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左小祖咒的网易博客 左小祖咒
《忧伤的老板》连载一
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
我叫左小祖咒，原来叫吴红巾，没读过几天书，当过兵，混过大街，后来唱了一些歌，搞了点艺术，把自己搞得有点神秘了。请原谅我以莽汉的身子骨闯进公共视野，也请原谅我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给你讲讲我这十几年的一点事儿。
忧伤的老板
我是1993年从上海来的北京，大概是五六月的样子。我在上海待了三年，那时候卖拷磁带，就是你给我一盒空白带，我把你要听的东西录好，给你印个封皮，收你几块钱；卖卖打口带，那还不是个CD普及的年代，CD在当时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到北京之后，我就不打算再干这个活儿了，得做自己的音乐。乐队的名字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就叫NO。后来，我一直延续着这个做事的习惯，就是做什么先把名字给想好。为什么叫NO呢？因为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说“NO！”。而我要做的音乐，也应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和当时的很多乐队完全不同的音乐，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形式上还是文化见解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中国的现代音乐还局限于超载、冥界这样的速度金属和死亡金属，算是最狠的了，这两支乐队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现在超载的吉他手李延亮和冥界的王强都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李延亮在我专辑里做了不少的演奏，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首歌的吉他手，最新的《大事》里的吉他也是由他主刀的；王强在1996年前后去了德国，成了一个画家，这么多年来，也没怎么见过他。中国的音乐当时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唐朝、黑豹我都听过，也都喜欢。但是九十年代开始我接触了西方的很多音乐，更好的音乐，特别是美国大门乐队的，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和当时的汉语音乐完全不一样的音乐。
和我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小我三四岁的哥们儿，叫方海强。他当时还是个高中生，那年正好考大学，我不记得他那年考上还是没考上了。我来北京之前去和他告别，他就也偷偷地离开了家，跟我来了北京，想和我一起做点事情。他热爱音乐，也很想做音乐，但我感到他这种想法很不妥。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练吉他已经好些年了，1985年我就开始学了。可是海强什么也不会，他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没有基础。不错，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画画，但上手去画，也就画出来了，但当时我不赞赏这种东西，音乐更不可以搞出来。因为还没有任何建树，当然谈不上自信了，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我也是新手，还没有创作出像样的作品，心里也是没啥底的。
我在上海街头混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窦勇的，在北京饭店工作，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在朝阳门内给我弄了一个四合院。当时二环和三环之间还没有建好，二环往外虽然不是郊区，但已经很荒了，明显感觉人少多了。我本来打算不做打口磁带这个生意了，可带来钱没几天就造光了，所以剩下这点货还是卖卖吧。我当时很少上街，都是我的兄弟海强去卖，我出本他出力，挣了钱一人一半。
有一天，我在米市大街附近，碰见了一个黑黑的家伙，中等个子，眼睛很亮，骑着个破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捆画布。我当时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聊音乐，说着音乐圈里的黑话，什么“黑馒头”(Metal)啊，朋克啊，哥特啊这类玩意儿，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的，根本就听不懂。这时这个黑黑的，瞪着两只闪亮的大眼睛的家伙就问我能不能卖给他两盒磁带。我觉得这家伙就像个老农，知道他肯定不懂音乐，但是不懂不代表他没有求知欲。可是你说我卖给他什么好呢？给他好东西吧，他不懂，给他不好的东西吧，觉得有点欺负人，这也不对。所以我想还是培养他一下吧，而且我这小生意还是要做的嘛。当时我们上了很多谁人(The Who)的货，还有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和大门的很多东西，谁人乐队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不好卖。海强也不懂这些东西，这就很麻烦，因为想要卖好茶叶，就得把茶叶讲得很有文化，不然卖不上价钱。于是我就跟这个老农侃了一阵，要价也提上去了，大概提到50块两盒磁带，因为我知道他是要还价的。最后，我就把两盒谁人乐队的磁带以3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他。
