质量——这是本书有意选择的具有挑衅性的命题。
按照画家马库斯·吕佩茨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好坏，全看它造就和容忍了什么样的艺术家”。如今看上去好像我们只还能负担得起能够直接看到成就的艺术。摆出流行歌曲明星姿态的搞古典音乐的人、畅销书作家和艺术明星们打造着艺术家形象。文化的旋转木马越转越快：出版社、画廊经纪人、各类文化机构，特别是媒体成了催命鬼。如果我们让这一旋转木马稍停片刻，问一问“何谓成功”和“何谓艺术界的成功”，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一方面上述问题是本书诸访谈的出发点，另一方面2007/08年的艺术繁荣以及我与艺术家们的合作也对本书的撰写起了推动作用。我想弄清楚，当前存在的有关艺术家和艺术工作的老生常谈以及媒体的相应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单个艺术家的生活现实吻合。我们在访谈中谈起成功时，首先想到的是成功意味着物质财富和实现了职业目标。也许经常是太微妙、太主体，甚至可能是太具颠覆性，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难以捉摸的。成功与它对个人及其生活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取决于主观目标和评判吗？成功主要被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来看待，然而具体行为能否成功却依赖于具体的客观条件。所以接着前面的问题人们还得问：根据什么标准我们判定某人是成功的？在进行这种判断时“允许”有多大主观性？每个人都能成功，对此有规定好的社会结构范本吗？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我花一年时间对来自音乐界、造型艺术界和文学界的男女艺术家们进行了采访。为了让所获得的相关图像更圆满，我还采访了三位自己不从事艺术创作，但进行艺术评论的人。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家们自己认为什么是成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他们认为什么是失败？为了让发言具有代表性，每组采访对象的构成都照顾了不同的年龄段与不同的从业方向。当然这种选择具有不可避免的任意性。作为前提，我还自己自行区分了商业化或娱乐性艺术与所谓的“严肃”艺术。尽管这两个范围的界限有时并不容易划清，所有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属于“严肃”艺术范围。我想知道在“高雅文化”中成功意味着什么，除了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成功外，这里还有别的“较高的”价值吗？
我所进行的访谈——如同艺术——体现了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其中所表达的观点、感情和评判反映的是2008年德国与瑞士的艺术和艺术家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9月国际金融市场崩溃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开始后，谈话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特别是造型艺术家的言谈还带有艺术繁荣期的印记，那么10月以后，随着第一批订货委托泡了汤以及价格的跌落，他们的发言也变得更具批评性。
很快就明了的是：对我有关成功的问题不会有普遍适用的、定义清楚的回答。男女艺术家们的立场是迥然不同和因人而异的，而且也与他是个音乐人、作家或造型艺术家有关。引人注意的是面对这个题目最初的犹疑，特别是在来自“严肃”艺术领域的艺术家那里可以明显感到一种对普遍注重经济的成功概念的抵制。物质方面的成功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值得希冀的，但真正有意义的却首先是艺术上的成功，这指的是自己的工作成果。对作曲家和音乐人米夏埃尔·韦特米勒来说，“最美好的成功”是实现自己既定目标的成功，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场音乐会在音乐和作曲方面完全符合了自己的想象”。阿梅莉·冯·伍尔芬也认为如果她的画引她“走上的不是坦途”，“鉴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也愿意承受挫折”。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功得到不同的评价：物质上的成功值得希冀，但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和获得他人承认有更高的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著名艺术家不总是在物质方面获得成功的艺术家，钱挣得多的“艺术明星”也不一定就获得他人承认。
然而在访谈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谈论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越来越困难。因为发展趋势是，用一些概念如“效率”、“效益”或是数量标准比如卖出的价格来评价成功。这些来自经济界的标准被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到社会各领域。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不受具体情况制约的成功标准，我们只须确定或规定，在某一领域内什么算作或应该算作价格、效率和效益。这样如果一位艺术家写了一本畅销书，作品在拍卖时卖出了天价，或是其音乐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听众，那他如今在公众中就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但生活各领域中这种“彻底经济化”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在此过程中又失掉了些什么东西呢？谈话总是不断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涉及以下问题：艺术家们相信经济化的成功概念可以被明智地运用到艺术生产中去吗？还是他们从完全不同的着眼点来进行判断？明确无误的是：对艺术上的成功媒体的感知已经产生了位移，一方面是从作品到人的位移，另一方面是从质量到数量的位移。
