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非常现场
我们处在一个根本分裂的时代，不管是生活还是艺术，抑或是艺术与艺术之间，生活与生活之间，都是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分裂的。我们曾经生活在一种丰富的传统之中，在董其昌时代他就是他的时代中公认最好的艺术家，正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其罗就是他们的时代公认最好的艺术家。然后从欧洲输入油画之后，我们开始有了两种好的标准。一个油画大师在国画大师面前会谦逊地说自己是外行，一个中国画大师也不好对一个油画名家评头论足。然后等我们看看民间艺术，我们又觉得城里的画家其实全都不值一提。现在我们又有了“当代艺术”，我们有了另一种艺术标准。我们对多种标准的存在心安理得，在不同语境下交替地使用不同的标准。我们用多元主义让自己心安理得。但这种多元主义其实是文化接触和交流尚未完成磨合的标志，这是文明的消化不良的野蛮阶段。文明的成熟不但是多元的资源和影响，更是这些资源被强大的消化能力所融合。只有价值标准相对稳定和统一，才可能产生文化产品的精致度和高度，否则就只有分裂的文化代言和遗产保护。不幸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
我们的个人尊严和社会责任是分裂的。我们此前说过，艺术界每隔一阵子总是会有一批要求回归现实、介入社会，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家跳出来大声疾呼，过后有会另有一批人跳出来痛惜于艺术沦为工具，如此左右震荡，循环不已。事实上，这种左右摇摆的周期已经如此短促，以至于这么两种人总是同时存在于艺术界，互相攻击和鄙视。入世派高举着知识分子良知和社会关怀的道德大旗，痛斥对手的麻木不仁。自律派鄙夷对手的简单狂热和道德绑架放弃了艺术的坚守。事实上，谈论社会介入者确实经常仗势偷懒，用题材和立场的自信取代超越的工作。而自律派确实经常把艺术的完整和个人的独立建立在心如死灰的封闭状态中。于是我们的艺术爱好者们左右为难：他们刚刚被为民请命的英雄所震撼，转身又被超凡脱俗的圣贤所征服。这才倾倒于弄潮儿的前卫风姿，那边又对苦行者的寂寞肃然起敬。甚至同一个艺术家也经常左右为难：看看完新闻便义愤填膺满身道德激情深感艺术无聊，转身翻上一本大师的画册又觉得埋头苦干刻不容缓。我们就这么左右为难。
我们的劳动和创造是分裂的。我们号称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是对于人类的创造力的解放，可是为了能尽可能地放大我们的创造成果的影响力，我们不得不占领越来越大的空间，越来越密集地展示和出场。为此，我们不得不雇佣越来越多的助手和工人，而他们的加入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实现？他们的劳动多大程度上带来自尊和享受？我们的雇佣行为多大程度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大规模作品的产生中的控制和压抑转换成参与性的合作？我们的创造高居劳动之上，渐渐远离了劳动的支持，演变成情报搜集、反应的敏感和苦思冥想，变成刻露的职业行为。
我们的艺术和生活是分裂的。我们听任艺术竞赛白热化，同时听任日常生活的庸俗化。我们的艺术活动，工作室制作、展厅展出、画廊销售、专业杂志评介等等，越来越成为自我循环的圈子化行动。随着艺术圈的文化生产能力成熟，更广大意义上的文化领域接纳了我们工作成果，但只是作为成功学的样本，纳入资本主义化的商品生产体系和造星体系，提供给主流文化消费。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对艺术界的渗透和掌控相比，艺术界输出给主流文化的批判性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少？既便有所批判，也封闭在艺术话语圈内。即使我们在中追求创造，标新立异，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从饮食到衣着，从居住到旅行，从娱乐到消费，无不循规蹈矩地接受着景观化的现实。开幕之前衣冠楚楚地打扮一下，开幕之后去K歌，我们何曾拒绝流俗的体面和肤浅的快感？在我们装修自己的家的时候，我们反思过装修文化吗？在我们穿上名牌时，我们批判过流行文化吗？我们让出了日常生活领域，毫无反抗地接受了消费陷阱和剥削，接受了广告宣传和意识形态控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反思能力，兴高采烈地扮演者主流意识形态的顺民的角色，这样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滋养出作品中的创造力？