这个人告诉我他叫张洹，说他是个艺术家，画画的，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而且非常崇拜摇滚乐。他说等他把这一批画布都画上东西的时候，就会卖个很好的价钱，然后就来买我的磁带，会买一大堆，这个对我相当有吸引力。虽然我知道这肯定是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但是人总要活在希望之中。我告诉他我也是个艺术家，搞音乐的。他很兴奋，就留了电话和BP机号给我们，说有空可以到他那里去坐坐。我们也一直想找一个自己的地方住，因为这个四合院也只是一个过渡，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占着别人的房子。而且，四合院的房子不隔音，卫生条件也不好，哪像现在四合院是文化人住的，当时四合院是给穷人住的。我说我很想到你那里去坐坐，问他住的地方远不远，他说很近；我问他你们那儿的房子便宜吗，他说很便宜，而且是又好又便宜。我说这事儿太好了，因为又好又不吃草的牛儿，实在是天下难找。我说我们正好要换房子住，他就很热情地要我们到他那儿去看看。
《忧伤的老板》连载一
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
我叫左小祖咒，原来叫吴红巾，没读过几天书，当过兵，混过大街，后来唱了一些歌，搞了点艺术，把自己搞得有点神秘了。请原谅我以莽汉的身子骨闯进公共视野，也请原谅我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给你讲讲我这十几年的一点事儿。
忧伤的老板
我是1993年从上海来的北京，大概是五六月的样子。我在上海待了三年，那时候卖拷磁带，就是你给我一盒空白带，我把你要听的东西录好，给你印个封皮，收你几块钱；卖卖打口带，那还不是个CD普及的年代，CD在当时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到北京之后，我就不打算再干这个活儿了，得做自己的音乐。乐队的名字我在上海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就叫NO。后来，我一直延续着这个做事的习惯，就是做什么先把名字给想好。为什么叫NO呢？因为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说“NO！”。而我要做的音乐，也应该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和当时的很多乐队完全不同的音乐，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形式上还是文化见解上都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中国的现代音乐还局限于超载、冥界这样的速度金属和死亡金属，算是最狠的了，这两支乐队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现在超载的吉他手李延亮和冥界的王强都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李延亮在我专辑里做了不少的演奏，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首歌的吉他手，最新的《大事》里的吉他也是由他主刀的；王强在1996年前后去了德国，成了一个画家，这么多年来，也没怎么见过他。中国的音乐当时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唐朝、黑豹我都听过，也都喜欢。但是九十年代开始我接触了西方的很多音乐，更好的音乐，特别是美国大门乐队的，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和当时的汉语音乐完全不一样的音乐。
和我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小我三四岁的哥们儿，叫方海强。他当时还是个高中生，那年正好考大学，我不记得他那年考上还是没考上了。我来北京之前去和他告别，他就也偷偷地离开了家，跟我来了北京，想和我一起做点事情。他热爱音乐，也很想做音乐，但我感到他这种想法很不妥。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练吉他已经好些年了，1985年我就开始学了。可是海强什么也不会，他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没有基础。不错，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画画，但上手去画，也就画出来了，但当时我不赞赏这种东西，音乐更不可以搞出来。因为还没有任何建树，当然谈不上自信了，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我也是新手，还没有创作出像样的作品，心里也是没啥底的。
