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大多数时候其实还不如理想主义来得合算！
来源：理论车间博客
1-过去一周里三次陪校领导接见外国的校领导，用超大号码的词汇，讨论宏大的合作和发展的规划的同时，我见证了中、印同学们的这次叫做“拆迁（Resettlement）”的合作田野研究，心里相当复杂。这真的是可怕的对比！合作，发展？开始我们的开始，脚下就可以，签个合作协议，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部分是我的理想主义姿态，促成了此次合作，所以鸭梨一直很重：不是一二次了，我的理想主义冲动陷害了周围很多的人！
但印度师生们的那种版本的理想主义后来安抚了我。他们可能是比我更理想主义。曾观察到他们的机构里好象也常常弥漫一种治不好的理想主义疝气。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寒酸的机构，有时就是像文革的“革委会”那样的一块招牌，在那里却硬是会被一两个人撑上个几十年，成为能够自我回顾、自产历史的地方，声名到达世界各地。这是访问印度时最大的感触。我们这里缺这种倔强，原因可能是缺乏理想主义的苦役，太油滑地对待自己的事业选择，可能是因为我们天生缺少那种为坚持而坚持的傻劲。甚至都灰心地认为中国人是不擅长搞出好的机构的。
2-这些年自己做事时也一直隐隐地有类似的体会：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可能是最实用的！选择，加上策略，成为上等的实践，但这就太给自己方便了，这种让自己容易，会有可怕的后果的。理想主义使我们自己多吃些苦头，但磨炼我们的筋骨在先。不在一个有点傻冒的事上头参透自己，实际上也用不着去找另外一件事再来试运气的，漂亮的助跑谁不会？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那种积极的理想主义呢？
阿甘本指出韦伯理解“新教伦理”这个概念太狭隘，认为后者太功利地理解了新教徒们的热诚。他透过本雅明来更宽广地理解“天职”这个概念：天职就是我们遇见上帝派来带我们去接受最后审判的弥赛亚天使或他的前来宣示的使徒时我们手头正在做的事；遇见过收尸天使了，我们从此就更安心地做碰巧自己手头正在做的事，做奴隶的，也将继续没事般做奴隶，因为，换，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这时已看到上帝给我们记的账目了，我们就像一餐饭未吃完，先把账单付清之后那样轻松了。是，做和说，这三样东西最后合一了，就是好了，就是得救了。我理解的积极的理想主义，好象就是这样的东西：将碰巧撞到自己身上的事情认真做好，越到后来，越发现做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在做同一个事情。就算判了自己苦役。好辩证：油滑的名利之徒与我说的理想主义者，其实只是在做同一件事，但区别立现：做艺术、做学问、做理论、做工程、做研究和做生意，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既可超越也可沉沦其中。
3-在大学里接触本科同学时的最大感受是：大家考进去，就认为自己已经与考上公务员差不多了，自己其实还什么都没开始，却很感到自己是很entitled了（许多东西都认为最就应该到手的了），在等待待这的一项项落实了，思考问题起来，也都与国家官僚权力-资本集团站到了同一条线上，与压迫者一样的脾气了，无意识地，这是我感到最吃惊的地方。他们热爱这个学校，甚至热爱这个国家，甚至热爱这个制度，因为他们成绩好，考出来了，现在是要靠这个他们用数理化或毛邓作投资的装置，来收获他们的理所应得（entitlement）了。我们的大学就是这样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机构了，同学们像入了党那样地准备被接着提干，拣他们的汽车和洋房进口袋了。
让人绝望的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制度甚至于我们的现实，是一个我们必须离弃的东西，大学应以颠覆自己的方式，来颠覆它，但它更远离这个目标了。原认为年青人会更无利益的瓜葛，会更放得开，来逼迫成年人作出改变。教师其实只能以虚拟语气，来引导同学们像艺术家那样，去原创和发明出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形式。如果师生们未能发明出这种引领我们的未来的新的生活形式，那至少也应该去粉碎那旧的一切。
这就是印度的建筑同学们对我显得如此生猛的原因了：今天电梯口与抖擞的他们聊天的时候，我猛悟到：这是些不讲历史，要将一切荡平成为site的人啊；他们眼里应该没有国家、没有现实、没有既得利益；他们就是要来撒上石灰粉动手来划地基的人。他们的使命，如果由着他们的青春来执行的话，至少是：重新开始。站到讲台上，孤独地唠叨着的我，指望于年青人的，也就只是这个了。不能颠覆、打散这个现实，至少应该抛弃和出离它，我自己做不到的，就希望年青人补上。
流行于大学里的制度、风气和精神，也并不需要你们十八九岁的人去陪葬！功利主义、幸存主义式算计，大多数时候，其实还不如理想主义式算计来得合算！
4-这些生猛的印度同学未来也将博弈于市场和名利的逻辑规则之间，也不见得逃得过全球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源代码对他们的编写，他们展露给中国师生的，也可是那华丽的转身的四分之一。我们仍得与他们这样同勉：遍地塑料垃圾和烂菜叶的贫民窟，和缠铁丝网和停直飞机的别墅区，都在悠悠地成为集中营，正如烧掉鲁宾斯，我们才能不受他的representation的专制，才能自由地画出我们新作品（马勒维奇语），让别墅区和贫民窟短路，或杂交到一起，才显示你们自己身上铺陈造化的功力，而这是比列宁肩上还重的任务！在你们未来斗争与抗争于多元和包容的民主制度的表格和讲坛之间的时候，希望你们也能不时仰头或甩头长叹或怒吼：够了，与其继续讨价还价，还不如重新开始，现在，马上！
