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迟到的对话
——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的困境
［首届亚太区艺术与精神卫生研讨会（澳大利亚）演讲稿］
地点：墨尔本达克斯艺术中心
时间：2011年11月9日
我从二00六年开始关注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至今已有五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里我深入到国内多家精神病院了解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与全国各地热爱艺术的许多精神病人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那些没有任何艺术经验的精神病人创作出的艺术作品让我对人的潜意识和非理性有了许多全新的感悟，这些全新的感悟改变了过去我对精神病、潜意识和非理性的许多误解和偏见，尤其是他们在艺术中表达出来的自由精神与纯真彻底颠覆了我大脑中原有的相关知识，那已不再是任何抽象知识概念组成的意义，而是一种融入到血肉之中的深刻记忆。遗憾的是面对精神病人这些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多数中国人似乎并未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他们依然处在以往的偏见之中，或认为是幼稚，或认为是粗鲁，或认为是野蛮。如何消除公众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偏见，又如何让精神病人原生艺术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已是我们今天不能回避的问题。
精神病人原生艺术不同于那些让精神病人依照常人的标准进行描绘的艺术作品，精神病人原生艺术是一种不受任何外界文化经验干扰，是源于作者自身内在需要和自主独立完成的艺术作品。正因为没有任何外界文化艺术经验的干扰，才使得他们的艺术语言通常都具有自己十分鲜明的独特个性。但在现实中，也正是因为他们语言的“独特”才常常使得他们受到公众的排斥和冷落。其实，这正暴露了我们今天人文生态的问题，如文化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单一，以及过于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艺术教育等。这种单一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不仅不利于精神病人精神的康复，同时对于执行这一“模式”和“标准”的公众精神健康也都将构成伤害。所以说，解决欣赏精神病人独特艺术语言的问题与精神病人，以及公众的精神健康都具有密切的联系。
今天在西方许多国家，欣赏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公众在各种原生艺术馆、画廊和艺术中心欣赏精神病人原生艺术已是一种日常的公共文化活动，这些艺术机构为生活在不同意识层次里的精神建立起了一个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没有障碍，彼此间的交流平等、自由，独立与开放，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精神的和谐与统一。此时，我们虽然已经明确了精神病人原生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原生艺术从此就可以在中国自由生长，因为在现实中依然有许多障碍有待于我们去战胜，正如以下向大家介绍的几个障碍。
1、 封建文化根深蒂固
精神病人艺术是一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它与人内心和自然神秘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五千年前，在中国土地上曾出现过一场“绝地天通”的运动，统治者为了主宰民众的精神，他们禁止百姓擅自与天地神灵交流沟通，他们将与天地神灵交流沟通的权力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们视自己为“真龙天子”。
“君权支配神权”的文化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这与“神权支配君权”的西方传统文化差异甚远。眼下，中国人虽然告别了“君权支配神权”的封建统治，但那些禁锢人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对今天渴望自由的精神依然构成威胁，虽然这些威胁有许多是来自于人的无意识，但正是这种无意识却显得更加危险，因为这种“无意识”已经变成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因为这种“无意识”就像一张无处不在的无形网。这些无形的网，时刻都在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精神病人艺术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社会和权力的精神形态也正是在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束缚中挣扎、生存的。
