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木求鱼：从现实因缘出发
文\邱志杰



本文发表于《艺术时代》第22期

批评家写文章，喜欢说：某个艺术家的某件作品触及了某类社会问题。好像“触及”就已经是一种价值。

批评家写到整个艺术界的情形，又喜欢赞扬说：这些艺术家关注了现实；或者批评说：那些艺术家远离了现实。
这些“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关注”了社会现实的艺术，被认为有一种“社会关怀”。内心里面有了“社会关怀”，艺术家经常扬言他们要“介入”、“参与”或者“干预”社会现实。

于是，我们拥有了一组互相关联的词汇：“触及”、“关注”、“关怀”、“干预”、“介入”。这些动词的作为谓语使用时，它们的宾语经常是“社会”、“现实”、“问题”等词汇。

就词汇来分析，“关注”和“关怀”都是主观精神状态，对象有没有感受到这种被关注并没有被标注出来。也就是说，关注和关怀有没有生效，关注之后的效果如何？并不是心中进行了关注这样一种主观愿望能够单值地决定的。作为心理动作，“关注”和“关怀”正像打台球的人在瞄准。球打出去也可能落空。因此，关怀本身只是精神可嘉，并不能作为有价值的保证。

相比之下，“触及”和“干预”更像是打出去的球击中了瞄准对象，但是最后是不是落袋得分，其实还是悬念。你干预和参与了，介入了，但是没有效果，可能是杯水车薪，更可能是隔靴搔痒。

大地震发生了，艺术家奔赴灾区，如果他以为他的介入就是帮着抬伤员，那么在消防队员和医务人员之间，一定显得笨手笨脚。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发生作用，仅有愿望不够，有了行动，设定的位置错误也不行。

“参与”和“介入”这样的词汇，事先假定了主体本来是置身事外的外人。如果你本来就是局中一员，同舟共济的船上的一位，我们便从不谈论如何“参与”和“介入”，我们所要考虑的，应该只是我们如何起作用。

因此，有必要重新叙述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我们已经在社会现实之中，所以不谈论参与和介入。极端地说，我们最内在的情感，最玄远的观念，都和具体的历史情景、政治经济境况、你的教育背景、阶级等社会因素有着远远近近，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品从构思到制作到投放进展示系统，最终被评论和收藏，每一个环节都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在这个极端的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不介入和不参与的艺术作品。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明确地利用社会空间，涉及当前的社会议题，主动和人群发生关系，试图施加影响的作品。这不是什么崭新的现象，而是艺术史上悠久的左倾传统。这一类作品和以其他方式工作的艺术家确实能够形成某种对比。

总体艺术并不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历史问题的艺术自律问题，也不认为存在着独立于社会语境之外的封闭的个体内心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因此总体艺术在大方向上倾向于这种社会性的艺术诉求。只是我们提出要警惕庸俗社会学倾向，警惕在谈论艺术的社会能量的时候，沦入道德论、镜像论、工具论。

道德论倾向是用现有的社会价值评判取代工作后效评估。关注现实，或者关怀底层与弱势群体，这样一种出发点并不更具有道德高度，也不能保证更有质量地对社会发生作用。我们知道，好心也会办坏事，主观上的介入和关怀的热情，保证不了能够完成有社会价值的行动。而且，甚至一个较为能言善辩的抽象画家也能够宣称自己的工作具有道德意义。

事实上，道德论容易对镜像论构成支持。因为有了道德高度的自许，触及社会现实的艺术家更容易停留在表面社会现象的采集、记录，进行一种名词性的创作。而不是真正的行动。

就算超越了镜像论，富于道德热情的艺术工作者希望把自己的工作融入社会进步的革命大业，又存在着沦为工具的危险。即使他所服务的是一种更进步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也不过是这种更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广告。即使这种意识形态的进步性无可置疑，艺术家在这里的作用也只是传声筒或者扩音器，或许加上了一些修饰，所谓文以载道。这是用观念传达的再现论替代镜像反映的再现论而已。事实上，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无可置疑的事务，往往是无需多加讨论和思考的老问题，比如种族灭绝和践踏自然环境。而需要富于想象力地来处理的人类的新问题，往往还很难进行确定的价值判断。比如是否要克隆人，维基解密是否合法等等。

在排除了道德论、镜像论和工具论的干扰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只是从现实出发。当然我们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如果我们说那些号称不关心现实的人也是受到现实制约的，那我们等于在说，他们的工作只是间接地或者不自觉地从现实出发，而最终也将间接地或不自觉地返回现实。直接还是间接更好，这种选择没那么明确的答案，有时甚至只是性情和条件的问题。甚至于，直接和间接能否绝然分开成为两个阵营，都是可疑的。

艺术界长期以来在左倾和右倾之间摇摆。每隔一些年就会有一些人跳将出来，说今天的艺术太象牙塔了太无病呻吟了，那么激烈的社会现实竟然视而不见，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于是大谈介入和干预。然后下一代人又开始痛心疾首，艺术竟然沦为工具，我们要捍卫艺术的尊严，捍卫艺术的独立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再过几年，又会有下一代人跳出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钟摆运动甚至也成了国际大展策展论述的一个惯例。上一届双年展全是社会档案和激进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一届一定是艺术家的个人创造的魅力⋯⋯总体艺术的提出，使命之一在于克服这种钟摆运动，提出一条社会责任和个人超越同时完成的道路。