我们的激进和妥协是分裂的。我们对陌生的记者和策展人、收藏家大讲我们的创作理念、激进思想，我们有没有耐心对我们的父母或小学班主任，甚至我们工作室中的助手，好好说一说自己的艺术观念？我们竟然根本没有想到首先让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用出国展览、发财致富、被大众媒体报道等等利好消息抚慰着他们的不解、担忧和虚荣心，这虽属善意但难道不是有意让他们处在被忽悠的无知状态？为什么我听任他们不理解我的作品，却要去和远方的人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在公共领域扮演追求自由的父权秩序反抗者，却在家里扮演暴君。我们越是在作品中装疯卖傻，越是在生活中循规蹈矩。
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是分裂的。 我们在城市的某一个区域中追求特立独行，获得关注和掌声，把这个区域变成创意生活的旅游点，然后用偶尔为之的农家乐消费来为自己制造亲近大自然的幻觉。我们关心吃到的是不是绿色食品，在一场降雪中兴高采烈地拍摄，却不知道农民对这场雪的焦虑。我们在城里谈论混搭和哥特时尚，对国际建筑大师的新作评头论足，下乡也热衷于收藏木版年画和布老虎，我们却听任农民家里的厅堂挂着港台艳星的剧照，听任他们在春晚的庸俗小品中堕落地乐不可支。我们的精英和底层是分裂的。我们从小剧场从欣赏实验戏剧出来，对街头扭秧歌的大妈视而不见。我们雇佣农民工搬运我们的作品，何曾过问过他家的小孩吃的是什么品牌的奶粉！
我们的自我和他人是分裂的。我们捍卫隐私却热爱打听八卦。我们渴望革命，同时恐惧混乱。我们的理性和感性是分裂的。我们谈论激进政治，却只能表态和立场，不能谋划和贡献。我们讨论虚拟生存和网络社会，却更热衷于在酒桌上进行。我们抱怨环境污染，却离不开空调。
⋯⋯
上述这种种左右为难、青黄不接、首鼠两端，是我们身上严重的精神病症候。是我们的时代特有的精神病。各种来源的异种真气在体内左冲右突，尚未能消化，让我们忽冷忽热。我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叫做“后现代状况”而认同下来。我们无法在其中安身立命，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坐立不安、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和承认自己身上的精神分裂症状，并开始主动地改变这种症状。不寻求贯通的人就不会贯通，不寻求统一性的人就没有统一性。于是就永远只能文化冲突、永远只能没出息地后现代状况下去。一种有病的状况居然被学者拿来沾沾自喜扮演先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们之所以重提总体艺术，正在于要避免这种分裂的局面，要用一以贯之的统一性消化我们身上的自相矛盾，完成上述精神病状态的自我治疗。要用行动来贯通生活与艺术，让艺术重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就让生活重新获得艺术的支援。
矛盾不可能通过选择而得到解决。一时站到一种立场去，也就会一时又向另一个极端倾倒。贯通之道绝不是在分裂的两端之间选择阵营和购物般的投票。贯通之道也不是舍两端而道中庸，不是适可而止的折衷和优柔寡断的含混。贯通之道，要使最远的两个端点互相连接，把直线变成圆周。贯通之道是一种拓扑学：贯通之道是莫比乌斯带和克莱因瓶。
在达芬奇身上，我们看见过知识和技能如何贯通，感性的观察和理性的研究如何互相滋养，形成循环。在瓦格纳那里我们看到浸没式的全方位感性控制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如何结合成一种精神生活的设计。在拉斯金和莫里斯那里，我们看到从实用和日常中如何生长出批判性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包豪斯那里，我们更进一步看到，全面改造生活的理想与手工的磨练的紧密结合。在二十世纪遍及全球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中，从斯坦纳到泰戈尔，从黑山学院到博伊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把艺术作为生活的建设性力量的努力。艺术不是一种职业分割，而是生活的贯通和改变的力量所在，是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进行重新思考的反思能力。然后从乡村的编织和制陶，从吟唱到节日，从衣着到建筑，从使用一把椅子到书写一个字母，都可能可以重新出发。这是一条强大的总体艺术的思想脉络。在这条脉络中，艺术家拒绝被美术馆殿堂神化，拒绝用市场成功为自己加冕，精英是在底层的劳动中涌出，科学、技术、审美和道德拒绝分离，工作与欢乐拒绝对立。而从事者拒绝成为身份的限定，追求全面的发展。
