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边缘之书：戴章伦的博客

（一）“大”与“小”：关于理论引介

在我看来，“小运动”的理论引介和自我建构无疑是重要，切实而充满实践感的，它们没有力图“放大”，而是尝试“缩小”。这些文本的选择和译介无疑是基于策展团队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现实的反思和问题意识，力图对我们正在历经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实践中所面临的困惑尝试给出一种恰切的解答（《个体体系》，《弱普遍主义》），或是引入一些既存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作为不同连接点的当代性》，《一次等于无》）。对于这种具有现实感，实践感的引介思路是我个人很赞同的。
这种引介思路是对另一种“大”的，把纯理论当作现今艺术界的救命良方，并且夸大这些“大”的理论所能对艺术界所起到的纯化的作用的有力回击。理论并非天然地凌驾于实践之上，除非它为了要完成它自己内在固有的（immanent）的概念廓清或批判工作。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以理论本身已然存在的批判，廓清的工作实践为基础的。而目前，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艺术界的艺术创造性生产远非尽如人意，艺术生产和实践本身就更加是我们考虑的当务之急，理论的引介都应当首先考虑如何去描述，激发艺术生产的潜在创造力，并为那些正在进行中的有效生产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效模式，思路。

（二）自律的（或自治的）艺术与个体体系

英格尔·查贝尔（Igor Zabel）在《个体体系》中对自律的艺术的思考对当今中国艺术界的实践是重要非常的，尤其是当艺术界在力图推动一种关于“艺术介入社会”的实践观时，查贝尔的文章让我们重新审视一种自律的个体实践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而查贝尔的思路无疑受了阿多诺关于自律（或自治的）的艺术介入的艺术之间张力的思考，尤其是对于后者的审慎疑虑。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在今天仍然得以存在的前提是艺术之于社会的抵制力（或抵抗力）：“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才会得以生存。如果艺术拒绝将自己对象化，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商品。它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的内容，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即抵抗或抵制。”（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然而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这种抵制力并非产生于艺术对于社会的直接介入，而恰恰相反，产生于艺术的自律（自治）：“然而，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辩证法，也不仅仅因为它的素材内容取自社会；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现实其‘社会效用’，艺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一方面，艺术本身割断了与经验现实和功能综合体（也就是社会）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它又属于那种现实和那种社会综合体”，这正是阿多诺所认为的艺术的双重本质。他把艺术作品视为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单子（monad），它既是与世隔绝的和盲目的，但又能从其孤立的状态中再现外部世界。

查贝尔关于阿多诺这种自律（自治）的艺术的理解我非常赞同，他说：“我不认为阿多诺这么说是想要暗示那种介入的，具有批判性的政治艺术应该被自治的艺术或一般性的自治艺术所取代，并在所有情况下都要在艺术领域中提供一种政治斗争的可能性。而是，我相信对阿多诺而言，自治的艺术的政治运用乃是基于一种介入艺术与自治艺术之间相互否定的持久张力”。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能将介入，参与作为一种新的，具有宰制性的标准【仿佛只有那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的艺术才是具有进步性的。用阿多诺的话说是急于为自律（自治）的艺术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见《阿多诺与本雅明的通信》1936年，3月18日Harry Zohn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耽于一种自律（自治）的艺术的自我满足的虚幻想象之中（为阿多诺所批判的l’art pour l’art “为艺术而艺术”），觉得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悠然自得的心态。而是正如查贝尔所考虑的，艺术如何作为一个特殊的自律系统起作用，艺术家们如何可以在不直接对社会，政治或人类学进行分析，或不摒弃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语言及方法的情况下，对现代性的矛盾及其重要维度进行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反思？如何建立起这种个体体系？我想这也是“小运动”想要发出的微弱的信号之一。

这种个体体系多少有点像是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感觉，但是personal is political 其实已经暗含了某种政治上激进自由主义的指涉了。而查贝尔对于这个体系的定义和思考是更倾向于阿多诺的（“在这个完全功能化的世界里，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的无功能性”，见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查贝尔说：“艺术性的自治是他们作品中极其重要的限定。即便当艺术家们似乎在直接处理社会及其他“外在”的现实问题时，他们仍然与其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个体体系》）。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理解这种艺术与现实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什么样的作品或者实践才符合这种个体体系的定义？我想这是“小运动”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并且，最终以展览的形式来呈现这种自律的个体体系的实践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功能化，非单子化的体现了。“小运动”要怎么样来廓清这种以自律的个体的方式整合起来的整体的呈现方式？

另外，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我想“小运动”也必须要谨慎区分被动的“被遮蔽”(be covered)，“不被看见”（invisible）和主动的自律（自治）。也就是说要区分一个体系中被遮蔽的，不可见的部分以及另一个体系，这两者是不同的。被遮蔽的东西仍然只是在旧有的体系之中，只是尚未被发现罢了，而后者则是作为既存体系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可见”（visible）VS“不可见”(invisible)，与“自律”(autonomy)VS他律（heteronomy）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和状态，不可见的东西未必一定是自律的，而可见的东西为并非完全的是不自律的。进而也必须仔细判定，因为并非所有的个体化实践（individual practice）都是自律的，相应地，也并非所有自律的实践都是个体性的。

这方面我认为charles Esche2008年基于“个体体系”而做的“一次等于无”是相当成功的典范。一个空无一物的展览却充满了各样的隐喻，尤其是策展文章中所提及的，在同一地点（布鲁塞尔）上三个不同时间的对观产生了一种时空间相互映照的张力。它并没有以一种直接的，可见的方式对当时的境况做出任何积极的介入或者回应，然而这整一个展览的空白却比任何直接的介入和回应更加强大（“最后，2008。我们不需要（刻意地）将其引入。它就是现在，它就在那些在建筑中移动并从窗外观看展览的观众们的身体和意识里”《一次等于无》）。这个展览充满了一种无言的，自律的强大的抵制力，对于遗忘和消失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