我在上海街头混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窦勇的，在北京饭店工作，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在朝阳门内给我弄了一个四合院。当时二环和三环之间还没有建好，二环往外虽然不是郊区，但已经很荒了，明显感觉人少多了。我本来打算不做打口磁带这个生意了，可带来钱没几天就造光了，所以剩下这点货还是卖卖吧。我当时很少上街，都是我的兄弟海强去卖，我出本他出力，挣了钱一人一半。
有一天，我在米市大街附近，碰见了一个黑黑的家伙，中等个子，眼睛很亮，骑着个破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捆画布。我当时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聊音乐，说着音乐圈里的黑话，什么“黑馒头”(Metal)啊，朋克啊，哥特啊这类玩意儿，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的，根本就听不懂。这时这个黑黑的，瞪着两只闪亮的大眼睛的家伙就问我能不能卖给他两盒磁带。我觉得这家伙就像个老农，知道他肯定不懂音乐，但是不懂不代表他没有求知欲。可是你说我卖给他什么好呢？给他好东西吧，他不懂，给他不好的东西吧，觉得有点欺负人，这也不对。所以我想还是培养他一下吧，而且我这小生意还是要做的嘛。当时我们上了很多谁人(The Who)的货，还有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和大门的很多东西，谁人乐队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不好卖。海强也不懂这些东西，这就很麻烦，因为想要卖好茶叶，就得把茶叶讲得很有文化，不然卖不上价钱。于是我就跟这个老农侃了一阵，要价也提上去了，大概提到50块两盒磁带，因为我知道他是要还价的。最后，我就把两盒谁人乐队的磁带以3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他。
这个人告诉我他叫张洹，说他是个艺术家，画画的，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而且非常崇拜摇滚乐。他说等他把这一批画布都画上东西的时候，就会卖个很好的价钱，然后就来买我的磁带，会买一大堆，这个对我相当有吸引力。虽然我知道这肯定是个很不靠谱的事情，但是人总要活在希望之中。我告诉他我也是个艺术家，搞音乐的。他很兴奋，就留了电话和BP机号给我们，说有空可以到他那里去坐坐。我们也一直想找一个自己的地方住，因为这个四合院也只是一个过渡，我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占着别人的房子。而且，四合院的房子不隔音，卫生条件也不好，哪像现在四合院是文化人住的，当时四合院是给穷人住的。我说我很想到你那里去坐坐，问他住的地方远不远，他说很近；我问他你们那儿的房子便宜吗，他说很便宜，而且是又好又便宜。我说这事儿太好了，因为又好又不吃草的牛儿，实在是天下难找。我说我们正好要换房子住，他就很热情地要我们到他那儿去看看。
《忧伤的老板》连载二
在米市大街一带逛悠的时候，我还碰见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口碑不是太好，人称金乌鸦，长得很黑，很穷，穷人嘛，总是要受人欺负的，他是那种总是在兜里揣着一两盒磁带卖来卖去的人。我们不一样，好歹有个书包，工作有分工，不但有卖东西的，还有在胡同口望风的，因为当时查得很厉害。可是金乌鸦这样的人在当时也很多，他们每次只上50块钱或100块钱的货，就那么几盒，然后拿回去录下来自己听，再把原版卖掉。因为那时候的年轻人对文化资讯、新鲜的东西有一种很高涨的热情，做不成没什么关系，只要在这个圈子里玩着，就感觉很幸福。那时候为了一本书或一盒磁带从东城跑到西城是个很正常的事情，还是骑着个自行车来回跑的那种。
其实当时在米市大街一带混过的大多数都成了中国摇滚乐界很重要的人，后来这些人很多都改了名字，我都不大记得住了。好像郝舫、窦唯、汪峰也老来这一带逛悠，但当时不认识；还有付雄，他是中国卖国外正版打口CD有名的大户。而当时最有名的人，叫钱大成，此人的名字在中国打口界如雷贯耳，那可是首都打口界的头号人物。我初来北京的时候，见到那些在街头卖货的同行，问他们货是从哪儿弄的，他们都说是从钱大成那儿进的。他是整批整批地包货，甚至整车皮地拉，我们这些打口贩子每个人都想成为钱大成。虽然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我一直没见过他，直到两年前，诱导社的雷霖来找我，说老钱要拍个电影，要请我吃个饭，用我的《征服》做主题歌。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老钱是谁，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你叫钱什么呀？”他说他叫钱大成，我的妈呀，差点吓得我从椅子上跌到地上。后来他跟我说，现在他什么音乐都不听了，就听我的，要知道，做打口带的人，耳朵都是顶尖级的，几乎没有他没听过的音乐，就像一个吃过百家饭的人一样。这让我太爽了。