面对国内外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具有自己的特点，或俯视，或进入事物内部，或穿越时空，或与神灵对话等，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如此不受约束的灵魂自然会让人感到担心，甚至害怕，因为这些灵魂有可能会扰乱了中国人的心智和社会文化秩序。而这些担心与害怕又必然会对中国的医学、法律、文化艺术的生存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觉悟到一个健康的精神应当是健全、开放的精神，而不是残缺、封闭的精神。
2、 美术教育替代艺术教育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艺术教育就是美术教育，正如中国只有美术学院而没有真正的艺术学院，即使有，其指导思想还是美学或美术的理念。其实，美术与艺术的本质是有差异的，如美术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有明确的标准和界线，它强调善、快感与和谐。艺术则不然，它是开放的系统，它没有类似于善、快感与和谐理念的束缚，它可以是快乐，也可以是痛苦，可以是幸福也可以是挣扎。如果说美术强调的是规则和善，那么艺术强调的则是自由和真。美术是以人和社会为中心，而艺术则超越了这个中心，它关心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关于艺术的这些理念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仍难以被接受，因为对于中国人而言精神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一旦脱离社会现实，便会受到质疑，甚至谴责。
通过美术追求社会现实中的快乐，以此缓解现实的痛苦，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对美术寄予的期望，正如蔡元培曾试图让中国人“用美育替代宗教”。依照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精神病人的艺术是没有规矩的，它自由散漫，甚至粗鲁、野蛮，这对既定的社会现实秩序显然是一种威胁。对此，只要大家稍了解一下中国的书法教程就很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的审美教育，如坐姿、握笔、描红、临贴等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无视这些规定会被视为是歪门邪道，书法如此，中国画也不例外。眼下中国虽然已有个别艺术院校尝试开设自由艺术课程，但由于教学内容不得超越国家制定的规定，所以欲在中国推广自由艺术教育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教育，让中国人形成了一切从社会角度审视世界的习惯。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普遍缺乏从自然和个人的眼光去认识世界，而欣赏精神病人艺术恰恰需要的正是这种眼光、感受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存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但这里的“天”更多反映的还是指天子（皇帝）的意志而非自然的意志，即使有时也会出现对自然的向往，那也是用来避难的，一旦获得机会，中国人又会立刻返回社会现实，因为中国人的幸福只允许立足于世俗的社会。今天，我们需要在自然、社会、个人、理性、非理性之间建立一条安全通道，让大家进行没有障碍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封闭狭隘的世界，精神病人艺术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精神病人艺术之所以是一条安全的通道，是因为他们情感、思想、行为的呈现仅仅是通过线条和色彩的形式，如果对于如此安全的语言我们都不能宽容，我们又如何用艺术去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呢。
3、 生物医学模式主宰
医学对某种疾病的解释直接影响到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或者说医学知识就是公众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但在中国公共文化中，我们却很少看到中国精神病学家们的身影，更很少有精神病学家为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挺身而出。近几年我与许多重度精神病患者交流，几乎没有病人满意医学的治疗，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对立情绪，与西方70﹪以上的精神病人主动要求住院不同，中国70﹪以上的精神病人都是被强制送进医院的。今天的中国精神病医学如何在公众和病人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中国公众又将获得哪些精神卫生知识，这对中国人的精神健康发展都十分重要。
与后生物医学理念相比，中国精神病医学执行的依旧是生物医学模式。文化艺术手段的介入也仅停留在最简单的娱乐水平，即使有时也会引入“艺术治疗”手段，但这里的“艺术”也仅仅是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形象，至于如何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如借助艺术深入到病人心灵深处，并为病人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语言，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们对此恐怕并未做好相应的知识准备。