在与艺术家交流时还有一个层面是重要的：与艺术家形象的认同。一位艺术家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算作是成功的，这取决于我们用“艺术家”这个词到底都涵盖些什么。对一个注重经济的成功概念来说，艺术家形象是被作为自主生意人的原型来理解的。只要他的艺术生产是有效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并且性价比合理，他就是成功的。这时作品专有的和美学评判标准都不起作用了，同样作品获得的承认和艺术家达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后的主观感受也都被忽略不计了。这种具有新自由色彩的艺术家形象到底有多荒谬，这一点通过现有访谈中揭示的艺术家工作的现实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作为艺术家离不开市场，而且艺术家也必须得是“生意人”，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自主生意人绝不是一个拥有正面意义的角色模式。搞艺术对他们来说往往根本不是个人可以抉择的，比如马库斯·吕佩茨说过: “当艺术家不是职业……如果我当时不再当艺术家了，我就仿佛停止了呼吸。”
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艺术家都反思过各种成功概念的矛盾之处，他们把经济成功标准占上风视作是艺术的致命伤。乔纳森·米斯说：“因为没有一个个人能在一种注重经济的成功定义下幸存。这是一种死亡仪式。如果有人接受这种成功模式，他就死定了，被毁了。”许多接受采访的人都赞成适当的国家扶助体系，每天必须为物质生存奋斗影响艺术创作，甚至让人无法进行创作，因为艺术从未是“好买卖”。首先从市场角度来审视不同的艺术领域，对一位艺术家是否成功看观众对他是否欣赏以及销售业绩，这种趋势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同时让艺术家们失去了用他们的“产品”赚钱的机会。一个只看效率和效益的社会忘记了，文化、艺术和知识领域的运作是根据其他尺度进行的。燕妮·埃彭贝克说：“社会是想推卸责任，如果它说：每个人都得自己想办法获得成功。几位明星艺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就像在玩彩票，每个人都会想，他也能成为明星艺人。可实际上五百万人中只有两个人能成功。”
对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工作是生存必不可少的，然而也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艺术——尽管困难重重——成为了一种活的自由空间，甚至是社会的“掩体”。克里斯蒂娜·魏斯说：“当然也有反向运动……那些知道如果市场越来越直线和流线型发展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人，他们在发展新的理念，以便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存在着希望，给在此被挡住片刻的旋转木马新的活力和新的方向，特别是通过艺术自身的不迷失正路的力量。米夏埃尔·韦特米勒是这么表述的：“爬坡时必须加速！”
在此我要明确感谢所有访谈对象，谢谢他们的耐心以及他们与我进行的长时间谈话！对于成功的思索，他们不断提供了新的层面与视角。他们的直言不讳和赞同协助让本书的写作变得使人兴奋，富有成效和令人愉快。
我特别要感谢克劳蒂娅·于尔根斯（Claudia Jürgens），她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干编辑了全部访谈。我还要格外感谢玛丽-路易丝·弗拉默斯费尔德（Marie-Luise Flammersfeld），在她的信任和支持下本书才有了问世的机会。
“艺术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呼吸，就像新陈代谢，我不能说：我喜欢这样或我不喜欢这样。有些东西是生存绝对必须的。”——乔纳森·米斯
《何谓成功》——前言
艺术是关乎存在的东西，艺术家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质量——这是本书有意选择的具有挑衅性的命题。
按照画家马库斯·吕佩茨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好坏，全看它造就和容忍了什么样的艺术家”。如今看上去好像我们只还能负担得起能够直接看到成就的艺术。摆出流行歌曲明星姿态的搞古典音乐的人、畅销书作家和艺术明星们打造着艺术家形象。文化的旋转木马越转越快：出版社、画廊经纪人、各类文化机构，特别是媒体成了催命鬼。如果我们让这一旋转木马稍停片刻，问一问“何谓成功”和“何谓艺术界的成功”，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一方面上述问题是本书诸访谈的出发点，另一方面2007/08年的艺术繁荣以及我与艺术家们的合作也对本书的撰写起了推动作用。我想弄清楚，当前存在的有关艺术家和艺术工作的老生常谈以及媒体的相应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单个艺术家的生活现实吻合。我们在访谈中谈起成功时，首先想到的是成功意味着物质财富和实现了职业目标。也许经常是太微妙、太主体，甚至可能是太具颠覆性，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难以捉摸的。成功与它对个人及其生活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取决于主观目标和评判吗？成功主要被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来看待，然而具体行为能否成功却依赖于具体的客观条件。所以接着前面的问题人们还得问：根据什么标准我们判定某人是成功的？在进行这种判断时“允许”有多大主观性？每个人都能成功，对此有规定好的社会结构范本吗？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我花一年时间对来自音乐界、造型艺术界和文学界的男女艺术家们进行了采访。为了让所获得的相关图像更圆满，我还采访了三位自己不从事艺术创作，但进行艺术评论的人。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家们自己认为什么是成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他们认为什么是失败？为了让发言具有代表性，每组采访对象的构成都照顾了不同的年龄段与不同的从业方向。当然这种选择具有不可避免的任意性。作为前提，我还自己自行区分了商业化或娱乐性艺术与所谓的“严肃”艺术。尽管这两个范围的界限有时并不容易划清，所有本书的访谈对象都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属于“严肃”艺术范围。我想知道在“高雅文化”中成功意味着什么，除了个人在物质方面的成功外，这里还有别的“较高的”价值吗？
我所进行的访谈——如同艺术——体现了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其中所表达的观点、感情和评判反映的是2008年德国与瑞士的艺术和艺术家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9月国际金融市场崩溃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不景气开始后，谈话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此前特别是造型艺术家的言谈还带有艺术繁荣期的印记，那么10月以后，随着第一批订货委托泡了汤以及价格的跌落，他们的发言也变得更具批评性。
