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迈克尔•摩尔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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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1/11/02 10:32:32 by shirley_88
来源：FT中文网 安德鲁•埃奇克利夫-约翰逊
“当我想起劳动节时，我会想到中国人，你呢？”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发来这样的信息，暗示我在顺利楼(Shun Lee)订位子，它是一家位于上西区的餐厅，距离这位纪录片电影制片人在纽约的公寓很近。于是我打电话，接待员在听到我客人名字的时候，变得兴奋起来。“迈克尔•摩尔？噢，他经常来我们餐厅，”他说。在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煽动者，为了挤进隔间里我对面的高背座位，而把桌子往外推时，我把这个告诉了他，他从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帽子下面露出疑惑的表情。“我大概，一年来这里三次。”
摩尔来纽约是为了工作——他最近在写一本传记——也为了“获得一点隐私”。在他家所在的密歇根湖畔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他是公众人物，不仅因为他获得了奥斯卡奖(Oscar)和金棕榈奖(Palme d’Or)，还因为他在2005年发起了一个电影节，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带来了雪中送炭的刺激。当地由共和党主导的商业协会提名他为年度商人，对于这位左翼电影、电视和檄文文集——包括《资本主义：一种爱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2009年），一部在危机后对大企业提出控诉的影片——的幕后制作者来说，这是一份出人意料的嘉奖，他十分享受其中的讽刺性。
他的新书《麻烦来了》(Here Comes Trouble)是另一种风格，其中集合了他凭借《罗杰和我》(Roger & me)（1989年）成名之前的生活片段。他在这部片子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大裁员对他曾经的家乡弗林特(Flint)的影响。他曾因为提问而被高中开除，羞辱过种族主义社交俱乐部，为了报复一名施虐狂老师，在十几岁就当选进入学校董事会，所有这些，只是为摩尔后来制造的种种麻烦，提供了一点预示。
摩尔关于枪支游说（《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年）、伊拉克战争（《华氏911》(Fahrenheit 9/11)，2004年）和药品公司（《精神病人》(Sicko)，2007年）的纪录片，使他既成为受美国左翼崇拜的英雄，也成为被右翼妖魔化的魔鬼。不过他说，在特拉弗斯城，没有哪一天是没有共和党人跑来与他握手或拥抱的。“我猜，他们是近水楼台，可以把我当普通人来认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我问，这本书是否是为了从更细微的角度展示他自己？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更大的动机是，“追求一点修女们曾努力教给我们的东西——文学”。
和摩尔的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书并不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传统定义当回事。《罗杰和我》毫不标榜客观性，这或许令传统纪录片的制作者感到震惊，但摩尔认为这样才真实。不过，批评家一直用他的成功质疑他的资格。例如，《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就称他为伪善的“坐飞机到处乱逛的百万富翁”、在“资产阶级”郊外长大的“骗子”和受“对美国的憎恨”驱使的“卖国者”。
“如果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类攻击从来不是来自工薪阶层的，”摩尔回应道。“显然，我现在过得不错……当然没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那么好。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是工薪阶层的一份子时，你会希望脱离这个阶层，”他说。回到家里，“我只会听到‘加油，迈克’”。
按照摩尔的说法，顺利楼是“纽约唯一不油腻的中餐厅”，内部灯光幽暗，以黑漆装饰，占据两层方形空间，墙壁上蜿蜒着半透明的红眼龙。在这个潮湿的假日星期一，只有几桌客人。
在我四处寻找侍者的时候，摩尔说，他正在计划写第二本传记，同时也在筹备新的电影，和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现状的”项目——“电影、书、网络、舞台表演、冰上表演，一切皆有可能”。更多细节他就不愿透露了。
10年前，在世贸双塔(Twin Towers)倒塌的那个早上，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正将5万本《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运往书店。这家出版社曾要求摩尔把对“窃贼中的窃贼”——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批判改得温和一些。他拒绝了，该书后来成为2002年销量最高的非小说类书籍，但时间没有缓和摩尔对这位前总统的观点。“布什政府顽固而不思进取，”他说：“而我们要花费余生的时间来消除它的影响。”我问他是否对布什的继任者感到失望。“我那天激动异常，投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票，”他说，然后突然垂下眼睛，灰白的胡茬下，下巴鼓起来，双臂抱在胸前。“我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我曾对他寄以厚望……以为他会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样的人物……多棒的作为一位伟大总统而名垂青史的机会啊——可惜浪费了。”他看上去很难过。