将精神疾病与躯体生理疾病等同起来本身就是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曲解，如用这种指导思想去医治精神病人，其结果必然会对病人的心灵构成伤害，这显然是背离医学“治病救人”宗旨的。所以，欲让中国精神科医生尽可能完整认识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尽快走出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即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全方位的视角去认识精神疾病。
艺术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受理性和概念的限制，它是人自由精神的感性显现与表达，所以它常常与人的非理性、无意识、灵魂和肉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语言，它才受到许多精神病人的特别青睐，也正因为如此，精神科医生们才应该学会识别和欣赏这种人人天生固有的特殊语言。
4、 精神卫生法缺失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都拥有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精神卫生法，其中欧洲已有96%的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西太平洋地区仅有中国大陆、老挝和马绍尔群岛尚未颁布精神卫生法。中国虽然为此努力了26年，但至今仍未建立起这一保护性法律，这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与精神卫生法建立速度如此之慢，作为中国人难免会感到自卑。精神卫生法的建立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医学水平和法律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待人精神的基本价值判断，没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所有文化都将会因此相互消解。
因为没有精神卫生法的保护，大多数中国精神病人在医院里至今仍无权携带一支铅笔。即使走出医院，大部分病人若不隐瞒自己的病史则很难找到工作。因为生活不得不依赖于监护人，致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在监护人的监督下进行，如监护人不理解、支持病人画那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图画，大多数病人又只能选择妥协。
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住院病人对他人和自己并不构成伤害，而且完全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但由于监护人不愿为他们办理出院手续，致使他们不得不永久住在精神病院内，直至死亡。法律的空缺，公众的偏见，再加上长期的禁锢和持续服用大量抗精神病药物，使得许多精神病人身心衰竭日渐加剧，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具有较高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试想，若有精神卫生法的保护，其中很多牺牲就可以避免，公众也将从他们的艺术创造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数量上看我们社会牺牲的只是少数精神病人的权益，但让这些少数人牺牲的制度和观念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将付出代价，如每一个人的个性与自然属性的生存发展都会因为这些制度和文化观念而受到抑制。所以说，精神卫生法保护的不仅仅是被确诊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同时它也在保护着每一个公民精神、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必将让中国人懂得必须宽容和尊重那些不同寻常的精神与思想，即使他们是精神病人。
如何才能超越这些错综复杂的现实，开始我曾努力与国内一些精神病医院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但事实证明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国内精神病院尚难以接受培养病人成为艺术家的理念，之后我便开始转向社会和民间，即寻求民间力量的支持在出院病人中去寻找典型个案，2010年我与友人合作创建了专为具有一定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机构，一年多的努力虽然难以摆脱许多现实问题的纠缠，但一些较具说服力的个案还是渐渐浮出水面。从个案进入，用个案来改变公众的观念正是我们近几年的计划和目标。以下五个个案有的仍住在精神病院里，有的多次进出过精神病院的大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可能成为自由的原生艺术家的，他们渴望生长，只要给他们一点阳光他们就会灿烂。
案例1：在艺术中呐喊的张玉宝