后来，金乌鸦带我找到了夜千。他告诉我有一个小子琴弹得不错，也想搞乐队。本来我没当回事儿，心想就算找不着乐手也不要紧，多卖两盒磁带也行。结果我们就到了夜千那小子家里，我发现他有一张很稀罕的拼盘，当个宝贝似的供着，里面有好多乐队我都知道，但是没听过，有碎瓜(Smashing Pumpkins)之类的。他拿了一套当时很高级的音响放给我听，音响的牌子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健伍还是先锋组合音响什么的。他家里还有一架钢琴，然后又从卧室里拿出一把电吉他，又从床边的什么地方拿出一块效果器，接着就玩儿上了。我觉得这小伙儿不错，于是就告诉他别弹吉他了，弹贝斯，我来弹吉他。我告诉他我有个乐队，名字都想好了，叫NO。在我把自己的音乐观念给他简单讲了一下之后，他就加入了。但他也不太清楚我要搞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是靠欣赏趣味走到了一块儿，乐队后来的一些成员基本上也是这么找到的。夜千是个天才，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在米市大街一带逛悠的时候，我还碰见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口碑不是太好，人称金乌鸦，长得很黑，很穷，穷人嘛，总是要受人欺负的，他是那种总是在兜里揣着一两盒磁带卖来卖去的人。我们不一样，好歹有个书包，工作有分工，不但有卖东西的，还有在胡同口望风的，因为当时查得很厉害。可是金乌鸦这样的人在当时也很多，他们每次只上50块钱或100块钱的货，就那么几盒，然后拿回去录下来自己听，再把原版卖掉。因为那时候的年轻人对文化资讯、新鲜的东西有一种很高涨的热情，做不成没什么关系，只要在这个圈子里玩着，就感觉很幸福。那时候为了一本书或一盒磁带从东城跑到西城是个很正常的事情，还是骑着个自行车来回跑的那种。
其实当时在米市大街一带混过的大多数都成了中国摇滚乐界很重要的人，后来这些人很多都改了名字，我都不大记得住了。好像郝舫、窦唯、汪峰也老来这一带逛悠，但当时不认识；还有付雄，他是中国卖国外正版打口CD有名的大户。而当时最有名的人，叫钱大成，此人的名字在中国打口界如雷贯耳，那可是首都打口界的头号人物。我初来北京的时候，见到那些在街头卖货的同行，问他们货是从哪儿弄的，他们都说是从钱大成那儿进的。他是整批整批地包货，甚至整车皮地拉，我们这些打口贩子每个人都想成为钱大成。虽然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我一直没见过他，直到两年前，诱导社的雷霖来找我，说老钱要拍个电影，要请我吃个饭，用我的《征服》做主题歌。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老钱是谁，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你叫钱什么呀？”他说他叫钱大成，我的妈呀，差点吓得我从椅子上跌到地上。后来他跟我说，现在他什么音乐都不听了，就听我的，要知道，做打口带的人，耳朵都是顶尖级的，几乎没有他没听过的音乐，就像一个吃过百家饭的人一样。这让我太爽了。
后来，金乌鸦带我找到了夜千。他告诉我有一个小子琴弹得不错，也想搞乐队。本来我没当回事儿，心想就算找不着乐手也不要紧，多卖两盒磁带也行。结果我们就到了夜千那小子家里，我发现他有一张很稀罕的拼盘，当个宝贝似的供着，里面有好多乐队我都知道，但是没听过，有碎瓜(Smashing Pumpkins)之类的。他拿了一套当时很高级的音响放给我听，音响的牌子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健伍还是先锋组合音响什么的。他家里还有一架钢琴，然后又从卧室里拿出一把电吉他，又从床边的什么地方拿出一块效果器，接着就玩儿上了。我觉得这小伙儿不错，于是就告诉他别弹吉他了，弹贝斯，我来弹吉他。我告诉他我有个乐队，名字都想好了，叫NO。在我把自己的音乐观念给他简单讲了一下之后，他就加入了。但他也不太清楚我要搞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是靠欣赏趣味走到了一块儿，乐队后来的一些成员基本上也是这么找到的。夜千是个天才，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
《忧伤的老板》连载三
他们有利用价值
北京的夏天很热，我们那个四合院有两个厕所，大茅坑，天一热特别臭。加上我又爱发疯，鬼哭狼嚎地喊，四合院隔音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地方不能再待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张洹，但是当时闹了个岔子，我没记住他的名字，“洹”字我也不认识，其实他告诉过我，但我忘了。我只记得他是个河南人，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兄弟海强：“我们给河南人打电话吧。”听到我们的电话，河南人激动坏了，马上就告诉我们，兄弟，半个小时后，你们到长城饭店那儿，那附近有个口子，我们就在那儿的天桥边上见面，反正我长得啥样你也知道。我就跟海强坐了个公交车过去了，张洹也到了，还是推着那辆破自行车。
他带着我们一直往东走，我们一块儿边走边聊。我当时就四下观察，周围几乎没什么人，又热，一路上我看见小水沟里的死猪、苍蝇，还有垃圾场，心里就犯嘀咕，这地方哪能找到什么好房子啊。虽然我长得也黑黑的，看起来挺糙的，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有些洁癖的人，我的兄弟海强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而且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也没吃过苦，所以比我洁癖还厉害。接着我们走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三四十分钟吧，来到了一个地方，张洹陪我们找了好多家，我们都不满意。张洹的房子我们也去看过，一个破房子，很大，顶也没有吊，也没有做好隔断，都是拿书架和画布隔开的。一进门是一张大画布，什么也没画，涂得黑咕隆咚的，上面挂着个从垃圾场捡回来的破娃娃。他告诉我们这附近还有几个画家，都是他中央美院的同学，当时是暑假，回家了。但我对画画的人感觉不太好，觉得他们很笨，但也说不出来他们哪儿笨。他们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画画的人笨，画画让人看不懂的人，更笨。