这条道路从现实出发。但并非停在现实。有时候，内在的情绪、内在的感悟观照是内因，现实是外缘。有时候，现实的力量更大，外在的事物成为主要的动因，事先的知识和情感的储备，反倒成了助缘。无论触发之处由内由外，事实上发生的创作行动，总是内外力量的因缘和合。

内因经由外缘而落到实处，获得物质的形态和质感。外因因内缘而沉淀、酝酿，最终升华成不落实相的新事物。

不经历一番内在的过滤和熬炼，来自生猛现实的材料只是未经消化的现实，尚未结晶为舍利子。这样的材料返回给现实，现实中早就比比皆是。于是出现罗伯特休斯所说的悲剧：波普艺术会让他们在大街上的表兄弟霓虹灯和广告牌们打得粉身碎骨。艺术家凭着道德激情去成为社会运动的工具，服务于具体的意识形态，对个人来说是可敬的选择。但是象征层面的阵地就此失守。相反，当艺术家在具体的社会性事务从能够上升到象征的层面，既是历史现场中的行动者，又是历史态度的实验者，他才可能真正对历史进步发生作用。而且不只是对此一时一地的具体对象有效。

现实材料之水，经由内在转化，酝酿为酒为药，对于现实来说才是一剂治疗，否则便只是灌水。纵有关怀，于事何益。

而内在的读书思考，情绪波动，若不借现实事象之机缘进行，不但无法到达他人，自身亦无以印证。道在瓦壁之间，佛法尚需借助譬喻。现实材料之活跃力量，推动心灵敏锐工作，由事物通向道理。道理本在事物之间，事物与人心之间，闭目塞听的内在修养道路，不到现实中淬炼，久而久之就成为死水，不是教条迷信便成逻辑循环。

我们此前说过，任何一个起点都可以，最终起什么作用，取决于你停下来，拿出来的是什么状态。细细地回想真实发生的创作状态，

我们有时候首先是被某种社会现实问题所撼动。比如南京长江大桥的自杀者之于我。这时候，我从问题出发，为这些问题寻找合适的形式：材料、使用方法等等。我们应对各种策展的命题的时候，或者在具体的地域、社区中工作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情形。

有时候，我们却是首先被某种材料所吸引所迷恋。比如说我参观了一个垃圾场，看到被挤压成方块的废铁很有感觉。于是老琢磨着在什么地方把它用上。又比如另一个人就是喜欢颜料厚涂的效果，画什么都会往厚里涂。这时我们可以说他是从形式感出发，然后去寻找适合这种形式的话题。
还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是直接想象到了某种效果，甚至还不知道用什么形式或者材料，处理什么话题能够呈现出这种效果。比如，我想到一种展厅状态，很像是作品刚刚运进展厅，还没有开始布展，或者正要装箱运走的状态，或者库房状态。这时候东西都还不是明确的作品感，但是又和日常杂物有所不同，作品和非作品之间的一种不安分而弥散的暧昧地带。于是我开始设想具体的话题和形式。我们在阅读图像和文学，听音乐看舞蹈之类其它艺术形式的时候，有时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这种设想到的效果，我们可称之为境界。其实也就是我们直接想到了一种艺术态。

问题是你的关切，你的作品和生活的联系点也是和社会的联结点。形式是术，你有没有办法。而境界是“品”和“格”。人们最终考量的是：你就这个问题，用这个办法，所造出来的意境，入不入品，够不够格。又或者喻为：形式是衣，问题是体，境界是神。所以，在实际创作时会出现以下六种工作流程：

从形式起-……跃入一种境界……应对问题；
从形式出发……套进问题……提升境界；
从问题开始……推敲形式……构成境界；
从问题开始……体验藏在问题中的境界……获得形式；
从境界发端……落实为形式……指向问题；
从境界入手……找到问题……长出形式；

创作活动中，事实上有时会是形式和问题同时出现在脑子里的，有时候，境界也会很自然的随之产生。其实任何一种工作方式都是可行的，甚至同一个艺术家，也是有时候接近这种，有时候更接近另一种。并没有一种绝对好方法。

中国传统文人画，经常是在形式和境界之上陶醉，比较忽略了问题的深化。传统文人画也是有课题的， 但是大家都只关注同一个什么人和宇宙山川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未免大单调。当代中国艺术现象中，因为庸俗社会学依然是最主要的毒害，所以经常见到的是只有问题，没有形式，更谈不上境界。

但是对追求内外贯通的总体艺术来说，一方面强调要拥有自己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强调对于现实材料必须有所升华。我们爬上的是问题之树，要找的却是境界之鱼。只有最终抵达足够有效的艺术态，才是真正对社会问题有所贡献。你一开始的决心和冲动，乃至道德热情和善意，如果不锻炼出这一小块境界晶体，终归是浪费。越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越容易被道德自许蒙住了自我批判的眼睛。因此也越是要时刻提醒自己用意境的有无、高下来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