张玉宝，1975年生，初中文化，小商贩。医学诊断“精神分裂症”。现住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2006年郭海平在医院中发现张玉宝绘画天赋，便一直努力帮助他实现做画家梦想，但因为他父母去世，妻子失踪，以至无监护人接他离开医院，再加上医院不具备让他画画的条件，使得他只能在医院中荒度人生，身心状况每况愈下。由于媒体的关注，张玉宝创作的《怒吼》、《扎挣》、《半边人》、《旗帜》、《追梦人》等已在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郭海平近5年经常去医院看望张玉宝，他表达最多的愿望就是“出院”和“画画”。
案例2：飞离现实的王军
王军，1958年生，小学文化，农民。医学诊断“精神分裂症”。现住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2006年郭海平在医院中发现他的绘画天赋，其作品常常表现出他悬浮在天空俯瞰大地的情景。住院8年，亲属中只有儿子去医院看望过他一次，妻子从未去医院看过他。郭海平多次与王军妻子联系，希望共同帮助王军让其做一位原生画家，都遭到拒绝。半年前，王军妻子已决定与王军离婚，郭海平最近在医院中见到王军，发现他精神出现严重衰退，他告诉郭海平现在已没有画画的激情和愿望，唯—的期待就是能看一眼儿子，他说“我天天都在想儿子”。
案例3：不甘心被社会边缘化的李奔
李奔，1962年生，高中文化，做过银行职员，离婚过二次，精神分裂后做过勤杂工，现失业在家。2010年李奔见到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报道主动找到郭海平，告诉郭海平他多年来一直在家独自画画的情况，郭海平曾与其监护人联系，希望家人为其画画创造条件，遭拒绝，并反对李奔画画。李奔强烈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他说“不画画，我这辈子就完了”。三个月前，李奔又重新结婚，新婚妻子很理解支持李奔画画，让李奔看到希望。眼下，李奔常去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也尽力为李奔提供力所能的帮助，他希望自己有—天能有一间画室，因为他的新家是一间没有窗户的10平方米陋室，连一张画桌都无处立身。
案例4：梁冰画出自己的心魔
梁冰，1994年生，中专校学生，生活在农村，因常伴有被害妄想被送往医院治疗。2011年8月郭海平进入梁冰所在的常州和平医院为住院精神病人提创作条件，发现梁冰绘画才华出众。眼下，梁冰已回到家中，郭海平仍在跟踪并提供帮助。梁冰对自己图画的解释是“原始社会的影像”和“心里的魔王”。 梁冰家境非常困难，父亲因车祸长期卧床不起，全家只靠其母亲打零工维持，其母亲终日面对二位需要照料的病人，不堪重负。
案例5：吴美飞用艺术替代药物
吴美飞，1966年生，初中毕业，2000年被诊断精神分裂症。现已离婚，近十几年闲居在家，常酗酒，生活靠父母救济。苦闷无聊时，他会情不自禁用铅笔的笔尖在废弃的香烟包装盒背面点击成各种图像，每天点击12小时，每幅画通常持续点击一周左右才会停止，点击时不停转动手中的包装盒，对此他对郭海平说“我的画可以从360°任何—个角度欣赏。”“吃药让我很痛苦，经常会想自杀，自从画这些东西之后，我安静了许多，也不再需要吃药了。”吴美飞与郭海平相遇是他姐姐在一次电视中看到郭海平的工作，便带他前往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住了一个月时间。
——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的困境
［首届亚太区艺术与精神卫生研讨会（澳大利亚）演讲稿］
地点：墨尔本达克斯艺术中心
时间：2011年11月9日
我从二00六年开始关注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至今已有五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里我深入到国内多家精神病院了解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与全国各地热爱艺术的许多精神病人有着广泛的接触与交流，那些没有任何艺术经验的精神病人创作出的艺术作品让我对人的潜意识和非理性有了许多全新的感悟，这些全新的感悟改变了过去我对精神病、潜意识和非理性的许多误解和偏见，尤其是他们在艺术中表达出来的自由精神与纯真彻底颠覆了我大脑中原有的相关知识，那已不再是任何抽象知识概念组成的意义，而是一种融入到血肉之中的深刻记忆。遗憾的是面对精神病人这些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多数中国人似乎并未做好心理上的准备，他们依然处在以往的偏见之中，或认为是幼稚，或认为是粗鲁，或认为是野蛮。如何消除公众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偏见，又如何让精神病人原生艺术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已是我们今天不能回避的问题。
精神病人原生艺术不同于那些让精神病人依照常人的标准进行描绘的艺术作品，精神病人原生艺术是一种不受任何外界文化经验干扰，是源于作者自身内在需要和自主独立完成的艺术作品。正因为没有任何外界文化艺术经验的干扰，才使得他们的艺术语言通常都具有自己十分鲜明的独特个性。但在现实中，也正是因为他们语言的“独特”才常常使得他们受到公众的排斥和冷落。其实，这正暴露了我们今天人文生态的问题，如文化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单一，以及过于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艺术教育等。这种单一的思维模式和判断标准，不仅不利于精神病人精神的康复，同时对于执行这一“模式”和“标准”的公众精神健康也都将构成伤害。所以说，解决欣赏精神病人独特艺术语言的问题与精神病人，以及公众的精神健康都具有密切的联系。
