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I艺术　文/李明


《灯光下的两个人》

耿建翌在1981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此前在河南，他根本没条件接触到当代艺术，接受的是“盛行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与绘画技法”。浙江美院的教学方式让他耳目一新。当时油画系实行工作室制，分为三个，第三工作室由全山石主持，严格按照苏联模式教学。第二工作室类似于第三工作室的“变体”。而耿建翌所在的第一工作室，教师构成比较复杂：有留学日本的林达川，从法国回来的胡善余和延安鲁艺的王流秋，还有博巴训练班的金一德，而徐君萱则出自倪怡德门下。他们的教学方式和苏联那套很不一样。至于一些教师的个人品格也给耿建翌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比如林达川，拿了工资就下馆子喝酒，从来不在意金钱，是个十分洒脱的艺术家”。耿建翌对当时气氛与境况的记忆是，“私下里还是挺活跃的，但是历史留下的压力依然存在。那时候大环境变化也很大，有时候紧，有时候松，正是一个尝试探索时期。”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1983年郑胜天回到浙江美术学院，最早教的就是耿建翌所在的那个班级。班上的同学还有山东来的刘大鸿和湖北来的魏光庆。根据郑胜天的回忆，“建翌在他们中显得文气而含蓄。他画得和别人不一样，但并不热衷陈述自己的想法，只是默默地工作。”

郑胜天经历了曾经影响过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批重要艺术家的那批进口图书的事情，主管外事的副院长王德威选了三个英文基础好的老师赶到北京，郑胜天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批书究竟耗资多少，郑胜天已经不记得具体数字了，他只记得当时在北京文化部招待所熬了整一个星期来选书。这批进口书终于被运到了美院，被摆在橱窗里，得有资历的老师戴着手套才能翻，而且每天不能多翻。据说为了买这批书，院方卖掉了一辆轿车。“其实当时学校有一辆用了很多年的车，可以继续用，也可以正常报废，卖掉之后填补一点买书的钱，确有其事。不过这个车不是校长的车，数目也不如传说中那么大。”郑胜天说，但“浙美领导卖轿车换图书”还是传成了经典段子，浙美一下子变成了美术学子念念在兹的圣地。“你现在跟那些77、78年的学生去谈，他们肯定会告诉你他们是冲着这批书来考的，来了之后这批书确实对他们影响很大。现在一批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画家像黄永砯、国内的王广义、张培力他们都会说，他们学到的东西都是从当时的图书资料里面得来的。”

郑胜天给了耿建翌他们一次重要的机会，他的教学与别的老师不同，并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耿建翌这一届的毕业创作，获得了从来没有的“自由”，甚至不知道拿“自由”怎么办。在讨论毕业创作稿的时候，郑胜天没有多说“主题”、“内容 ”一类的问题。他当时提到的几个问题耿建翌很兴奋。但在看稿子之前，耿建翌的准备是一个漫长的经过——画小稿，放大稿，一遍遍修改， 一稿、两稿、三稿，然后再上画布。“我交的小稿很简单，用圆珠笔构了几下。郑胜天老师说‘你没问题了，可以上大稿了！’我立即傻了。”在这种情况下，耿建翌所在的整个班的创作都很活跃。那时候除了毕业创作外，他们还想到了作品展示问题，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展示空间，还可以在 作品旁边附上自己的照片，写上自己的创作感受，“这是头一次，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以上就是耿建翌1985年的毕业作品《灯光下的两个人》出现的背景。在黑色的背景前，一对表情漠然默默无语的男女正襟坐在桌前。侧面的灯光使他们半个身子都隐入黑影之中。这幅画和其他几位同学的作品遭到学院一些领导和教授们的非议——院里召集了三天系主任一级的扩大会议来讨论这种“错误倾向”。一位发言者声泪俱下地指责学生的创作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几位毕业班的教师虽然竭力辩护，却居于少数。后来郑胜天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字《并非对创作的评论》，在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他特别指出：由于长期来文艺批评中极“左”思潮在学院的影响，“难怪至今还有人以画面是否热烈，人物面部是否有笑容来评判作者的政治态度，看来也不足为奇了。” 这种荒唐的批评针对的就是建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