这种总体艺术态度在中国一直是存在并且事实上更为强大的。得道者庖丁的地位历来至高无上，艺术历来都是修身的道路。而内在的修炼从来都是与外在的责任合二为一的。我们看到王阳明、于谦、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书生，交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就可以成为将军。我们看到大书画家徐渭在胡宗宪幕府指挥戚继光们抗倭－－他们中并没有人读过军事院校。我们不得不相信，应该确实存在着一种通向“道理”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会计师或木匠，一个司机或文书，而首先是培养一个通达了道理的人。一个通达了道理的人可以平静地读过屠宰师傅的一生，也可能在历史机缘的推动下挺身而出成为英雄。这是对平凡的人生最具敞开的可能性的教育道路。
而艺术，在这条贯通的道路上从来都若有若无，从不喧嚣和逼迫，却到处都是，默如天籁。我们的艺术在屋檐下，在手中的扇子中，在每一个器物里，随时可能从忙碌的生活中升腾而起，展示道理。因此，这种艺术让我们的生活从来都浸泡在机遇之中。当我们把最伟大的大师 称为“巨匠”的时候，从这个词语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与艺、上与下、用与美、常与异、器与道的全面的贯通。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人与我，进与退、内与外、雅与俗、江湖与庙堂，从来都不是越分越开的两端，从来都是在极端处回到出发点。
最内在的修身和最入世的肇事的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最积极的社会行动，最锤炼心灵的坚定。最狂野昏乱的变局，也最需要清明的智慧和内在的激情。我们把社会行动当作修身，就无所谓成败，无成败心就无恐惧心，社会行动方能积极。我们把精神修炼当作社会行动并托付给社会行动，精神修炼就不会枯槁和昏沉，就始终在通风透气中活跃。
最活跃的创造和最寂寞的劳动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要让双手成为最主要的思想器官。让创造性从技艺中跃出，而不是用漂浮的创意剥削劳动。最独特的个人创造和最庞大的集体工作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他人和我的创作的关系要重新界定。署名权要重新界定。
最日常的生活应该作为最激进的实验的工作室。日常生活和艺术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艺术创作的材料要来自日常生活，艺术创作的空间要回到日常生活空间，艺术创作的对象要回到普通人群，而不是艺术体制所培养出来的职业化的先锋派观众。反过来，要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重新安置幻想的位置。我们要用渗透在生活细节中的艺术，抗拒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景观化。创造行动必须就地开始，才能消灭生活的无趣。
最后，我们最大的奖赏应该来自最靠近我们的人。我们要从身旁开始寻求赞美，测试创造的能量。最伟大的成功和最微小的感应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
生活已经被景观，经济已经被垄断，政治已经被表演。只有艺术才能打破壁垒，贯通内外与上下，贯通群己与物我，贯通意志与必须，贯通成熟与天真，贯通因果与机缘，贯通有无。只有贯通，我们才可能重新拥有生活、政治和经济。贯通才成为道路。只有生活和艺术的各种层面和维度互相贯通，我们才能回到平静而活跃，坚定而积极，尊严而仁义，无私而大我的生活。只有自由和解放成为可能，现实也才成为可能。于是，幸福才成为可能。