今天在西方许多国家，欣赏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公众在各种原生艺术馆、画廊和艺术中心欣赏精神病人原生艺术已是一种日常的公共文化活动，这些艺术机构为生活在不同意识层次里的精神建立起了一个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没有障碍，彼此间的交流平等、自由，独立与开放，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精神的和谐与统一。此时，我们虽然已经明确了精神病人原生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原生艺术从此就可以在中国自由生长，因为在现实中依然有许多障碍有待于我们去战胜，正如以下向大家介绍的几个障碍。
1、 封建文化根深蒂固
精神病人艺术是一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它与人内心和自然神秘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五千年前，在中国土地上曾出现过一场“绝地天通”的运动，统治者为了主宰民众的精神，他们禁止百姓擅自与天地神灵交流沟通，他们将与天地神灵交流沟通的权力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们视自己为“真龙天子”。
“君权支配神权”的文化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这与“神权支配君权”的西方传统文化差异甚远。眼下，中国人虽然告别了“君权支配神权”的封建统治，但那些禁锢人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对今天渴望自由的精神依然构成威胁，虽然这些威胁有许多是来自于人的无意识，但正是这种无意识却显得更加危险，因为这种“无意识”已经变成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因为这种“无意识”就像一张无处不在的无形网。这些无形的网，时刻都在束缚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精神病人艺术作为一种超越世俗社会和权力的精神形态也正是在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束缚中挣扎、生存的。
面对国内外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具有自己的特点，或俯视，或进入事物内部，或穿越时空，或与神灵对话等，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如此不受约束的灵魂自然会让人感到担心，甚至害怕，因为这些灵魂有可能会扰乱了中国人的心智和社会文化秩序。而这些担心与害怕又必然会对中国的医学、法律、文化艺术的生存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觉悟到一个健康的精神应当是健全、开放的精神，而不是残缺、封闭的精神。
2、 美术教育替代艺术教育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艺术教育就是美术教育，正如中国只有美术学院而没有真正的艺术学院，即使有，其指导思想还是美学或美术的理念。其实，美术与艺术的本质是有差异的，如美术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有明确的标准和界线，它强调善、快感与和谐。艺术则不然，它是开放的系统，它没有类似于善、快感与和谐理念的束缚，它可以是快乐，也可以是痛苦，可以是幸福也可以是挣扎。如果说美术强调的是规则和善，那么艺术强调的则是自由和真。美术是以人和社会为中心，而艺术则超越了这个中心，它关心的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关于艺术的这些理念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仍难以被接受，因为对于中国人而言精神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之上，一旦脱离社会现实，便会受到质疑，甚至谴责。
通过美术追求社会现实中的快乐，以此缓解现实的痛苦，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对美术寄予的期望，正如蔡元培曾试图让中国人“用美育替代宗教”。依照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精神病人的艺术是没有规矩的，它自由散漫，甚至粗鲁、野蛮，这对既定的社会现实秩序显然是一种威胁。对此，只要大家稍了解一下中国的书法教程就很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的审美教育，如坐姿、握笔、描红、临贴等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无视这些规定会被视为是歪门邪道，书法如此，中国画也不例外。眼下中国虽然已有个别艺术院校尝试开设自由艺术课程，但由于教学内容不得超越国家制定的规定，所以欲在中国推广自由艺术教育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教育，让中国人形成了一切从社会角度审视世界的习惯。