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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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作为全球性城市的思考》中文版前言
>>Saskia Sassen
芝加哥大学与伦敦经济学院
要小心不要把全球化城市的功能，局限在全球化的表象上
只看到城市里浮华的新区，这一点很重要
此外，不要把城市里的一切都跟全球化联系起来，这一点也很重要
跨国经济活动早已有之——包括资金、劳动力、货物、原材料以及旅行者的流动。亚洲曾经发生过历史最长、范围最广的流动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发生这些流动的组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或封闭的交替。在上一个百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在国际体系中产生了主流的跨国流动组织形式，即国家成为流动的主要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并在90年代加速变化。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变化，从经济上，是公共领域的运营组织私有化的结果，加上经济的自由化，新的信息技术出现，向外国公司和外国专业人士放开本国经济，并且本国的公司和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综合性的大城市，如上海，崛起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它有助于对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做出清楚的解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是包括两个或以上亚主权级实体的跨国境区域；超国家级实体，如全球电子市场和自由贸易组织。原则上，活跃在上述不同规模的区域中的推动力或活动，可以是地区性的、国家级的以及、或者是全球性的。若以此来看全球性的城市，则此三者兼而有之。
当今世界上的大约40座全球性城市之间相互联系，这个城市网，形成了跨国流动的组织结构。该结构的关键特点，在于它既代表广阔的地域分散和流动性，又具有清晰的资源集中性，这些资源对于管理并服务于如此分散的地理特点又是必要的。管理并服务于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在全球城市和地区相互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虽然这种角色只涉及都市经济的某些组成部分，但却有助于重新确定这些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
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城市是不是全球性的呢？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必须要满足许多条件，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一个重要却经常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问题是，“全球性城市”可以分解为许多侧面：它具有一个城市固有的特点，能够为公司和市场的全球运作服务和筹资，能够包容所在的公司和雇员，即使他们看起来跟全球运作一点关系也没有。全球化城市的概念，并不寻求描述整个城市：全球化城市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与全球化无关。但是，表面上看来跟全球化无关的事情，大多实际上都与全球化有关：城市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产业，同样需要大量低成本的服务人员，需要看起来似乎与先进的全球化的经济产业不沾边的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要小心不要把全球化城市的功能，局限在全球化的表象上，只看到城市里浮华的新区，这一点很重要；此外，不要把城市里的一切都跟全球化联系起来，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在研究一个城市的时候，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城市提供或者创造了哪种类型的全球活动。全球性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节点，是日益增长的全球性专业经济活动进行的场所 —— 专业服务的流动，如律师和会计服务，高级专业人士和高级经理的流动，货物的流动，数量越来越大的跨国并购行为，外国公司建立的分支机构的扩张，以及日益并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越来越多的金融中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都是非国家形式的国际节点。和其他活动一起加在一起，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连接本国经济与世界商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又促成新的中心地域的形成，这些新的中心把处于越来越多样化的跨国网络中的城市联系在一起。
于是，问题就变成：上海处于什么样的活动领域里，上海所处的领域，与北京、香港和中国以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差异？与上海同处一个领域的还有哪些城市？
第二系列的问题，成为全球性的城市，会对这个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全球管理活动和服务活动的扩大，导致都市中心区域的升级和扩张，哪怕这些城市的相当区域陷入更深的贫困，基础设施也退化得更严重。要了解全球流动在城市的表现，需要承认，即使是最发达的全球信息产业都自有其工作流程——也就是说，是包括工人、机器和建筑的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些要素更加固定在一个地方，劳动输入也更多样化，这与人们所认识的全球信息经济的典型形象有很大的出入。只是对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经营活动实行集权性的控制和管理，并不表示它就自动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它要求“生产出”海量的高度专业化服务、电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服务。