他苦涩地继续说道，共和党人“决心把奥巴马看作一个隐形总统”。摩尔就知道我会提到《隐形人》(Invisible Man)——这是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52年写的一本关于种族不公正的小说。
我在餐厅扫了一圈，但没有发现侍者。我问摩尔，你认为奥巴马是否会连任。他回答道：“这取决于谁与他竞选。一些共和党候选人非常疯狂。他们认为美国和他们一样疯狂。事实并非如此。假设有5000多万美国人是疯狂的，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2亿多选民。我们可以战胜这5000万白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摩尔曾经遇到过白痴甚至更穷凶极恶的人。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之后，摩尔发表演讲称：“一个虚伪的总统……让我们因为虚假的原因发动了战争”。这番话让他受到了威胁。当他写到招募安全专家、“联邦政府使用的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预防暗杀”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妄想狂，但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一系列未遂的袭击活动——带着刀具、“钝物”和削尖铅笔的暗杀者，并且抓获了一个策划炸掉摩尔住房的男子。
现在他仍然感觉到威胁吗？摩尔垂下目光，再次双臂抱在胸前。“现在没那么严重了，因为美国已经改变……我不能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
《麻烦来了》开头引用了格林•贝克(Glenn Beck)的一段长篇大论。贝克口无遮拦的娱乐方式以及对右翼思想的鼓吹，与摩尔的左翼做法如出一辙。贝克说道，“我在考虑杀了迈克尔•莫尔”，如果这是一个玩笑，那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玩笑。摩尔表示：“我为他感到些许遗憾，我认为他不怎么样。”
这种刻薄话似乎戳到了选民们的痛处，但摩尔辩称，绝大多数美国人（即便是那些从未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希望加强环保法律，降低高管薪酬和从海外撤军。他表示：“我现在的政治思想属于这个国家的中间派。”但美国人不会选举中间派。我对这种说法有些意外。
他回答道：“恩，这是因为金钱控制了选举过程。”摩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作弊游戏”。在这个游戏中，400名最有钱的富翁控制的财富比半数美国人控制的都多。但“资本家阶层”玩过了火，剥夺了中产阶级的美国梦。
餐厅看起来非常空旷，尤其是侍者更少。摩尔认为，明年美国大选可能的候选人有四位——奥巴马、一个持主流思想的共和党人、一个茶叶党代表以及一个对奥巴马感到失望的民主党的杰出“左派”人士。我问道，你宣布参选了吗？摩尔对此感到意外，他迅速予以了否认。
飘然走过的一个侍者说道：“慢慢聊，别着急。”我们已经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于是赶紧把他叫回来点菜。顺利楼晚上有湖南牛肚、“酸辣腰花”和“狮子头”等菜肴，但中午的菜谱较为清淡。摩尔点了麻油鸡和糙米，叮嘱不要油炸，也不要太辣。
现在已经是接近下午两点十五分，我感觉非常饿。我一直想点些开胃菜，但我像摩尔一样保持了克制，问侍者“天堂鱼柳”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黑鲈炒菱角，听起来相当不错。出于趋同心理，我也点了糙米。摩尔只要了自来水，我也一样。
我问摩尔，他喜欢谈论的“普通工人阶级”是否已经抛却了摩尔式的政见，转向了贝克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这些讨茶党欢心的人。闻听此言，摩尔像是受到了侮辱。他说：“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他坚称，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把票投给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他们不会选一个疯子。”尽管摩尔通过电影《华氏911》向布什发出了犀利的抨击，但后者仍在2004年连任成功，而伊拉克战争也一拖再拖。因此我问他是否相信电影会影响选民。“当然，和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关，”他答道。“在《精神病人》问世前，没有人讨论医改……（但）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只能起到导火索作用。”
我们的菜上来了——摩尔是一大份热气腾腾的鸡肉，而我的是少得可怜的一盘鱼、小虾和雪豆。米饭碗看起来很小。“我看过报道，说你减过一次肥，”我问摩尔，很好奇为什么他只点了那么点儿吃的。“一次？我这个型号的人，谁没有减过几十次，”他大笑道，将他的减肥计划概括为“管住嘴，迈开腿”。他补充道：“我来自中西部，在我的家乡，我这号身材是正常的。这可不是好事儿。”
我开动起来，欣喜地发现一丝姜味，这时，摩尔提出了两个理论，分析为何英国人不如美国人肥胖。“你们是一个小岛，所有东西都小一号：酒店房间，盘子……”他说道：“还有你们的足球。踢英式足球的话，大块头可没有好处。”