我们处在一个根本分裂的时代，不管是生活还是艺术，抑或是艺术与艺术之间，生活与生活之间，都是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是分裂的。我们曾经生活在一种丰富的传统之中，在董其昌时代他就是他的时代中公认最好的艺术家，正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其罗就是他们的时代公认最好的艺术家。然后从欧洲输入油画之后，我们开始有了两种好的标准。一个油画大师在国画大师面前会谦逊地说自己是外行，一个中国画大师也不好对一个油画名家评头论足。然后等我们看看民间艺术，我们又觉得城里的画家其实全都不值一提。现在我们又有了“当代艺术”，我们有了另一种艺术标准。我们对多种标准的存在心安理得，在不同语境下交替地使用不同的标准。我们用多元主义让自己心安理得。但这种多元主义其实是文化接触和交流尚未完成磨合的标志，这是文明的消化不良的野蛮阶段。文明的成熟不但是多元的资源和影响，更是这些资源被强大的消化能力所融合。只有价值标准相对稳定和统一，才可能产生文化产品的精致度和高度，否则就只有分裂的文化代言和遗产保护。不幸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
我们的个人尊严和社会责任是分裂的。我们此前说过，艺术界每隔一阵子总是会有一批要求回归现实、介入社会，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家跳出来大声疾呼，过后有会另有一批人跳出来痛惜于艺术沦为工具，如此左右震荡，循环不已。事实上，这种左右摇摆的周期已经如此短促，以至于这么两种人总是同时存在于艺术界，互相攻击和鄙视。入世派高举着知识分子良知和社会关怀的道德大旗，痛斥对手的麻木不仁。自律派鄙夷对手的简单狂热和道德绑架放弃了艺术的坚守。事实上，谈论社会介入者确实经常仗势偷懒，用题材和立场的自信取代超越的工作。而自律派确实经常把艺术的完整和个人的独立建立在心如死灰的封闭状态中。于是我们的艺术爱好者们左右为难：他们刚刚被为民请命的英雄所震撼，转身又被超凡脱俗的圣贤所征服。这才倾倒于弄潮儿的前卫风姿，那边又对苦行者的寂寞肃然起敬。甚至同一个艺术家也经常左右为难：看看完新闻便义愤填膺满身道德激情深感艺术无聊，转身翻上一本大师的画册又觉得埋头苦干刻不容缓。我们就这么左右为难。
我们的劳动和创造是分裂的。我们号称自己在艺术上的探索是对于人类的创造力的解放，可是为了能尽可能地放大我们的创造成果的影响力，我们不得不占领越来越大的空间，越来越密集地展示和出场。为此，我们不得不雇佣越来越多的助手和工人，而他们的加入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的实现？他们的劳动多大程度上带来自尊和享受？我们的雇佣行为多大程度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大规模作品的产生中的控制和压抑转换成参与性的合作？我们的创造高居劳动之上，渐渐远离了劳动的支持，演变成情报搜集、反应的敏感和苦思冥想，变成刻露的职业行为。
我们的艺术和生活是分裂的。我们听任艺术竞赛白热化，同时听任日常生活的庸俗化。我们的艺术活动，工作室制作、展厅展出、画廊销售、专业杂志评介等等，越来越成为自我循环的圈子化行动。随着艺术圈的文化生产能力成熟，更广大意义上的文化领域接纳了我们工作成果，但只是作为成功学的样本，纳入资本主义化的商品生产体系和造星体系，提供给主流文化消费。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对艺术界的渗透和掌控相比，艺术界输出给主流文化的批判性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少？既便有所批判，也封闭在艺术话语圈内。即使我们在中追求创造，标新立异，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从饮食到衣着，从居住到旅行，从娱乐到消费，无不循规蹈矩地接受着景观化的现实。开幕之前衣冠楚楚地打扮一下，开幕之后去K歌，我们何曾拒绝流俗的体面和肤浅的快感？在我们装修自己的家的时候，我们反思过装修文化吗？在我们穿上名牌时，我们批判过流行文化吗？我们让出了日常生活领域，毫无反抗地接受了消费陷阱和剥削，接受了广告宣传和意识形态控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反思能力，兴高采烈地扮演者主流意识形态的顺民的角色，这样的日常生活如何可能滋养出作品中的创造力？
