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视觉 宋爽



纽约艺术学院院长Peter Drake

前几天和纽约艺术学院院长Peter Drake在中央美术学院做了一次访谈，天气闷热不已，在美院没有空调的大厅里我们聊了快四十分钟，话题从纽约艺术学院的教学理念一直到当今艺术市场的种种内幕，不得不说，整个过程机智有趣，Peter平和又严谨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完全没有一个资深人士的高傲，只有诚恳的交流，这次访谈让我受益匪浅。

于1982年成立的纽约艺术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Arts），是安迪沃霍尔和当时的艺术家和文人共同在曼哈顿创建的，学院属于非盈利性的专业研究生院，是美国唯一一家授予研究生文凭，且具有高等写实教学研究的研究生院。对于学校的教学，Peter说他们最注重两个方面，首先是要让学生充分了解视觉语言，在技巧上做到精湛，学校设有专门的解剖课，让学生们对人体构造有最直观的认识，这只是其一，另一方面，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理念，以及对当代艺术理论，批判理论的学习”。这两个方面看上去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多么的特别，作为艺术院校，技巧是实现理念的途径和工具，而没有理念，技巧也没有意义，这听上去并不陌生。而纽约艺术学院在这两个教学理念的执行上还是有所侧重，那就是对技巧的培养。对于Peter而言，“培养一个以艺术作为终生职业的艺术家，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拥有全套的精湛的创作技巧，让他们得以完成任何想完成的作品。”有意思的是，这让我联想到摄影师陈曼，作为单纯的拍摄者来说，我并不认为她在中国摄影圈算得上革命者，但是作为Photoshop大师来说，至少在中国，在那个时候，她走到了最前沿，她的成功来自于高超的修图能力和想象力，当然，这种想象力的实现正是由于她在技巧层面的实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完全能理解Peter的用意。

然而，作为一个艺术家，当技巧和观念都具备以后，他还需要做什么？Peter的答案让我惊喜，“对我来说，卓越的艺术家或者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于为你所身处的文化增添（add）不同的声音。”然而，形式并不乐观，“很多学校和现有的展览上都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同样的东西不断出现，但根本没有人增加任何新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应当时刻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为既有文化注入新理念了吗？还是说我只是不断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一旦你停止问自己，你的作品就会陷入某种形式主义。”Peter的这段言论让我很有共鸣，每周都有数十个展览开幕，真正能让你激动不已或者铭记一生的有几个，或者说有没有，你听到新的声音了吗？看到颠覆性的内容吗？不能说一点没有，至少少得可怜。这就是Peter所谓的在艺术创作上“陷入了某种形式主义”，这是一种思维的体制化，创造力的体制化，最初的创造力演变成一种“学术常态，变成了行为准则。”似乎不这样维持下去作品就失去了固有观众群体，失去了活力，而事实正好相反。这种准则让艺术家明哲保身，固步自封，看似大家都走在前沿，但由于大家都在朝一个方向走，前沿最终变成了中庸和常态，甚至衍生出艺术的流水线，生产最终代替了创作。

对于Peter而言，这种为既有文化增添新声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的意义在北京，纽约，或新德里是不同的，所谓优秀在Peter看来“意味着艺术家要去挑战他所处的环境。”（指文化，社会，宗教环境等。）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家要能够挑战自己所身处的文化模式，这个模式是作为一个人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化洗礼，这种对人的改变力量几乎是压倒一切的，而艺术家所要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模式化的反抗。这种模式化体现在作品的题材选择上，对此我向Peter表达了我的观点，即中国的艺术家倾向于“向外看”，也就是看周遭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政治，社会，民生，基调是讽刺的，调侃的。而看纽约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和其他一些西方的当代艺术作品，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那就是西方的作品呈现的是“向内看”，看自我，看个体，关注的更多是自我认知，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种反差让我很感兴趣， Peter对此并不很以为意，对他来说“作品题材的改变是一种循环，如果你一直做自我省察，也会变成形式主义。在70年代的纽约，艺术作品中呈现了非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到了90年代，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一题材又开始横扫艺术圈，作为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挑战公众的期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题材上的转变，人们会因为作品缺乏新鲜感而疲惫。”对于Peter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就像你以前天天吃汉堡后来受不了了开始吃卤煮是一回事。



