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中国当代艺术
文/杜曦云




关于“何为当代艺术”的概念性探讨，可能是庸人自扰的。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线性思维日渐消弭的当下，“当代艺术”成为一个内涵模糊、但却又被大量应用的词汇。这时，与其讨论“是不是当代艺术”，不如根据具体的问题情境来进行方向选择和价值评判。

　　近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所面对的问题中，对自身文化合法性的自我抽离，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上个世纪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出发点而生产的具有批判性的艺术作品，在获得学术认可后被市场大力推广，进而获得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可。但市场的诱惑和捆绑也由此而来，无度的复制使这些曾经具有先锋性的艺术越来越接近纯然商业性的生产。但更为尴尬的是，官方在此基础上因势利导，曾经以对抗性姿态出发、如今已步入中年的艺术家们，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在这时采取了半推半就的方式投怀送抱，在市场和官方的双重软化下“去政治化”。

　　与中年艺术家相比，更为年轻的艺术家们成长于由强制性政治社会部分地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时代(中国的这种市民社会是在政府主动而适度出让支配权后形成的)，中年艺术家们痛切的历史记忆和政治伤疤，对他们而言是比较隔膜的。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相对而言“非政治化”的私人生活领域，从个体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远离政治纷争，回避社会批判，疏远抽象理想。同时，他们也成长于文化资讯发达、交流便利、当代艺术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语言的当代化和国际化得到了更好的解决。但政治诉求的放弃、对公共社会的不介入，使这些语言上可供反复玩味的作品流于精致的小情小调和雅玩的文化游戏，在与市场结合后成为新兴中产阶级文化客厅中新的沙龙艺术。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扩张的语境中，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其政治地位也似乎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崛起”被大多数国人所认可，在此基础上越来越肯定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并对本土文化传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这时，由曾经的大量学习、借鉴西方，转向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反观和推重，成为越来越高涨的艺术潮流之一。这种文化取向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具有当代文化视野的基础上，更为自觉和清晰地汲取本土文化中具有普世性、恒久性的思想成分并进行当代性的转化，在此基础上更智慧地面对、处理当下乃至未来的本土问题，进而可能对其它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但从近期所呈现出的实际状况来看，大量的艺术作品只显现出创作者们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热情与一厢情愿的靠拢，但既对传统文化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又难以与当下的现实情境相结合。很多作品只是流于对传统艺术进行图像层面的简单挪用，甚至其挪用手法都是俗艳浅薄而贻笑大方的。而且，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正如特定的“气质”如果不能结合具体的现实情境来显示其合理性，将只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层面的差异性描述。如果只专注于传统文化中偏于出世、无为的“境界”，和沉溺于把玩性的“品位”，或在神秘主义的“空灵”中流连忘返，或许可能让个人获得精神的慰籍，但也很容易越来越远离正在发生持续性剧变的中国当代现实场域。希望以灵魂的轻盈飞升来淡化乃至摆脱沉重肉身所处的现实困境，但却往往将现实困境神秘化、超意识形态化，以及漠视紧迫的公共性问题，并进而失却变革现实的冲动。而这正是处于政治和经济要位上的行为者们乐意看到的。

　　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中国目前现代化与政治专制结合，农业、工业、后工业社会交错，在这个“奇观”迭出、剧变不断的火热现场中，很多理应依次解决的文化问题都悬而未决并错位地交织在一起，容易令人莫衷一是。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话语的影响下，人们又容易忽视这些话语与其原初语境的具体联系，将中国的众多问题置于同一平台上给予同等重要性。于是，艺术家们可以“以他们希望的任何形式，为他们希望的任何目的，甚或不为任何目的”创作作品。

　　但对中国这些年来所出现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主要问题进行追根溯源，不难发现：中国最为紧迫的公共性问题，依然是政治体制的现代性转型，以及由此所生发的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中国当代艺术曾经致力于此，并在上个世纪产生了不少有力的作品。但在当下，在市场和官方的软化下“去政治化”，以及自身主动对公共社会的不介入，使中国当代艺术在方向越来越多元、语言越来越精到的同时，失去了它曾经具有的力量。近年来少数紧扣公共性问题，并有勇气和智慧地进行精准巧妙表达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可，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骄傲;但坚持这一方向并达到相当水准的艺术家如此之少，又令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