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西谛 来源：南方周末
《光男的栗子》全日语的中国电影
2011年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选片时，面对赵晔的剧情片《光男的栗子》，选片人曾有犹豫。这部作品质量上佳，但在日本拍摄，全日语对白，除导演外班底都是日本人，算一部“中国的独立电影”吗?最后的共识是：这部影片应算是赵晔创作的呈现。
赵晔长于深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他的长片处女作《马乌甲》(曾在CIFF获大奖)和第二部作品《扎赉诺尔》都属于“内向型”电影，更多是关注人的情感。
传统独立剧情片强调某种纪实风格、正面描写社会状况，如李杨的《盲井》(2003)、彭韬的《血蝉》(2007)以及2011年王超的《天国》。这些作品无疑组成了十年来独立剧情片最厚实的防线。赵晔却愿意从自我出发，寻找另一侧面进入现实。他也不像很多导演那样从自己的家乡着手创作，而是在远方找到感情诉求。《马乌甲》在广西的边陲小城，《扎赉诺尔》在满洲里，这次是更远的日本奈良。
扮演母亲的桃井薰是片中惟一的职业演员，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女明星。（赵晔 供图）
《光男的栗子》在奈良拍摄是因为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的邀请。河濑筹划奈良国际电影节，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每年邀请一位不同国家的导演到奈良拍摄一部影片。这个计划被称为“奈良叙事”(NARAtive)，是“奈良”(Nara)和“叙事”(narrative)的结合。河濑所有的电影都来源于奈良，她也希望计划能在多年以后，为奈良留下不同的影像。影片诸多细节都来自赵晔在奈良的短期采风，比如片名中的“栗子”，正是奈良的名产。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桃井薰扮演的母亲站在偏远车站前，瑟缩在风里，不知所措。镜头长时间跟着她，不即不离。母亲拿着儿子光男留下的数码相机，循着相机里的照片，来到他走过的地方，去看他遇到过的人。观众最后才会明白：母亲已经癌症晚期，而她的儿子前不久遭遇车祸离开人世，她要寻找的其实是儿子在生命的最后所走过的路。正是通过这次寻找，母亲才了解到儿子是为了给癌症晚期的自己采集栗子才来到奈良。
影片灵感来自赵晔对自己故去母亲的怀念。
母亲去世后，赵晔曾经想象如果自己先母亲而去，会发生什么。仅从剧情来看，大概会觉得十分惨痛。但赵晔的讲述极为克制，他镜头下的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既深情，又很坚强，作品哀而不伤。
映后很多观众说，这完全是日本电影;赵晔说连奈良的观众也看不出这是外国人拍的。但在我看来电影里仍然透出一个异乡者慌张的陌生感，是亲切的风景让这段生命最终的旅程变得从容。赵晔有意将人物和故事化入光线和风景，让奈良的风土人情时刻包裹着母亲的行动与心情。平和、宁静的生活现场，把许多悲伤的沉淀物过滤掉，变得纯粹和纯净。
扮演母亲的桃井薰是片中惟一的职业演员，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女明星。片中，她是一个极力掩饰悲伤又有点神经质的中年女人。戏里有段情节：母亲看到陌生女孩用纸箱子装着两只幼猫，遗弃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结果咖啡馆主人收养了弃猫。后来母亲在路上重遇女孩，她一边吸烟一边对女孩说：那两只小猫有名字了!想知道?我不告诉你。女孩正尴尬，母亲又像毫不在意，友善地让她继续赶路。
这场戏没有任何戏剧作用，却显示了赵晔对人情细微之处很深的体会。略微有些责怪弃猫女孩的时刻，既流露出母亲对生命的爱惜，又不失对人的宽容。整部影片都交织着复杂的情感：生命中的至痛和对生活的释然，流露的温和态度是独立电影里颇为少见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空山轶》是一部沉闷的影片，银幕上呈现的只是北京郊外门头沟地区一片萧瑟的风景。登山爱好者“大踏”，带着“长白”和“小蛮子”、以及中文流利的法国女青年“喻为”，一行四人走走停停。（高子鹏 供图）
《空山轶》给一小部分人看的
曾有人问，“国内的一些独立电影，似乎很少考虑观众，这是一种姿态还是什么?”我觉得，因为独立电影先天不被纳入商业院线体系、不考虑观众是正确的，这类电影首先要感动导演自己。要允许一些电影只面对少数观众，甚至只面对导演自己。尤其是DV时代，一个人就可以创作完成一部电影，他想拍给谁看，有权自己选择。高子鹏的《空山轶》大概就是一部首先面对自己的电影。
面对《空山轶》，相当一部分观众感到沉闷无聊，因为电影前40分钟，都在描写一伙人登山。有时“大踏”会向他们介绍这里被遗弃的矿井、残破的瓦片、曾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磨盘。京西的小煤窑经过两百年的开采已被挖空，山上的人家陆续搬走，只剩下两家人住着，算是给国家看山守林。所谓“空山”，就是这片景象。
