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严潇潇 来源：艺讯中国


徐童作品中的人物唐小雁（左）获得本届CIFF“真实人物奖”，她在论坛中的发言、甚至仅仅是在场，便具有一种新鲜的力量。

电影节（亦或各种影展）之所以为之，除了提供其策划视野下的影片与公众的见面机会，同样也意在为电影领域内包括创作者、研究评论者、策划者在内的各种人群交流碰撞的平台。本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在展期内为实验电影与纪录片设置的两个论坛，便显现出重要性来。

10月30日下午的实验电影论坛以创作者为主角，来自各地的实验电影人鲜有这般聚于一处的机会，有些还是首次相识，实验创作的孤独感以及“互相取暖”的期许弥漫其间。主持人、也是本届CIFF实验电影单元策展人的炭叹身兼创作者与研究者身份，不仅对创作层面体验深有体会，也积极将比较与分类研究纳入议题。她将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这两个概念的美学差别及生存现状作为当日下午讨论的切入点，引发大家的讨论，并激发诸位创作者在自身创作基础上梳理与阐述实验电影所处理的问题与未来方向。

分类研究的复杂性与暧昧性显然超出了一场初步的讨论会之所能，实验电影作者们在创作层面的交流上显得更加深入，在“接受边缘化但不会自我边缘化”的共识中，讨论集中于创作中的情感、叙事和诗学问题上。国内知名实验电影学者华明再次强调了探索精神自先锋电影出现以来一直作为核心价值存在。本次实验短片邀请单元参展作者、中央美院教师陈卓指出目前在国内尚且匮乏的对自身文化与时代的挑战，提出实验影像需要拓展自身的范畴，在叙事和思想的深度广度复杂度上进行探索，而在更长的电影时间中尝试更复杂的表达也是他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实验电影无法逃避的受众问题也浮出水面，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大家普遍主张需要对观众进行适当引导，一方面使他们对实验影像有基础的认知，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阐释，使作品失去开放解读的空间。

对于一种深入探讨的初步尝试，本次实验电影论坛显然已达到了某种预期，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国内的匮乏仍旧刺眼，这一方向上将会生发出怎样的后续值得关注。

与之相比，翌日下午的纪录片论坛在话语结构上显然不同。尤为可喜的是策划人王小鲁充分的前期工作让整个议题设置显得有的放矢，也让与会者较快地进入了状态。圆桌论坛由从事中国新纪录研究多年并参与纪录片实践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主持，包括王小鲁在内的相关学者、纪录片作者与参与者列席并发言、讨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徐童及其纪录片作品《老唐头》中的人物唐小雁（获得本届影展“真实人物奖”）的出席，令论坛讨论呈现更加多元的面貌。

王小鲁首先在发言中围绕自己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中提出的“静观电影”角度来阐述对20年来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的观察，契合他本人为这次论坛所定的主题：“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第一环节的分别阐述中，每位论坛发言人都围绕这一主题及各自的侧重点深入。

在一个宏观比较的高度上，台湾纪录片学者、媒体评论家郭力昕总结性地将两岸各自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归于广义的政治上，并将有无政治性视为对纪录片伦理的最高见解。此后，对纪录片伦理问题的讨论被集中于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展开。人类学家、纽约大学教授司徒安（Angela Zito）则提出关注纪录片创作者在一个复杂“社群”（community）中作为个体的两面性。吕新雨也在回应王小鲁文作中的若干议题，提出在纪录片拍摄者与被摄者的种种可能关系之间，要超越契约角度来讨论如何解决伦理问题。

对王小鲁“静观”概念的探讨衍伸至自由讨论中，直接促成了对于拍摄者与被摄者关系的具体化。发言的纪录片作者中，季丹将自己与被摄者的关系描绘为“柔道”式的复杂关系，也坦言自己作为拍摄者在拍摄中主观意念的模糊；而徐童也承认在拍摄中会有无法消除与被摄者观念差异的情况出现。吕新雨就此提出的社会阶层断裂的不可忽视性激起了各种意见的碰撞，在纪录片语境下如何定义不同阶层的讨论浮出水面，其中，张献民便明确指出拍摄者对于被摄者的关注来自于个体层面而非阶层层面。这得到了影展策划人之一沈晓平的回应：具体的拍摄对象是谁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重要的是拍摄过程中，关心他人是在关心自己，但生活中很多人没有这种自觉的层面。而王小鲁所点出的具体情境的必要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这一阶段，更多人、其中包括若干纪录片作者加入到讨论中，观众作为整个观看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也被强调出来。张献民提出身份的异质化问题，即作品完成后是什么样的人在观看的问题，强调了文本面对均质的观众群这一理想模式在实际中并不存在。

诚然，与会的学者在诸多细节上远未达成一致，而唐小雁作为一个被观察、同时也在观察这一体系的角色，在论坛中的发言、甚至仅仅是在场，便具有一种新鲜的力量。她对于独立电影创作的支持与信任令人印象深刻，而面对略有入牛角尖嫌疑的讨论走向，她所表达的自己对纪录片的理解，也让人感到值得就此将纪录片的本质置于一个更宽广的语境范畴中来思考，她的观点很简要：“互相理解，才能有纪录片。纪录片就是为了要留下这个时代的记录。”对纪录片的讨论如何在多个层面上允许不同人群的进入，也是对话多元化所引发的新思考。

近四小时的讨论中几次出现白热化高潮。而在笔者看来，本次纪录片论坛的可惜之处在于未能为创作者提供充足的话语空间（而不仅仅是发言时间的长短问题），在评论者、研究者的视野与介入方向上，纪录片作者们显然感到了进入的困难。也无怪乎多位纪录片作者在当晚的自由沙龙中决定以联名“宣言”这一草根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名曰《萨满·动物》（南京宣言）——，也直接催生了影评人与创作者的集体“面对面”，在交换各自对当下独立电影体系中不同角色关系生态的观察的同时，直接探讨互相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式与可能性。在一个影展的框架内，尽管有着诸多不成熟、甚至带有日积月累而成的陋习，这种规模与深度的讨论都是新鲜的，也是中国独立电影发展至今、在焦虑与反思中寻找一种新突破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