我们的激进和妥协是分裂的。我们对陌生的记者和策展人、收藏家大讲我们的创作理念、激进思想，我们有没有耐心对我们的父母或小学班主任，甚至我们工作室中的助手，好好说一说自己的艺术观念？我们竟然根本没有想到首先让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用出国展览、发财致富、被大众媒体报道等等利好消息抚慰着他们的不解、担忧和虚荣心，这虽属善意但难道不是有意让他们处在被忽悠的无知状态？为什么我听任他们不理解我的作品，却要去和远方的人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在公共领域扮演追求自由的父权秩序反抗者，却在家里扮演暴君。我们越是在作品中装疯卖傻，越是在生活中循规蹈矩。
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是分裂的。 我们在城市的某一个区域中追求特立独行，获得关注和掌声，把这个区域变成创意生活的旅游点，然后用偶尔为之的农家乐消费来为自己制造亲近大自然的幻觉。我们关心吃到的是不是绿色食品，在一场降雪中兴高采烈地拍摄，却不知道农民对这场雪的焦虑。我们在城里谈论混搭和哥特时尚，对国际建筑大师的新作评头论足，下乡也热衷于收藏木版年画和布老虎，我们却听任农民家里的厅堂挂着港台艳星的剧照，听任他们在春晚的庸俗小品中堕落地乐不可支。我们的精英和底层是分裂的。我们从小剧场从欣赏实验戏剧出来，对街头扭秧歌的大妈视而不见。我们雇佣农民工搬运我们的作品，何曾过问过他家的小孩吃的是什么品牌的奶粉！
我们的自我和他人是分裂的。我们捍卫隐私却热爱打听八卦。我们渴望革命，同时恐惧混乱。我们的理性和感性是分裂的。我们谈论激进政治，却只能表态和立场，不能谋划和贡献。我们讨论虚拟生存和网络社会，却更热衷于在酒桌上进行。我们抱怨环境污染，却离不开空调。
⋯⋯
上述这种种左右为难、青黄不接、首鼠两端，是我们身上严重的精神病症候。是我们的时代特有的精神病。各种来源的异种真气在体内左冲右突，尚未能消化，让我们忽冷忽热。我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叫做“后现代状况”而认同下来。我们无法在其中安身立命，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坐立不安、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和承认自己身上的精神分裂症状，并开始主动地改变这种症状。不寻求贯通的人就不会贯通，不寻求统一性的人就没有统一性。于是就永远只能文化冲突、永远只能没出息地后现代状况下去。一种有病的状况居然被学者拿来沾沾自喜扮演先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们之所以重提总体艺术，正在于要避免这种分裂的局面，要用一以贯之的统一性消化我们身上的自相矛盾，完成上述精神病状态的自我治疗。要用行动来贯通生活与艺术，让艺术重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就让生活重新获得艺术的支援。
矛盾不可能通过选择而得到解决。一时站到一种立场去，也就会一时又向另一个极端倾倒。贯通之道绝不是在分裂的两端之间选择阵营和购物般的投票。贯通之道也不是舍两端而道中庸，不是适可而止的折衷和优柔寡断的含混。贯通之道，要使最远的两个端点互相连接，把直线变成圆周。贯通之道是一种拓扑学：贯通之道是莫比乌斯带和克莱因瓶。
在达芬奇身上，我们看见过知识和技能如何贯通，感性的观察和理性的研究如何互相滋养，形成循环。在瓦格纳那里我们看到浸没式的全方位感性控制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如何结合成一种精神生活的设计。在拉斯金和莫里斯那里，我们看到从实用和日常中如何生长出批判性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包豪斯那里，我们更进一步看到，全面改造生活的理想与手工的磨练的紧密结合。在二十世纪遍及全球的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中，从斯坦纳到泰戈尔，从黑山学院到博伊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把艺术作为生活的建设性力量的努力。艺术不是一种职业分割，而是生活的贯通和改变的力量所在，是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进行重新思考的反思能力。然后从乡村的编织和制陶，从吟唱到节日，从衣着到建筑，从使用一把椅子到书写一个字母，都可能可以重新出发。这是一条强大的总体艺术的思想脉络。在这条脉络中，艺术家拒绝被美术馆殿堂神化，拒绝用市场成功为自己加冕，精英是在底层的劳动中涌出，科学、技术、审美和道德拒绝分离，工作与欢乐拒绝对立。而从事者拒绝成为身份的限定，追求全面的发展。