面对空山，“大踏”他们有时向远方呼唤“别雷”这个名字，露营时在篝火前唱“别雷”最喜欢的歌，沿途也张贴这位失踪者的寻人启事。但显然，他们的寻找漫不经心，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年，找回人来的希望几乎不存在了。
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2008年10月1日，北京五中一位退休地理教师在京西铁陀山附近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经过近万人次的多次搜救，也毫无结果。高子鹏是失踪者朋友的朋友，当时丝毫没有想要去拍这个事情;反倒是半年后，他跟着片中扮演“大踏”的阿坚登山，看到“空山”上的景象，突然萌生拍这部电影的念头。
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按高子鹏的说法是“拍完就翻篇了”。“翻篇”就是一切都过去了。10年前，他是北京某电视栏目的编导(电视台工作的经历，是独立导演中最常见的)，之后他认识了一群文学圈朋友，两年时间几乎整天泡在酒精里，感觉人要废了。为了摆脱这种生活，2005年底他跑回兰州家里开了酒吧，买卖赔了又重回北京。到2009年走进“空山”，他已经开始吃素、戒酒，“准备重新做人”。
拍《空山轶》，可以说纯粹是高子鹏内心需求的召唤。正是因此，影片像一幅大片留白的山水画，本身的叙事几乎为零，只有两次登山、两场喝酒，就结束了。对它的感受完全来自观者自己的体悟。我的强烈感受是：每个人走进山里寻找失踪者时，也似乎在寻找他们自己。“别雷”的失踪，仿佛在这群友人的人生里形成了一个空洞，使他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生活。他们向远山呼唤“别雷”，你可以听到来自他们内心的回响。但高子鹏对此没有任何暗示，他抛开一切戏剧性，也抛开一切隐喻或象征。就是简简单单一群人的事，所有信息都来自北京郊外的空旷风景、以及人物的行为状态。
评论者吴蕾蕾认为这是一部“挽歌气质”的作品，正像高子鹏自己对这部作品的阐述：“煤挖光了，矿废了，山采空了，村子废弃了，人自己也走丢了。”，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元曲中的末世感和消极感”。
可是高子鹏在剧情中写到，作家狗子饰演的“长白”要告别这个圈子去南京生活，并且在结尾处安排了一场“喻为”到南京看望“长白”的戏，两人在玄武湖旁的台城上谈论着新的生活。这让人觉得多余，大概因为它冲淡了影片中的“末世感和消极感”。但作为一个渴望“翻篇”的作者，他必须要给已经厌倦的现实生活留一个出口。
(作者为CIFF选片人、影展画册及网站主编)
《光男的栗子》全日语的中国电影
2011年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选片时，面对赵晔的剧情片《光男的栗子》，选片人曾有犹豫。这部作品质量上佳，但在日本拍摄，全日语对白，除导演外班底都是日本人，算一部“中国的独立电影”吗?最后的共识是：这部影片应算是赵晔创作的呈现。
赵晔长于深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他的长片处女作《马乌甲》(曾在CIFF获大奖)和第二部作品《扎赉诺尔》都属于“内向型”电影，更多是关注人的情感。
传统独立剧情片强调某种纪实风格、正面描写社会状况，如李杨的《盲井》(2003)、彭韬的《血蝉》(2007)以及2011年王超的《天国》。这些作品无疑组成了十年来独立剧情片最厚实的防线。赵晔却愿意从自我出发，寻找另一侧面进入现实。他也不像很多导演那样从自己的家乡着手创作，而是在远方找到感情诉求。《马乌甲》在广西的边陲小城，《扎赉诺尔》在满洲里，这次是更远的日本奈良。
扮演母亲的桃井薰是片中惟一的职业演员，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女明星。（赵晔 供图）
《光男的栗子》在奈良拍摄是因为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的邀请。河濑筹划奈良国际电影节，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每年邀请一位不同国家的导演到奈良拍摄一部影片。这个计划被称为“奈良叙事”(NARAtive)，是“奈良”(Nara)和“叙事”(narrative)的结合。河濑所有的电影都来源于奈良，她也希望计划能在多年以后，为奈良留下不同的影像。影片诸多细节都来自赵晔在奈良的短期采风，比如片名中的“栗子”，正是奈良的名产。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桃井薰扮演的母亲站在偏远车站前，瑟缩在风里，不知所措。镜头长时间跟着她，不即不离。母亲拿着儿子光男留下的数码相机，循着相机里的照片，来到他走过的地方，去看他遇到过的人。观众最后才会明白：母亲已经癌症晚期，而她的儿子前不久遭遇车祸离开人世，她要寻找的其实是儿子在生命的最后所走过的路。正是通过这次寻找，母亲才了解到儿子是为了给癌症晚期的自己采集栗子才来到奈良。
影片灵感来自赵晔对自己故去母亲的怀念。