但是这些画画的很崇拜搞音乐的。我告诉他我们不想在这块儿待，他就极力挽留我们，想要我们在那块落脚。人是群居的动物，一个人在这么大一个村子里待着，他迫切要求群居。最后，他费了好大劲，跑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个独院。这个院子蛮好，房东在城里上班，白天不怎么在家，大概是200块钱一个月，我和海强就搬了进去。从那以后，张洹和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玩。
当时这个地方叫大山庄，还不叫东村，其实就是现在的朝阳公园，以及朝阳公园东边的一块，四路居一带，大山庄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成了朝阳公园。我们当时的活动范围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三个点儿，一个是大山庄；一个是往北一点的酒仙桥，因为那儿的饭很便宜；再就是北京画院，就是团结湖那里，那儿有个邮局，我们经常到那儿寄东西，打长途电话。
这段时间又来了几个人，一个叫马六明，人长得很帅，和我差不多大；一个叫王世华，是马六明的同学，比我大个十多岁；还有一个姑娘，叫段英梅；还有张炀。这几个人没事就跑到我住的院子里玩。我当时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厢房里，天天练胡喊，把整座院子弄得震天响。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后来有很多歌都是这么唱出来的。
他们有利用价值
北京的夏天很热，我们那个四合院有两个厕所，大茅坑，天一热特别臭。加上我又爱发疯，鬼哭狼嚎地喊，四合院隔音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地方不能再待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张洹，但是当时闹了个岔子，我没记住他的名字，“洹”字我也不认识，其实他告诉过我，但我忘了。我只记得他是个河南人，于是我就告诉我的兄弟海强：“我们给河南人打电话吧。”听到我们的电话，河南人激动坏了，马上就告诉我们，兄弟，半个小时后，你们到长城饭店那儿，那附近有个口子，我们就在那儿的天桥边上见面，反正我长得啥样你也知道。我就跟海强坐了个公交车过去了，张洹也到了，还是推着那辆破自行车。
他带着我们一直往东走，我们一块儿边走边聊。我当时就四下观察，周围几乎没什么人，又热，一路上我看见小水沟里的死猪、苍蝇，还有垃圾场，心里就犯嘀咕，这地方哪能找到什么好房子啊。虽然我长得也黑黑的，看起来挺糙的，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有些洁癖的人，我的兄弟海强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模样，而且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也没吃过苦，所以比我洁癖还厉害。接着我们走了好长时间，大概有三四十分钟吧，来到了一个地方，张洹陪我们找了好多家，我们都不满意。张洹的房子我们也去看过，一个破房子，很大，顶也没有吊，也没有做好隔断，都是拿书架和画布隔开的。一进门是一张大画布，什么也没画，涂得黑咕隆咚的，上面挂着个从垃圾场捡回来的破娃娃。他告诉我们这附近还有几个画家，都是他中央美院的同学，当时是暑假，回家了。但我对画画的人感觉不太好，觉得他们很笨，但也说不出来他们哪儿笨。他们画的东西我也看不懂，画画的人笨，画画让人看不懂的人，更笨。
但是这些画画的很崇拜搞音乐的。我告诉他我们不想在这块儿待，他就极力挽留我们，想要我们在那块落脚。人是群居的动物，一个人在这么大一个村子里待着，他迫切要求群居。最后，他费了好大劲，跑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一个独院。这个院子蛮好，房东在城里上班，白天不怎么在家，大概是200块钱一个月，我和海强就搬了进去。从那以后，张洹和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玩。
当时这个地方叫大山庄，还不叫东村，其实就是现在的朝阳公园，以及朝阳公园东边的一块，四路居一带，大山庄的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成了朝阳公园。我们当时的活动范围不是特别大，主要是三个点儿，一个是大山庄；一个是往北一点的酒仙桥，因为那儿的饭很便宜；再就是北京画院，就是团结湖那里，那儿有个邮局，我们经常到那儿寄东西，打长途电话。
这段时间又来了几个人，一个叫马六明，人长得很帅，和我差不多大；一个叫王世华，是马六明的同学，比我大个十多岁；还有一个姑娘，叫段英梅；还有张炀。这几个人没事就跑到我住的院子里玩。我当时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厢房里，天天练胡喊，把整座院子弄得震天响。怎么喊才能让别人听着感觉惨不忍睹，自己又不太费劲，后来有很多歌都是这么唱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