很快就明了的是：对我有关成功的问题不会有普遍适用的、定义清楚的回答。男女艺术家们的立场是迥然不同和因人而异的，而且也与他是个音乐人、作家或造型艺术家有关。引人注意的是面对这个题目最初的犹疑，特别是在来自“严肃”艺术领域的艺术家那里可以明显感到一种对普遍注重经济的成功概念的抵制。物质方面的成功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值得希冀的，但真正有意义的却首先是艺术上的成功，这指的是自己的工作成果。对作曲家和音乐人米夏埃尔·韦特米勒来说，“最美好的成功”是实现自己既定目标的成功，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场音乐会在音乐和作曲方面完全符合了自己的想象”。阿梅莉·冯·伍尔芬也认为如果她的画引她“走上的不是坦途”，“鉴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也愿意承受挫折”。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功得到不同的评价：物质上的成功值得希冀，但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和获得他人承认有更高的价值。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著名艺术家不总是在物质方面获得成功的艺术家，钱挣得多的“艺术明星”也不一定就获得他人承认。
然而在访谈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谈论各种不同类型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越来越困难。因为发展趋势是，用一些概念如“效率”、“效益”或是数量标准比如卖出的价格来评价成功。这些来自经济界的标准被越来越多地广泛应用到社会各领域。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不受具体情况制约的成功标准，我们只须确定或规定，在某一领域内什么算作或应该算作价格、效率和效益。这样如果一位艺术家写了一本畅销书，作品在拍卖时卖出了天价，或是其音乐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听众，那他如今在公众中就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但生活各领域中这种“彻底经济化”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在此过程中又失掉了些什么东西呢？谈话总是不断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涉及以下问题：艺术家们相信经济化的成功概念可以被明智地运用到艺术生产中去吗？还是他们从完全不同的着眼点来进行判断？明确无误的是：对艺术上的成功媒体的感知已经产生了位移，一方面是从作品到人的位移，另一方面是从质量到数量的位移。
在与艺术家交流时还有一个层面是重要的：与艺术家形象的认同。一位艺术家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算作是成功的，这取决于我们用“艺术家”这个词到底都涵盖些什么。对一个注重经济的成功概念来说，艺术家形象是被作为自主生意人的原型来理解的。只要他的艺术生产是有效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并且性价比合理，他就是成功的。这时作品专有的和美学评判标准都不起作用了，同样作品获得的承认和艺术家达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后的主观感受也都被忽略不计了。这种具有新自由色彩的艺术家形象到底有多荒谬，这一点通过现有访谈中揭示的艺术家工作的现实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作为艺术家离不开市场，而且艺术家也必须得是“生意人”，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自主生意人绝不是一个拥有正面意义的角色模式。搞艺术对他们来说往往根本不是个人可以抉择的，比如马库斯·吕佩茨说过: “当艺术家不是职业……如果我当时不再当艺术家了，我就仿佛停止了呼吸。”
所有我与之交谈过的艺术家都反思过各种成功概念的矛盾之处，他们把经济成功标准占上风视作是艺术的致命伤。乔纳森·米斯说：“因为没有一个个人能在一种注重经济的成功定义下幸存。这是一种死亡仪式。如果有人接受这种成功模式，他就死定了，被毁了。”许多接受采访的人都赞成适当的国家扶助体系，每天必须为物质生存奋斗影响艺术创作，甚至让人无法进行创作，因为艺术从未是“好买卖”。首先从市场角度来审视不同的艺术领域，对一位艺术家是否成功看观众对他是否欣赏以及销售业绩，这种趋势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同时让艺术家们失去了用他们的“产品”赚钱的机会。一个只看效率和效益的社会忘记了，文化、艺术和知识领域的运作是根据其他尺度进行的。燕妮·埃彭贝克说：“社会是想推卸责任，如果它说：每个人都得自己想办法获得成功。几位明星艺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就像在玩彩票，每个人都会想，他也能成为明星艺人。可实际上五百万人中只有两个人能成功。”
对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工作是生存必不可少的，然而也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艺术——尽管困难重重——成为了一种活的自由空间，甚至是社会的“掩体”。克里斯蒂娜·魏斯说：“当然也有反向运动……那些知道如果市场越来越直线和流线型发展会带来什么后果的人，他们在发展新的理念，以便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存在着希望，给在此被挡住片刻的旋转木马新的活力和新的方向，特别是通过艺术自身的不迷失正路的力量。米夏埃尔·韦特米勒是这么表述的：“爬坡时必须加速！”
在此我要明确感谢所有访谈对象，谢谢他们的耐心以及他们与我进行的长时间谈话！对于成功的思索，他们不断提供了新的层面与视角。他们的直言不讳和赞同协助让本书的写作变得使人兴奋，富有成效和令人愉快。
我特别要感谢克劳蒂娅·于尔根斯（Claudia Jürgens），她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干编辑了全部访谈。我还要格外感谢玛丽-路易丝·弗拉默斯费尔德（Marie-Luise Flammersfeld），在她的信任和支持下本书才有了问世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