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普遍缺乏从自然和个人的眼光去认识世界，而欣赏精神病人艺术恰恰需要的正是这种眼光、感受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存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但这里的“天”更多反映的还是指天子（皇帝）的意志而非自然的意志，即使有时也会出现对自然的向往，那也是用来避难的，一旦获得机会，中国人又会立刻返回社会现实，因为中国人的幸福只允许立足于世俗的社会。今天，我们需要在自然、社会、个人、理性、非理性之间建立一条安全通道，让大家进行没有障碍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封闭狭隘的世界，精神病人艺术的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精神病人艺术之所以是一条安全的通道，是因为他们情感、思想、行为的呈现仅仅是通过线条和色彩的形式，如果对于如此安全的语言我们都不能宽容，我们又如何用艺术去促进人的精神健康呢。
3、 生物医学模式主宰
医学对某种疾病的解释直接影响到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或者说医学知识就是公众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但在中国公共文化中，我们却很少看到中国精神病学家们的身影，更很少有精神病学家为维护精神病人的权益挺身而出。近几年我与许多重度精神病患者交流，几乎没有病人满意医学的治疗，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对立情绪，与西方70﹪以上的精神病人主动要求住院不同，中国70﹪以上的精神病人都是被强制送进医院的。今天的中国精神病医学如何在公众和病人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中国公众又将获得哪些精神卫生知识，这对中国人的精神健康发展都十分重要。
与后生物医学理念相比，中国精神病医学执行的依旧是生物医学模式。文化艺术手段的介入也仅停留在最简单的娱乐水平，即使有时也会引入“艺术治疗”手段，但这里的“艺术”也仅仅是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形象，至于如何充分发挥艺术的作用，如借助艺术深入到病人心灵深处，并为病人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语言，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们对此恐怕并未做好相应的知识准备。
将精神疾病与躯体生理疾病等同起来本身就是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曲解，如用这种指导思想去医治精神病人，其结果必然会对病人的心灵构成伤害，这显然是背离医学“治病救人”宗旨的。所以，欲让中国精神科医生尽可能完整认识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尽快走出生物医学的思维模式，即从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全方位的视角去认识精神疾病。
艺术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受理性和概念的限制，它是人自由精神的感性显现与表达，所以它常常与人的非理性、无意识、灵魂和肉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语言，它才受到许多精神病人的特别青睐，也正因为如此，精神科医生们才应该学会识别和欣赏这种人人天生固有的特殊语言。
4、 精神卫生法缺失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都拥有保护精神病人权益的精神卫生法，其中欧洲已有96%的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西太平洋地区仅有中国大陆、老挝和马绍尔群岛尚未颁布精神卫生法。中国虽然为此努力了26年，但至今仍未建立起这一保护性法律，这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与精神卫生法建立速度如此之慢，作为中国人难免会感到自卑。精神卫生法的建立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医学水平和法律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待人精神的基本价值判断，没有这样的价值判断，所有文化都将会因此相互消解。
因为没有精神卫生法的保护，大多数中国精神病人在医院里至今仍无权携带一支铅笔。即使走出医院，大部分病人若不隐瞒自己的病史则很难找到工作。因为生活不得不依赖于监护人，致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在监护人的监督下进行，如监护人不理解、支持病人画那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图画，大多数病人又只能选择妥协。
