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朱其博客

2011年刚过去半年，当代艺术仍在持续发酵，如天津文教所、威尼斯国家馆的新团队以及中央美院的实验艺术节。这些层出不穷的当代艺术热，却让人感到资本和体制化之后的当代艺术正在变味。

鲁迅在《阿Q正传》描写了辛亥革命的悲剧，即革命原先只局限在同盟会、兴中会几个会社，人数不过上千。但革命后，不仅各省军阀更换旗号宣称共和，连阿Q也觉得加入革命是一种好事业。但革命到此时，就被迅速的简单化了。

一般而言，当各阶层都试图加入一个即将成功的领域时，这时就需要一个最简单最易于操作的政治标识，即只要剪掉辫子，你就是一个革命党了。革命因此远离了最初发动者们的复杂深刻的内心体系，而离一个人人都是革命党的标识很近，近到一步之遥。姜文的《让子弹飞》的结尾部分，也描写了革命发动者成功后的虚无感，人民将革命变成一场打劫，而发动者的部下不再去解放更多的人，只想从此恋爱和享受生活。

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当代艺术被逐出了体制。这给与当代艺术一次绝地重生的机会，它在波希米亚方式和后殖民的国际展览体系中令人惊奇的崛起。九十年代后期，当代艺术大有席卷一切的气势，在短短十年不到红透国际展览舞台。因为国际化的成功，大部分暴发户在没搞懂当代艺术之际，在艺术资本化环节紧急与国际市场并轨，在西方推出的市场雏形上往天价炒作提升。因为市场的成功，大部分媒体也在半懂不懂的艺术理解上，紧急从另类时尚和新财富群体的角度轮番报道当代艺术，并带动一拨拨没弄清艺术的新兴阶层和从业者像互联网热时期一样加盟当代艺术，开设画廊和美术馆、从事市场经纪、兴办艺术媒体，甚至将艺术空间的会所化，一批批诗人、作家、歌手、记者甚至老板都转行成为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

至2005-2009年左右，当代艺术已具备代表一个投资、生活方式、淘金和个人奇迹发生的新兴领域的所有的可能特征，接近势不可挡的成功之际。此时，政府和体制也正式宣布加盟，成立政府双年展和当代艺术院、介入国家馆、成立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兴办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系、政府官员声称自己是独立策展人，这跟辛亥初期各省督军纷纷宣布共和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出逃谭嗣同菜市口就义，这些督军不知道在干吗，阿Q数年前还在看革命党被杀头、各暴发户还在混迹卡拉OK、夜总会，几个月前还在画国画的突然也做起了装置、新媒体艺术。

一夜之间，人人都是八五新潮的支持者及当代艺术的粉丝。此时，革命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人口政治和价值标准的简易化。随着大量看好当代艺术的新人口的涌入，原先的革命者在人数上属于少数派，新革命爱好者成了多数群体，革命的格局因此剧变，革命的发动者成了少数派继而边缘化，革命新加盟者是多数派，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精通革命奥义，但他们又想在新的革命浪潮中扮演主角。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能是使价值标准简单化，甚至简单到一无所知也能迅速上手。其次，是按照新的人群原先熟悉的运作文化及其现有的权力资源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当代艺术就开始“标识化”，即只要是在作品中使用装置、观念艺术、拼贴及新媒体器材的，你就是当代艺术了。这就像阿Q一度兴奋地感觉革命其实并不难，只要剪掉辫子砸掉尼姑庵牌子，他就是革命者了。控制文化体制资源的官员就像一百年前的督军一样，纷纷改变城头旗帜成当代艺术的文化创新大旗。于是游戏方式也重新更换模式，艺术市场按照股市、赌马场运作，艺术宣传按照时尚、财经媒体运作，前卫艺术在美院按照艺术设计一样搞技术化训练，国际双年展按照全国美展模式操作。

革命的结局就是标准的简单化，所有的人都变成光头党，有辫子的是保皇派，光头的是革命党。就像阿Q面对的革命高潮到来一样，前卫艺术的一切内涵被抽空，前卫艺术就被消解为时尚政治和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式的前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