我们在研究地点和这些工作流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仅仅从大企业的力量和电信技术的角度，来解释全球化。我们实际上要关注一系列的活动及其组织安排，它们对于执行和维护遍布全球而又相互联系的工厂、服务及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把注意力放在管理和服务于全球经济的实际工作上，让我们可以恢复城市本来的角色。在我的工作中，最关注的事情，是还这涉及多方面的活动、公司和职位以本来面目，这对于管理先进的公司运作是必要的。关键是控制全球运作的“实践”：制造并且再造一个全球生产系统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两者都在经济集中的条件下进行。
在这里，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上海发生的与全球信息经济有关的活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公司，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企，发生了何种市场交易？这里也包括电子化程度最高的活动：没有哪个公司或者行业是完全电子化的。甚至信息化程度最好的行业，如金融业，也只是实现了部分电子化。制造数码产品的行业也不例外，如软件设计。经济活动的电子化虽然越来越高了，但仍然需要大型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也需要它们集中起来的所有原料资源，从最先进的信息通讯服务，到人才。全球信息经济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为研究提供了实验素材。从城市的角度来研究全球经济，也要求对人口构成进行实地调查，而不仅仅是对全球流动进行量化分析。这样的研究必须集中在能够导致流动、管理流动、服务流动、为流动提供资金的工作上。这样的工作多半发生在城市里。在中国，这样的活动则大多发生在上海，但也发生在北京，尤其如果涉及到政府授权的时候更是如此。
把重心放到全球流动的管理上，也意味着可以更多关注许多看上来与全球规模的经济无关的工作和公司。那大概包括报酬低、无技能的手工和服务性工作和公司，通常认为他们不属于经济中比较先进的全球化的产业。
第三类问题所涉及的，也许我们可以按照马蒂诺蒂（Guido Martinotti，1993）的描述，称为新的“城市使用者”。这一名词让我们得以了解，由于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的存在，全球艺术市场的出现，以及高等文明的国际流动而导致的一个国际专业人士阶层和高度国际化的环境的形成，会对城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的新城市使用者群体发生作用。他们在城市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即使不细究他们为城市带来的成本和好处，他们对城市的权利诉求也无可争议。什么是属于新城市使用者的城市？是拥有高级商务区、高级酒店、浮华区域，还有个国际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机场吗？
由此思考而引发的问题，就是大城市里面出现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对其他经济产业的组织，会产生什么后果。确切地说，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是否能推动似乎正在走下坡路或落后经济产业的扩大呢，比如越来越跟不上趟的制造业和非正式经济？它们之间靠什么维系？最能代表新经济核心的白领产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获得地处交通方便之处的各种产业服务的支持，即使其中的一些服务业因为有时候付不起在中心地带运营的费用，而不能公开合法地营业？
城市经济基础的改变，已经使得对小公司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小公司想在市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靠近供应商和客户；然而，国际化的经济产业把地价一下子拉上去了，又当如何？如果这样，那么，在大城市里，把空间分配给制造业，就被认为是无效率的事情。但城市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需要得到当地制造商的支持，他们能够为公司和家庭提供某种订制的产品。在北美和欧洲的全球化城市里，发达经济产业和建筑行业中的许多高级设计工作，都需要在城市里能够提供订制产品的小木材和金属制造厂。我把这种制造业叫做“城市制造业”，它是全球性城市里的一部分，然而，政策制订者们却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重新组织以消费为形式的逐利方式，会对城市产生什么影响，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全球性的城市中，在城市最浮华的区域，出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它与城市普通居民会越来越疏远，造成城市社会分化。
在西方的主要全球性城市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化的趋势。比如，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更确切地说在曼哈顿，我们会感觉到，居住区越来越明显地分为三类：一类由越来越多的城市新贵占据，还有他们所需要的高级店铺；第二类居住着数量正在增长的移民社区，里面是各种次级经济活动活跃的地方；第三类住的是越来越多的穷人，还有迁来的人，他们原来住的地方被毁掉了。许多在城里住了很久的人，由于新贵阶层日益扩大，于是浮华的区域也越来越大，把他们从原来住的地方挤走了。于是，办公楼及其附属服务，非正式经济，江河日下的制造业，也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商业空间。这样的趋势，是不是也发生在上海？
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相互作用的根本形式，是城市里的经济基础既需要高工资的职员，也需要低工资的工人。一个城市有必要包含适合这两种工人的住房和设施（商店，学校、服务机构、交通），为了争夺土地，冲突或许难免。即使经济发展需要这两种工人，高收入职员的争夺能力也要强大得多，大到可以把低收入工人从城市里挤出去。然而，如果这些低收入的工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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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作为全球性城市的思考》中文版前言