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很多住院病人对他人和自己并不构成伤害，而且完全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但由于监护人不愿为他们办理出院手续，致使他们不得不永久住在精神病院内，直至死亡。法律的空缺，公众的偏见，再加上长期的禁锢和持续服用大量抗精神病药物，使得许多精神病人身心衰竭日渐加剧，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具有较高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试想，若有精神卫生法的保护，其中很多牺牲就可以避免，公众也将从他们的艺术创造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数量上看我们社会牺牲的只是少数精神病人的权益，但让这些少数人牺牲的制度和观念却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将付出代价，如每一个人的个性与自然属性的生存发展都会因为这些制度和文化观念而受到抑制。所以说，精神卫生法保护的不仅仅是被确诊的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同时它也在保护着每一个公民精神、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必将让中国人懂得必须宽容和尊重那些不同寻常的精神与思想，即使他们是精神病人。
如何才能超越这些错综复杂的现实，开始我曾努力与国内一些精神病医院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但事实证明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国内精神病院尚难以接受培养病人成为艺术家的理念，之后我便开始转向社会和民间，即寻求民间力量的支持在出院病人中去寻找典型个案，2010年我与友人合作创建了专为具有一定艺术天赋的精神病人服务的艺术机构，一年多的努力虽然难以摆脱许多现实问题的纠缠，但一些较具说服力的个案还是渐渐浮出水面。从个案进入，用个案来改变公众的观念正是我们近几年的计划和目标。以下五个个案有的仍住在精神病院里，有的多次进出过精神病院的大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可能成为自由的原生艺术家的，他们渴望生长，只要给他们一点阳光他们就会灿烂。
案例1：在艺术中呐喊的张玉宝
张玉宝，1975年生，初中文化，小商贩。医学诊断“精神分裂症”。现住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2006年郭海平在医院中发现张玉宝绘画天赋，便一直努力帮助他实现做画家梦想，但因为他父母去世，妻子失踪，以至无监护人接他离开医院，再加上医院不具备让他画画的条件，使得他只能在医院中荒度人生，身心状况每况愈下。由于媒体的关注，张玉宝创作的《怒吼》、《扎挣》、《半边人》、《旗帜》、《追梦人》等已在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郭海平近5年经常去医院看望张玉宝，他表达最多的愿望就是“出院”和“画画”。
案例2：飞离现实的王军
王军，1958年生，小学文化，农民。医学诊断“精神分裂症”。现住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2006年郭海平在医院中发现他的绘画天赋，其作品常常表现出他悬浮在天空俯瞰大地的情景。住院8年，亲属中只有儿子去医院看望过他一次，妻子从未去医院看过他。郭海平多次与王军妻子联系，希望共同帮助王军让其做一位原生画家，都遭到拒绝。半年前，王军妻子已决定与王军离婚，郭海平最近在医院中见到王军，发现他精神出现严重衰退，他告诉郭海平现在已没有画画的激情和愿望，唯—的期待就是能看一眼儿子，他说“我天天都在想儿子”。
案例3：不甘心被社会边缘化的李奔
李奔，1962年生，高中文化，做过银行职员，离婚过二次，精神分裂后做过勤杂工，现失业在家。2010年李奔见到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报道主动找到郭海平，告诉郭海平他多年来一直在家独自画画的情况，郭海平曾与其监护人联系，希望家人为其画画创造条件，遭拒绝，并反对李奔画画。李奔强烈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他说“不画画，我这辈子就完了”。三个月前，李奔又重新结婚，新婚妻子很理解支持李奔画画，让李奔看到希望。眼下，李奔常去南京原形艺术中心，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也尽力为李奔提供力所能的帮助，他希望自己有—天能有一间画室，因为他的新家是一间没有窗户的10平方米陋室，连一张画桌都无处立身。
案例4：梁冰画出自己的心魔
梁冰，1994年生，中专校学生，生活在农村，因常伴有被害妄想被送往医院治疗。2011年8月郭海平进入梁冰所在的常州和平医院为住院精神病人提创作条件，发现梁冰绘画才华出众。眼下，梁冰已回到家中，郭海平仍在跟踪并提供帮助。梁冰对自己图画的解释是“原始社会的影像”和“心里的魔王”。 梁冰家境非常困难，父亲因车祸长期卧床不起，全家只靠其母亲打零工维持，其母亲终日面对二位需要照料的病人，不堪重负。
案例5：吴美飞用艺术替代药物
吴美飞，1966年生，初中毕业，2000年被诊断精神分裂症。现已离婚，近十几年闲居在家，常酗酒，生活靠父母救济。苦闷无聊时，他会情不自禁用铅笔的笔尖在废弃的香烟包装盒背面点击成各种图像，每天点击12小时，每幅画通常持续点击一周左右才会停止，点击时不停转动手中的包装盒，对此他对郭海平说“我的画可以从360°任何—个角度欣赏。”“吃药让我很痛苦，经常会想自杀，自从画这些东西之后，我安静了许多，也不再需要吃药了。”吴美飞与郭海平相遇是他姐姐在一次电视中看到郭海平的工作，便带他前往南京原形艺术中心住了一个月时间。
洪秀全努力过一次，失败了。
精神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