在去了一次阿森纳后，他爱上了英式足球，这时他突然唱起球迷编的歌来：“维埃拉，哦-哦-哦-哦，他来自塞内加尔，他为阿森纳效力。”他的歌声响彻整个餐馆。两个国家对待足球的看法很能反映出两国不同的文化。摩尔笑着说：“你们进一个球得1分，对吧。我们进球能得6分。”
摩尔在我们吃饭的同时还录了一场棒球比赛，他说，自己和相识30年的妻子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每周日都去做弥撒。他抱怨许多左翼人士丧失了幽默感，并告诉保守人士，如果他们能关掉热线广播，去看看他的电影，“你也许仍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但你会知道我热爱这个国家，也有良知，你也会发笑，因为这些电影也确实很有趣。”他这番话真是乐观得令人惊讶，接着他又就如何与对立党派达成妥协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共和党人会推选美国民众喜爱的人（上台），”他举例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他说，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去提名汤姆•汉克斯(Tom Hanks)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呢？“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应该考虑马特•达蒙(Matt Damon)，而不是哈里•里德(Harry Reid)。”我接口道，或是迈克尔•摩尔？他急忙说：“哦，上帝，不。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侍者开始收盘子了，同时问我们：“可以收了吗？需要冰淇林吗？”他还没来得及满怀期望地看一眼摩尔，摩尔就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们起身准备离开，这时我提到，他的书中对于他年轻时的美国充满了感伤的回忆，但批评起来又毫不客气。摩尔的童年时代如田园诗般快乐美妙：在树林里打BB气枪，在广播里收听摩城音乐，牙医与技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大；但那个时代也不乏污点：种族歧视、敌视同性恋等等残忍的行为。“我热爱这个国家，但这不意味着看见问题时保持沉默或装作视而不见，”他说道。
我们走出餐馆，还没走出几步，他就被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学生给拦住了。“摩尔先生，我是你忠实的粉丝。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部iPhone手机，让我拍一张他和摩尔的合影。当我们走到街拐角，更多的行人大声打着招呼。摩尔看起来有些不自在，我们就此告别。他消失在百老汇的人流中，而我转身走向一家三明治店，随便吃点东西。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媒体编辑
译者/何黎
“当我想起劳动节时，我会想到中国人，你呢？”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发来这样的信息，暗示我在顺利楼(Shun Lee)订位子，它是一家位于上西区的餐厅，距离这位纪录片电影制片人在纽约的公寓很近。于是我打电话，接待员在听到我客人名字的时候，变得兴奋起来。“迈克尔•摩尔？噢，他经常来我们餐厅，”他说。在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煽动者，为了挤进隔间里我对面的高背座位，而把桌子往外推时，我把这个告诉了他，他从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帽子下面露出疑惑的表情。“我大概，一年来这里三次。”
摩尔来纽约是为了工作——他最近在写一本传记——也为了“获得一点隐私”。在他家所在的密歇根湖畔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他是公众人物，不仅因为他获得了奥斯卡奖(Oscar)和金棕榈奖(Palme d’Or)，还因为他在2005年发起了一个电影节，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带来了雪中送炭的刺激。当地由共和党主导的商业协会提名他为年度商人，对于这位左翼电影、电视和檄文文集——包括《资本主义：一种爱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2009年），一部在危机后对大企业提出控诉的影片——的幕后制作者来说，这是一份出人意料的嘉奖，他十分享受其中的讽刺性。
他的新书《麻烦来了》(Here Comes Trouble)是另一种风格，其中集合了他凭借《罗杰和我》(Roger & me)（1989年）成名之前的生活片段。他在这部片子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大裁员对他曾经的家乡弗林特(Flint)的影响。他曾因为提问而被高中开除，羞辱过种族主义社交俱乐部，为了报复一名施虐狂老师，在十几岁就当选进入学校董事会，所有这些，只是为摩尔后来制造的种种麻烦，提供了一点预示。
摩尔关于枪支游说（《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年）、伊拉克战争（《华氏911》(Fahrenheit 9/11)，2004年）和药品公司（《精神病人》(Sicko)，2007年）的纪录片，使他既成为受美国左翼崇拜的英雄，也成为被右翼妖魔化的魔鬼。不过他说，在特拉弗斯城，没有哪一天是没有共和党人跑来与他握手或拥抱的。“我猜，他们是近水楼台，可以把我当普通人来认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我问，这本书是否是为了从更细微的角度展示他自己？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更大的动机是，“追求一点修女们曾努力教给我们的东西——文学”。