>>Saskia Sassen
芝加哥大学与伦敦经济学院
要小心不要把全球化城市的功能，局限在全球化的表象上
只看到城市里浮华的新区，这一点很重要
此外，不要把城市里的一切都跟全球化联系起来，这一点也很重要
跨国经济活动早已有之——包括资金、劳动力、货物、原材料以及旅行者的流动。亚洲曾经发生过历史最长、范围最广的流动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发生这些流动的组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或封闭的交替。在上一个百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在国际体系中产生了主流的跨国流动组织形式，即国家成为流动的主要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极大的变化，并在90年代加速变化。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变化，从经济上，是公共领域的运营组织私有化的结果，加上经济的自由化，新的信息技术出现，向外国公司和外国专业人士放开本国经济，并且本国的公司和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综合性的大城市，如上海，崛起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它有助于对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做出清楚的解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是包括两个或以上亚主权级实体的跨国境区域；超国家级实体，如全球电子市场和自由贸易组织。原则上，活跃在上述不同规模的区域中的推动力或活动，可以是地区性的、国家级的以及、或者是全球性的。若以此来看全球性的城市，则此三者兼而有之。
当今世界上的大约40座全球性城市之间相互联系，这个城市网，形成了跨国流动的组织结构。该结构的关键特点，在于它既代表广阔的地域分散和流动性，又具有清晰的资源集中性，这些资源对于管理并服务于如此分散的地理特点又是必要的。管理并服务于全球经济体系发生在全球城市和地区相互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虽然这种角色只涉及都市经济的某些组成部分，但却有助于重新确定这些城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
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城市是不是全球性的呢？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必须要满足许多条件，我们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一个重要却经常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问题是，“全球性城市”可以分解为许多侧面：它具有一个城市固有的特点，能够为公司和市场的全球运作服务和筹资，能够包容所在的公司和雇员，即使他们看起来跟全球运作一点关系也没有。全球化城市的概念，并不寻求描述整个城市：全球化城市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与全球化无关。但是，表面上看来跟全球化无关的事情，大多实际上都与全球化有关：城市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产业，同样需要大量低成本的服务人员，需要看起来似乎与先进的全球化的经济产业不沾边的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要小心不要把全球化城市的功能，局限在全球化的表象上，只看到城市里浮华的新区，这一点很重要；此外，不要把城市里的一切都跟全球化联系起来，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在研究一个城市的时候，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城市提供或者创造了哪种类型的全球活动。全球性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节点，是日益增长的全球性专业经济活动进行的场所 —— 专业服务的流动，如律师和会计服务，高级专业人士和高级经理的流动，货物的流动，数量越来越大的跨国并购行为，外国公司建立的分支机构的扩张，以及日益并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越来越多的金融中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些都是非国家形式的国际节点。和其他活动一起加在一起，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连接本国经济与世界商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又促成新的中心地域的形成，这些新的中心把处于越来越多样化的跨国网络中的城市联系在一起。
于是，问题就变成：上海处于什么样的活动领域里，上海所处的领域，与北京、香港和中国以外的城市相比，有什么差异？与上海同处一个领域的还有哪些城市？
第二系列的问题，成为全球性的城市，会对这个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全球管理活动和服务活动的扩大，导致都市中心区域的升级和扩张，哪怕这些城市的相当区域陷入更深的贫困，基础设施也退化得更严重。要了解全球流动在城市的表现，需要承认，即使是最发达的全球信息产业都自有其工作流程——也就是说，是包括工人、机器和建筑的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些要素更加固定在一个地方，劳动输入也更多样化，这与人们所认识的全球信息经济的典型形象有很大的出入。只是对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经营活动实行集权性的控制和管理，并不表示它就自动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它要求“生产出”海量的高度专业化服务、电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服务。