母亲去世后，赵晔曾经想象如果自己先母亲而去，会发生什么。仅从剧情来看，大概会觉得十分惨痛。但赵晔的讲述极为克制，他镜头下的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温度，既深情，又很坚强，作品哀而不伤。
映后很多观众说，这完全是日本电影;赵晔说连奈良的观众也看不出这是外国人拍的。但在我看来电影里仍然透出一个异乡者慌张的陌生感，是亲切的风景让这段生命最终的旅程变得从容。赵晔有意将人物和故事化入光线和风景，让奈良的风土人情时刻包裹着母亲的行动与心情。平和、宁静的生活现场，把许多悲伤的沉淀物过滤掉，变得纯粹和纯净。
扮演母亲的桃井薰是片中惟一的职业演员，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女明星。片中，她是一个极力掩饰悲伤又有点神经质的中年女人。戏里有段情节：母亲看到陌生女孩用纸箱子装着两只幼猫，遗弃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结果咖啡馆主人收养了弃猫。后来母亲在路上重遇女孩，她一边吸烟一边对女孩说：那两只小猫有名字了!想知道?我不告诉你。女孩正尴尬，母亲又像毫不在意，友善地让她继续赶路。
这场戏没有任何戏剧作用，却显示了赵晔对人情细微之处很深的体会。略微有些责怪弃猫女孩的时刻，既流露出母亲对生命的爱惜，又不失对人的宽容。整部影片都交织着复杂的情感：生命中的至痛和对生活的释然，流露的温和态度是独立电影里颇为少见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空山轶》是一部沉闷的影片，银幕上呈现的只是北京郊外门头沟地区一片萧瑟的风景。登山爱好者“大踏”，带着“长白”和“小蛮子”、以及中文流利的法国女青年“喻为”，一行四人走走停停。（高子鹏 供图）
《空山轶》给一小部分人看的
曾有人问，“国内的一些独立电影，似乎很少考虑观众，这是一种姿态还是什么?”我觉得，因为独立电影先天不被纳入商业院线体系、不考虑观众是正确的，这类电影首先要感动导演自己。要允许一些电影只面对少数观众，甚至只面对导演自己。尤其是DV时代，一个人就可以创作完成一部电影，他想拍给谁看，有权自己选择。高子鹏的《空山轶》大概就是一部首先面对自己的电影。
面对《空山轶》，相当一部分观众感到沉闷无聊，因为电影前40分钟，都在描写一伙人登山。有时“大踏”会向他们介绍这里被遗弃的矿井、残破的瓦片、曾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磨盘。京西的小煤窑经过两百年的开采已被挖空，山上的人家陆续搬走，只剩下两家人住着，算是给国家看山守林。所谓“空山”，就是这片景象。
面对空山，“大踏”他们有时向远方呼唤“别雷”这个名字，露营时在篝火前唱“别雷”最喜欢的歌，沿途也张贴这位失踪者的寻人启事。但显然，他们的寻找漫不经心，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大半年，找回人来的希望几乎不存在了。
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2008年10月1日，北京五中一位退休地理教师在京西铁陀山附近失踪，一直下落不明，经过近万人次的多次搜救，也毫无结果。高子鹏是失踪者朋友的朋友，当时丝毫没有想要去拍这个事情;反倒是半年后，他跟着片中扮演“大踏”的阿坚登山，看到“空山”上的景象，突然萌生拍这部电影的念头。
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按高子鹏的说法是“拍完就翻篇了”。“翻篇”就是一切都过去了。10年前，他是北京某电视栏目的编导(电视台工作的经历，是独立导演中最常见的)，之后他认识了一群文学圈朋友，两年时间几乎整天泡在酒精里，感觉人要废了。为了摆脱这种生活，2005年底他跑回兰州家里开了酒吧，买卖赔了又重回北京。到2009年走进“空山”，他已经开始吃素、戒酒，“准备重新做人”。
拍《空山轶》，可以说纯粹是高子鹏内心需求的召唤。正是因此，影片像一幅大片留白的山水画，本身的叙事几乎为零，只有两次登山、两场喝酒，就结束了。对它的感受完全来自观者自己的体悟。我的强烈感受是：每个人走进山里寻找失踪者时，也似乎在寻找他们自己。“别雷”的失踪，仿佛在这群友人的人生里形成了一个空洞，使他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生活。他们向远山呼唤“别雷”，你可以听到来自他们内心的回响。但高子鹏对此没有任何暗示，他抛开一切戏剧性，也抛开一切隐喻或象征。就是简简单单一群人的事，所有信息都来自北京郊外的空旷风景、以及人物的行为状态。
评论者吴蕾蕾认为这是一部“挽歌气质”的作品，正像高子鹏自己对这部作品的阐述：“煤挖光了，矿废了，山采空了，村子废弃了，人自己也走丢了。”，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元曲中的末世感和消极感”。
可是高子鹏在剧情中写到，作家狗子饰演的“长白”要告别这个圈子去南京生活，并且在结尾处安排了一场“喻为”到南京看望“长白”的戏，两人在玄武湖旁的台城上谈论着新的生活。这让人觉得多余，大概因为它冲淡了影片中的“末世感和消极感”。但作为一个渴望“翻篇”的作者，他必须要给已经厌倦的现实生活留一个出口。
(作者为CIFF选片人、影展画册及网站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