1-过去一周里三次陪校领导接见外国的校领导，用超大号码的词汇，讨论宏大的合作和发展的规划的同时，我见证了中、印同学们的这次叫做“拆迁（Resettlement）”的合作田野研究，心里相当复杂。这真的是可怕的对比！合作，发展？开始我们的开始，脚下就可以，签个合作协议，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部分是我的理想主义姿态，促成了此次合作，所以鸭梨一直很重：不是一二次了，我的理想主义冲动陷害了周围很多的人！
但印度师生们的那种版本的理想主义后来安抚了我。他们可能是比我更理想主义。曾观察到他们的机构里好象也常常弥漫一种治不好的理想主义疝气。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很寒酸的机构，有时就是像文革的“革委会”那样的一块招牌，在那里却硬是会被一两个人撑上个几十年，成为能够自我回顾、自产历史的地方，声名到达世界各地。这是访问印度时最大的感触。我们这里缺这种倔强，原因可能是缺乏理想主义的苦役，太油滑地对待自己的事业选择，可能是因为我们天生缺少那种为坚持而坚持的傻劲。甚至都灰心地认为中国人是不擅长搞出好的机构的。
2-这些年自己做事时也一直隐隐地有类似的体会：理想主义在现实中，可能是最实用的！选择，加上策略，成为上等的实践，但这就太给自己方便了，这种让自己容易，会有可怕的后果的。理想主义使我们自己多吃些苦头，但磨炼我们的筋骨在先。不在一个有点傻冒的事上头参透自己，实际上也用不着去找另外一件事再来试运气的，漂亮的助跑谁不会？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那种积极的理想主义呢？
阿甘本指出韦伯理解“新教伦理”这个概念太狭隘，认为后者太功利地理解了新教徒们的热诚。他透过本雅明来更宽广地理解“天职”这个概念：天职就是我们遇见上帝派来带我们去接受最后审判的弥赛亚天使或他的前来宣示的使徒时我们手头正在做的事；遇见过收尸天使了，我们从此就更安心地做碰巧自己手头正在做的事，做奴隶的，也将继续没事般做奴隶，因为，换，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这时已看到上帝给我们记的账目了，我们就像一餐饭未吃完，先把账单付清之后那样轻松了。是，做和说，这三样东西最后合一了，就是好了，就是得救了。我理解的积极的理想主义，好象就是这样的东西：将碰巧撞到自己身上的事情认真做好，越到后来，越发现做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在做同一个事情。就算判了自己苦役。好辩证：油滑的名利之徒与我说的理想主义者，其实只是在做同一件事，但区别立现：做艺术、做学问、做理论、做工程、做研究和做生意，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既可超越也可沉沦其中。
3-在大学里接触本科同学时的最大感受是：大家考进去，就认为自己已经与考上公务员差不多了，自己其实还什么都没开始，却很感到自己是很entitled了（许多东西都认为最就应该到手的了），在等待待这的一项项落实了，思考问题起来，也都与国家官僚权力-资本集团站到了同一条线上，与压迫者一样的脾气了，无意识地，这是我感到最吃惊的地方。他们热爱这个学校，甚至热爱这个国家，甚至热爱这个制度，因为他们成绩好，考出来了，现在是要靠这个他们用数理化或毛邓作投资的装置，来收获他们的理所应得（entitlement）了。我们的大学就是这样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机构了，同学们像入了党那样地准备被接着提干，拣他们的汽车和洋房进口袋了。
让人绝望的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制度甚至于我们的现实，是一个我们必须离弃的东西，大学应以颠覆自己的方式，来颠覆它，但它更远离这个目标了。原认为年青人会更无利益的瓜葛，会更放得开，来逼迫成年人作出改变。教师其实只能以虚拟语气，来引导同学们像艺术家那样，去原创和发明出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形式。如果师生们未能发明出这种引领我们的未来的新的生活形式，那至少也应该去粉碎那旧的一切。
这就是印度的建筑同学们对我显得如此生猛的原因了：今天电梯口与抖擞的他们聊天的时候，我猛悟到：这是些不讲历史，要将一切荡平成为site的人啊；他们眼里应该没有国家、没有现实、没有既得利益；他们就是要来撒上石灰粉动手来划地基的人。他们的使命，如果由着他们的青春来执行的话，至少是：重新开始。站到讲台上，孤独地唠叨着的我，指望于年青人的，也就只是这个了。不能颠覆、打散这个现实，至少应该抛弃和出离它，我自己做不到的，就希望年青人补上。
流行于大学里的制度、风气和精神，也并不需要你们十八九岁的人去陪葬！功利主义、幸存主义式算计，大多数时候，其实还不如理想主义式算计来得合算！
4-这些生猛的印度同学未来也将博弈于市场和名利的逻辑规则之间，也不见得逃得过全球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源代码对他们的编写，他们展露给中国师生的，也可是那华丽的转身的四分之一。我们仍得与他们这样同勉：遍地塑料垃圾和烂菜叶的贫民窟，和缠铁丝网和停直飞机的别墅区，都在悠悠地成为集中营，正如烧掉鲁宾斯，我们才能不受他的representation的专制，才能自由地画出我们新作品（马勒维奇语），让别墅区和贫民窟短路，或杂交到一起，才显示你们自己身上铺陈造化的功力，而这是比列宁肩上还重的任务！在你们未来斗争与抗争于多元和包容的民主制度的表格和讲坛之间的时候，希望你们也能不时仰头或甩头长叹或怒吼：够了，与其继续讨价还价，还不如重新开始，现在，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