我们在研究地点和这些工作流程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仅仅从大企业的力量和电信技术的角度，来解释全球化。我们实际上要关注一系列的活动及其组织安排，它们对于执行和维护遍布全球而又相互联系的工厂、服务及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把注意力放在管理和服务于全球经济的实际工作上，让我们可以恢复城市本来的角色。在我的工作中，最关注的事情，是还这涉及多方面的活动、公司和职位以本来面目，这对于管理先进的公司运作是必要的。关键是控制全球运作的“实践”：制造并且再造一个全球生产系统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两者都在经济集中的条件下进行。
在这里，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上海发生的与全球信息经济有关的活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公司，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企，发生了何种市场交易？这里也包括电子化程度最高的活动：没有哪个公司或者行业是完全电子化的。甚至信息化程度最好的行业，如金融业，也只是实现了部分电子化。制造数码产品的行业也不例外，如软件设计。经济活动的电子化虽然越来越高了，但仍然需要大型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也需要它们集中起来的所有原料资源，从最先进的信息通讯服务，到人才。全球信息经济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为研究提供了实验素材。从城市的角度来研究全球经济，也要求对人口构成进行实地调查，而不仅仅是对全球流动进行量化分析。这样的研究必须集中在能够导致流动、管理流动、服务流动、为流动提供资金的工作上。这样的工作多半发生在城市里。在中国，这样的活动则大多发生在上海，但也发生在北京，尤其如果涉及到政府授权的时候更是如此。
把重心放到全球流动的管理上，也意味着可以更多关注许多看上来与全球规模的经济无关的工作和公司。那大概包括报酬低、无技能的手工和服务性工作和公司，通常认为他们不属于经济中比较先进的全球化的产业。
第三类问题所涉及的，也许我们可以按照马蒂诺蒂（Guido Martinotti，1993）的描述，称为新的“城市使用者”。这一名词让我们得以了解，由于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士的存在，全球艺术市场的出现，以及高等文明的国际流动而导致的一个国际专业人士阶层和高度国际化的环境的形成，会对城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的新城市使用者群体发生作用。他们在城市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即使不细究他们为城市带来的成本和好处，他们对城市的权利诉求也无可争议。什么是属于新城市使用者的城市？是拥有高级商务区、高级酒店、浮华区域，还有个国际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机场吗？
由此思考而引发的问题，就是大城市里面出现的这样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对其他经济产业的组织，会产生什么后果。确切地说，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是否能推动似乎正在走下坡路或落后经济产业的扩大呢，比如越来越跟不上趟的制造业和非正式经济？它们之间靠什么维系？最能代表新经济核心的白领产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获得地处交通方便之处的各种产业服务的支持，即使其中的一些服务业因为有时候付不起在中心地带运营的费用，而不能公开合法地营业？
城市经济基础的改变，已经使得对小公司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小公司想在市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靠近供应商和客户；然而，国际化的经济产业把地价一下子拉上去了，又当如何？如果这样，那么，在大城市里，把空间分配给制造业，就被认为是无效率的事情。但城市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需要得到当地制造商的支持，他们能够为公司和家庭提供某种订制的产品。在北美和欧洲的全球化城市里，发达经济产业和建筑行业中的许多高级设计工作，都需要在城市里能够提供订制产品的小木材和金属制造厂。我把这种制造业叫做“城市制造业”，它是全球性城市里的一部分，然而，政策制订者们却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重新组织以消费为形式的逐利方式，会对城市产生什么影响，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全球性的城市中，在城市最浮华的区域，出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它与城市普通居民会越来越疏远，造成城市社会分化。
在西方的主要全球性城市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化的趋势。比如，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更确切地说在曼哈顿，我们会感觉到，居住区越来越明显地分为三类：一类由越来越多的城市新贵占据，还有他们所需要的高级店铺；第二类居住着数量正在增长的移民社区，里面是各种次级经济活动活跃的地方；第三类住的是越来越多的穷人，还有迁来的人，他们原来住的地方被毁掉了。许多在城里住了很久的人，由于新贵阶层日益扩大，于是浮华的区域也越来越大，把他们从原来住的地方挤走了。于是，办公楼及其附属服务，非正式经济，江河日下的制造业，也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商业空间。这样的趋势，是不是也发生在上海？
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相互作用的根本形式，是城市里的经济基础既需要高工资的职员，也需要低工资的工人。一个城市有必要包含适合这两种工人的住房和设施（商店，学校、服务机构、交通），为了争夺土地，冲突或许难免。即使经济发展需要这两种工人，高收入职员的争夺能力也要强大得多，大到可以把低收入工人从城市里挤出去。然而，如果这些低收入的工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