纽约艺术学院院长Peter的作品Day for Night

对于很多艺术学院的学生来说，在上学期间就有苏富比专场销售和展出，这对于很多艺术生来说是难得的美事。然而，这会不会导致他们过多的考虑作品的市场价值，Peter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认为“学校有一定的责任让学生知道如何生存，不仅是在市场上的生存，还有在现有体制文化下的生存，或者以策展人，驻地艺术家的身份生存。越多了解艺术界的组成构造，越容易保护自己的作品，并能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在艺术圈存活下去。”接着Peter表达了他的立场，“艺术上的创作，探索和挑战是首要的。但是艺术家要会保护自己的作品。”Peter多次强调“保护”（protect）这个词，这让我很好奇，因为我以前很少在这种场合和语境里听到这个词。 Peter认为“保护就是不要让作品消失掉的意思。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文化产品被创造出来，电影，音乐，录像，戏剧等等，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消失了，原因是创作者没有抓住机会去保护他们的作品，建立起他们的观众群，所以学校有责任帮助学生保护他们的作品。”

这几年，艺术的市场化，金融化已经成为大趋势，艺术院校的学生当然也清楚作品的市场价值，有些国内刚毕业的学生一张作品就要价20万，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虽然在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但是学生的作品价格远没有这么高。Peter个人很害怕这种毕业生以高价卖作品的情况，因为这本应是一种长期行为，不论从投资的角度还是创作的角度。因为“一旦市场出现低迷，那些高价卖出去的作品就不会有人再买了，因为买家没钱去投资这些艺术品。许多学校鼓励学生的短期行为，这是不应该的。”



纽约艺术学院学生作品Soft Hires

后来我们又谈到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艺术市场，这是目前更受瞩目的话题。我问到市场和体制支持系统（像美术馆和非盈利机构）两者之间的区别， Peter一下显得很激动，他甚至用到“cynical”（愤世嫉俗）这个词，“真实情况是，处于美国文化体制内的那帮人，也就是那些有名誉度的——在大型美术馆或者非盈利机构中的人，其实与市场上的人都是同一群人，”不仅如此，“艺术家把作品放在美术馆和非盈利机构展出，但作品并不直接从这些地方被买走，而是从画廊，独立策展人或者一些艺术顾问那里买走。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市场和这些体制支持机构是同一个系统，这有点像打着文化招牌洗钱的意思，即使他们仍旧在经济上支持艺术家，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把钱给艺术家而是交给美术馆。”除此以外，现在的艺术市场里，一、二级市场与美术馆和非盈利机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那些权威美术馆里的人从拍卖行旗下的画廊里购买作品，而拍卖行又可以帮助他们来操纵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当今的西方艺术圈开始出现这种腐败的现象，有一种感觉是，在高端市场里的人其实是通过那些权威美术馆里展出的藏品来操控市场的价格结构，或者通过二级市场来操纵市场价格。”

对于现在拍卖会上动辄就出现上百上千万美元的成交价格有作假的嫌疑，Peter认为这是业内公开的秘密，拍卖公司里的人有的是艺术家的朋友，另外一些是藏家的朋友，“他们确保这件作品总的价格结构不会跌的太低。”但是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其他的市场，比如商品或股票市场，“那就是违法了”。但是艺术市场目前还没有严格的规范，其原因就是艺术作品的价值很难用资本去量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几乎不可能有，你既可以说它值1000万美元也可以认为它一文不值，所以这就导致在艺术市场上“基本上可以任由你做任何事”，虽然有一定的法律约束，但是效用不大。而这一切所谓的不规范，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一旦艺术市场衰退，那么无论对艺术家，美术馆还是画廊都是致命的，所以“维持这种价格结构让所有人得以生存下去，但主要还是藏家受益最多，因为他们在艺术上的投资风险更小，且更持久。”但是Peter认为，提高透明度会对这个行业更好，但是“很难让二级市场里的人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