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理论车间博客

欧洲的艺术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以林凤眠为代表的将中国画画法与欧洲绘画现代主义的“合并”。这实际上是相当激进的，是西方人至今都不敢设想的：以现代主义情怀为推动，一步到位地打通中西画法；因为这必然在学院里受到阻扼，因而这一追求最终必然诉诸艺术的社会运动，落入审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互限之中。

第二层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倾。那是欧洲艺术现代主义的洁本无疑，甚至可能是其超强版。这一历史遭遇，在中国现在还无法被拿出来细析，近期有格洛伊斯对此作了很客观的分析（见其《总体艺术》、《走向公共》和《艺术权力》等等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版本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艺术的对比）。

第三个层面，就是起于1978年后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单相思式的以“实验”和“先锋”的名义，而对欧洲艺术现代主义的再续前缘，一出哀惋的《牡丹亭》。这种接“断”手术，在时间上是倒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是近三十年那一被我们当作争取自由民主的武器或意识形态，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全球化方略的一部分：正如倒卖国有资产被称作改革开放的实验，中国艺术家的先锋和实验，很快就导向对于中国自己的艺术现代主义（也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资源）历史资产的倒卖（这是格洛伊斯的看法），后B-J运动和A未未这样的抗争艺术，成了国际艺术市场上的中国摊位的真正卖点。

从这样的眼光看去，关于欧洲艺术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影响的事件和过程描述，实际上大可不必当真，因为，那个结局反正就白晃晃摆在我们面前了，像一场车祸那样明白，其中的教训只是以后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