和摩尔的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书并不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传统定义当回事。《罗杰和我》毫不标榜客观性，这或许令传统纪录片的制作者感到震惊，但摩尔认为这样才真实。不过，批评家一直用他的成功质疑他的资格。例如，《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就称他为伪善的“坐飞机到处乱逛的百万富翁”、在“资产阶级”郊外长大的“骗子”和受“对美国的憎恨”驱使的“卖国者”。
“如果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类攻击从来不是来自工薪阶层的，”摩尔回应道。“显然，我现在过得不错……当然没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那么好。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是工薪阶层的一份子时，你会希望脱离这个阶层，”他说。回到家里，“我只会听到‘加油，迈克’”。
按照摩尔的说法，顺利楼是“纽约唯一不油腻的中餐厅”，内部灯光幽暗，以黑漆装饰，占据两层方形空间，墙壁上蜿蜒着半透明的红眼龙。在这个潮湿的假日星期一，只有几桌客人。
在我四处寻找侍者的时候，摩尔说，他正在计划写第二本传记，同时也在筹备新的电影，和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现状的”项目——“电影、书、网络、舞台表演、冰上表演，一切皆有可能”。更多细节他就不愿透露了。
10年前，在世贸双塔(Twin Towers)倒塌的那个早上，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正将5万本《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运往书店。这家出版社曾要求摩尔把对“窃贼中的窃贼”——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批判改得温和一些。他拒绝了，该书后来成为2002年销量最高的非小说类书籍，但时间没有缓和摩尔对这位前总统的观点。“布什政府顽固而不思进取，”他说：“而我们要花费余生的时间来消除它的影响。”我问他是否对布什的继任者感到失望。“我那天激动异常，投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票，”他说，然后突然垂下眼睛，灰白的胡茬下，下巴鼓起来，双臂抱在胸前。“我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我曾对他寄以厚望……以为他会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样的人物……多棒的作为一位伟大总统而名垂青史的机会啊——可惜浪费了。”他看上去很难过。
他苦涩地继续说道，共和党人“决心把奥巴马看作一个隐形总统”。摩尔就知道我会提到《隐形人》(Invisible Man)——这是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52年写的一本关于种族不公正的小说。
我在餐厅扫了一圈，但没有发现侍者。我问摩尔，你认为奥巴马是否会连任。他回答道：“这取决于谁与他竞选。一些共和党候选人非常疯狂。他们认为美国和他们一样疯狂。事实并非如此。假设有5000多万美国人是疯狂的，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2亿多选民。我们可以战胜这5000万白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摩尔曾经遇到过白痴甚至更穷凶极恶的人。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之后，摩尔发表演讲称：“一个虚伪的总统……让我们因为虚假的原因发动了战争”。这番话让他受到了威胁。当他写到招募安全专家、“联邦政府使用的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预防暗杀”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妄想狂，但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一系列未遂的袭击活动——带着刀具、“钝物”和削尖铅笔的暗杀者，并且抓获了一个策划炸掉摩尔住房的男子。
现在他仍然感觉到威胁吗？摩尔垂下目光，再次双臂抱在胸前。“现在没那么严重了，因为美国已经改变……我不能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
《麻烦来了》开头引用了格林•贝克(Glenn Beck)的一段长篇大论。贝克口无遮拦的娱乐方式以及对右翼思想的鼓吹，与摩尔的左翼做法如出一辙。贝克说道，“我在考虑杀了迈克尔•莫尔”，如果这是一个玩笑，那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玩笑。摩尔表示：“我为他感到些许遗憾，我认为他不怎么样。”
这种刻薄话似乎戳到了选民们的痛处，但摩尔辩称，绝大多数美国人（即便是那些从未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希望加强环保法律，降低高管薪酬和从海外撤军。他表示：“我现在的政治思想属于这个国家的中间派。”但美国人不会选举中间派。我对这种说法有些意外。
他回答道：“恩，这是因为金钱控制了选举过程。”摩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作弊游戏”。在这个游戏中，400名最有钱的富翁控制的财富比半数美国人控制的都多。但“资本家阶层”玩过了火，剥夺了中产阶级的美国梦。