这种总体艺术态度在中国一直是存在并且事实上更为强大的。得道者庖丁的地位历来至高无上，艺术历来都是修身的道路。而内在的修炼从来都是与外在的责任合二为一的。我们看到王阳明、于谦、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书生，交给他们一支军队，他们就可以成为将军。我们看到大书画家徐渭在胡宗宪幕府指挥戚继光们抗倭－－他们中并没有人读过军事院校。我们不得不相信，应该确实存在着一种通向“道理”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会计师或木匠，一个司机或文书，而首先是培养一个通达了道理的人。一个通达了道理的人可以平静地读过屠宰师傅的一生，也可能在历史机缘的推动下挺身而出成为英雄。这是对平凡的人生最具敞开的可能性的教育道路。
而艺术，在这条贯通的道路上从来都若有若无，从不喧嚣和逼迫，却到处都是，默如天籁。我们的艺术在屋檐下，在手中的扇子中，在每一个器物里，随时可能从忙碌的生活中升腾而起，展示道理。因此，这种艺术让我们的生活从来都浸泡在机遇之中。当我们把最伟大的大师 称为“巨匠”的时候，从这个词语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与艺、上与下、用与美、常与异、器与道的全面的贯通。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人与我，进与退、内与外、雅与俗、江湖与庙堂，从来都不是越分越开的两端，从来都是在极端处回到出发点。
最内在的修身和最入世的肇事的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最积极的社会行动，最锤炼心灵的坚定。最狂野昏乱的变局，也最需要清明的智慧和内在的激情。我们把社会行动当作修身，就无所谓成败，无成败心就无恐惧心，社会行动方能积极。我们把精神修炼当作社会行动并托付给社会行动，精神修炼就不会枯槁和昏沉，就始终在通风透气中活跃。
最活跃的创造和最寂寞的劳动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要让双手成为最主要的思想器官。让创造性从技艺中跃出，而不是用漂浮的创意剥削劳动。最独特的个人创造和最庞大的集体工作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他人和我的创作的关系要重新界定。署名权要重新界定。
最日常的生活应该作为最激进的实验的工作室。日常生活和艺术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艺术创作的材料要来自日常生活，艺术创作的空间要回到日常生活空间，艺术创作的对象要回到普通人群，而不是艺术体制所培养出来的职业化的先锋派观众。反过来，要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重新安置幻想的位置。我们要用渗透在生活细节中的艺术，抗拒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和景观化。创造行动必须就地开始，才能消灭生活的无趣。
最后，我们最大的奖赏应该来自最靠近我们的人。我们要从身旁开始寻求赞美，测试创造的能量。最伟大的成功和最微小的感应要合二为一，形成循环。
生活已经被景观，经济已经被垄断，政治已经被表演。只有艺术才能打破壁垒，贯通内外与上下，贯通群己与物我，贯通意志与必须，贯通成熟与天真，贯通因果与机缘，贯通有无。只有贯通，我们才可能重新拥有生活、政治和经济。贯通才成为道路。只有生活和艺术的各种层面和维度互相贯通，我们才能回到平静而活跃，坚定而积极，尊严而仁义，无私而大我的生活。只有自由和解放成为可能，现实也才成为可能。于是，幸福才成为可能。
球老师，别拽文字了，抄点新作让大伙欣赏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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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书，都读了也是个250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