餐厅看起来非常空旷，尤其是侍者更少。摩尔认为，明年美国大选可能的候选人有四位——奥巴马、一个持主流思想的共和党人、一个茶叶党代表以及一个对奥巴马感到失望的民主党的杰出“左派”人士。我问道，你宣布参选了吗？摩尔对此感到意外，他迅速予以了否认。
飘然走过的一个侍者说道：“慢慢聊，别着急。”我们已经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于是赶紧把他叫回来点菜。顺利楼晚上有湖南牛肚、“酸辣腰花”和“狮子头”等菜肴，但中午的菜谱较为清淡。摩尔点了麻油鸡和糙米，叮嘱不要油炸，也不要太辣。
现在已经是接近下午两点十五分，我感觉非常饿。我一直想点些开胃菜，但我像摩尔一样保持了克制，问侍者“天堂鱼柳”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黑鲈炒菱角，听起来相当不错。出于趋同心理，我也点了糙米。摩尔只要了自来水，我也一样。
我问摩尔，他喜欢谈论的“普通工人阶级”是否已经抛却了摩尔式的政见，转向了贝克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这些讨茶党欢心的人。闻听此言，摩尔像是受到了侮辱。他说：“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他坚称，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把票投给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他们不会选一个疯子。”尽管摩尔通过电影《华氏911》向布什发出了犀利的抨击，但后者仍在2004年连任成功，而伊拉克战争也一拖再拖。因此我问他是否相信电影会影响选民。“当然，和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关，”他答道。“在《精神病人》问世前，没有人讨论医改……（但）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只能起到导火索作用。”
我们的菜上来了——摩尔是一大份热气腾腾的鸡肉，而我的是少得可怜的一盘鱼、小虾和雪豆。米饭碗看起来很小。“我看过报道，说你减过一次肥，”我问摩尔，很好奇为什么他只点了那么点儿吃的。“一次？我这个型号的人，谁没有减过几十次，”他大笑道，将他的减肥计划概括为“管住嘴，迈开腿”。他补充道：“我来自中西部，在我的家乡，我这号身材是正常的。这可不是好事儿。”
我开动起来，欣喜地发现一丝姜味，这时，摩尔提出了两个理论，分析为何英国人不如美国人肥胖。“你们是一个小岛，所有东西都小一号：酒店房间，盘子……”他说道：“还有你们的足球。踢英式足球的话，大块头可没有好处。”
在去了一次阿森纳后，他爱上了英式足球，这时他突然唱起球迷编的歌来：“维埃拉，哦-哦-哦-哦，他来自塞内加尔，他为阿森纳效力。”他的歌声响彻整个餐馆。两个国家对待足球的看法很能反映出两国不同的文化。摩尔笑着说：“你们进一个球得1分，对吧。我们进球能得6分。”
摩尔在我们吃饭的同时还录了一场棒球比赛，他说，自己和相识30年的妻子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每周日都去做弥撒。他抱怨许多左翼人士丧失了幽默感，并告诉保守人士，如果他们能关掉热线广播，去看看他的电影，“你也许仍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但你会知道我热爱这个国家，也有良知，你也会发笑，因为这些电影也确实很有趣。”他这番话真是乐观得令人惊讶，接着他又就如何与对立党派达成妥协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共和党人会推选美国民众喜爱的人（上台），”他举例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他说，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去提名汤姆•汉克斯(Tom Hanks)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呢？“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应该考虑马特•达蒙(Matt Damon)，而不是哈里•里德(Harry Reid)。”我接口道，或是迈克尔•摩尔？他急忙说：“哦，上帝，不。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侍者开始收盘子了，同时问我们：“可以收了吗？需要冰淇林吗？”他还没来得及满怀期望地看一眼摩尔，摩尔就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们起身准备离开，这时我提到，他的书中对于他年轻时的美国充满了感伤的回忆，但批评起来又毫不客气。摩尔的童年时代如田园诗般快乐美妙：在树林里打BB气枪，在广播里收听摩城音乐，牙医与技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大；但那个时代也不乏污点：种族歧视、敌视同性恋等等残忍的行为。“我热爱这个国家，但这不意味着看见问题时保持沉默或装作视而不见，”他说道。
我们走出餐馆，还没走出几步，他就被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学生给拦住了。“摩尔先生，我是你忠实的粉丝。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部iPhone手机，让我拍一张他和摩尔的合影。当我们走到街拐角，更多的行人大声打着招呼。摩尔看起来有些不自在，我们就此告别。他消失在百老汇的人流中，而我转身走向一家三明治店，随便吃点东西。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媒体编辑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