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纽约工作了8年，尽管自称个人身份里“纽约人的比重最大”，中国设计师李虎还是于2006年回到了高速发展中的祖国首都北京，因为他觉得这里有着一个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文化维度。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休斯顿莱斯大学的李虎坚信，建筑“必须要适应未来”，“愉悦的空间”是当代城市规划必须考虑的一环，要允许人将个人的影响和喜好添加到这种空间里。他说他的任务就是在两个影响最大的建筑观念之间搭起桥梁：它们分别是经库哈斯改造、重提的二十世纪结构观念，以及伊拉克裔英国设计师札哈·哈迪代表的“扭曲”风格。李虎还提到了著名的现代派空想家勒·柯布西耶，一个不断带给他灵感的人。他一直在收集这位法国建筑师出版书籍的初版。
作为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工作室负责人，李虎参与了事务所在亚洲各地的项目，本着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景观再造，关注当代都市的接纳性（accessibility）和文化的推广。以北京的当代MOMA（Linked Hybrid）为例，独特的“天桥”将8座居住楼连结在一起，为城市空间再造提供了机会。8座大楼形成了一座“城中城”，创造了开放、多样、绿色的都市空间，在提高了接纳性的同时还实现了地热供暖和制冷，从而造就了当世最大的绿色居住楼。
此外，李虎还在2002年和妻子一同创建了O.P.E.N建筑工作室。O.P.E.N的宗旨是针对当代的一些困境进行全新的建筑实践，比如工作室所在的北京和新德里这两座城市的人口高密度问题，同时还重视公共舒适体验以及环境保护。
在他创办的双语建筑期刊《32: Beijing/New York》里，李虎强调了“开放性”和“接纳性”。这份期刊并没有盲目地就那些复杂的建筑问题提出解答，而是致力于提出当代城市和文化方面的问题。《32》有意回避主题性，摒弃了日益腐化的学院派学术，试图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读着参与到对当下问题的讨论中来。
2008年，李虎被任命为北京Studio X总监，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属于Global Network——由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和保护研究生院发起的项目——的一部分，其他加入的城市包括纽约、安曼和孟买。李虎组织了讲座、电影、艺术展览和研讨会等活动，试图创造一种应对建筑、城市和文化困局的“智库”氛围。Studio X致力于“和城市环境本身的演进保持同步”,在李虎的原有目标基础上又更进了一步。此前进行过的活动包括与歌德学院合办的“跑酷”·再读北京，一个以探研北京为主题的展览；还有在北京和纽约举办了当代水墨画展。
在本次访谈中，李虎谈了他对未来的展望，整合中的北京，以及现代城市的绿色进程。
你在哪儿长大？你对中国的高速城市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我的童年基本上在东北。我出生在清朝开始的地方，后来搬到了它结束的地方！那时候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差不多的。现在不一样了——有的有钱，有的有势，有的什么都没有。在城市里，比如北京，有的地方的确还是保持着老样子，但一旦出了三环，你就完全晕了。中国的所有城市几乎都这样。
你觉得北京的传统和当代建筑是怎样一种关系？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从外表上看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许多中国建筑师在“什么是中国建筑”这个问题上的挣扎，一定程度上就是缘于这种关系。中国传统建筑里存在一些现代性，许多西方建筑师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比如通透，自由布局，模块化外观。建筑必须要考虑如何建造，考虑建筑的用途。这两个因素都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如今的建筑有什么样的功能？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中国计划到2010年止要完成400座新城市的建设。这么多的建筑怎么应付的过来呢？
的确是非常难。区域规划一旦确立了，本应该加以保护，但所有东西都在不断地修改。我倒不是说“不要发展”，只是觉得真的需要那么快吗？不是的。我们就不能稍微放慢一点，多考虑一下吗？人口问题决定了必须使用不一样的方法。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应对肯定不止一种方法。我的建筑事务所O.P.E.N就在做重新设计二环路的工作，加入一座由公共建筑组成的公园，并且改善目前的交通状况。二环路是北京污染最严重，最受折磨的一个区域。我们希望把这座城市的中心变成令人愉快的空间。
这种程度的城市建设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建筑在这种新的城市感中担负着怎样的角色？
我亲眼目睹了一些新城市把生态系统毁坏殆尽。我们正处在一种恶性循环里，因为对自然的毁坏太严重了。北京完全可以用目前一半的面积容纳相同数量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给人在建筑中的生活带来改变，那将是令我深感欣慰的。这是最大的奖赏。如果你有机会对一个城市的运转方式进行重新的设计，你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
你正在研究生态房屋。你觉得可持续性会是未来几年中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关键因素吗？
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生态开发是很棘手的，有时候会成为一种营销手段，而不是真正去实现一个可持续的目标。生态存在着多个维度。最重要的是，整个都市的织体——基础设施——必须是生态的。当然，总是会有利益集团的阻挠，比如那些卖车的。
用天桥把8座居民楼串联起来的当代MOMA意图为居民和访客创造一种特殊的城市生活体验。在这样一个巨型的城市里，你是不是觉得有责任去改善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的确，北京的城市尺度是非人性的。没有街道，没有城市空间的感觉。这里就是一个“自己创造世界”的地方。我感兴趣的是创造一些真正对人有帮助的空间。每次去当代MOMA，你都能发现一些以前没发现的东西。空间有一种振奋的感觉，池塘让人感到平静。这个街区很简单，但同时又是一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的系统。我们O.P.E.N.在寻找一种系统化的建筑手段，因为人是会带来复杂性的。就好比一个书架：书就是添加进去的实质。建筑就像书架，人就像书。我们正在构造的这种关系是赋予建筑以生命的。别的建筑师想方设法“折腾”建筑，因为在媒体看来建筑就是外观问题。然而建筑归根结底是空间问题。
O.P.E.N.的宗旨之一是让建筑能接纳更广泛的人群。普通老百姓如何能够参与到建筑设计和实践的发展中来呢？
方法有很多。都不是我发明的。我想寻找一种可以变化的系统方法。终极目标是提供一种可以让人亲密相处、积极参与、熟练掌握的框架。这一点在其他领域正在实现，特别是产品设计。建筑就像一只巨大的恐龙，正在缓慢前行。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拖累——想做成一件事实在是太难了。就像这座城市，永远是未完成。但是依然激动人心。
你在纽约和北京两地工作；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建筑存在对话吗？
我办32系列杂志就是希望促进跨文化的对话。建筑师喜欢写长长的学术文章，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即时的对话和批评，针对建筑和文化中的一些和城市化相关的广泛议题。奇怪的是美国没有一本这样的建筑杂志。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进行人和人之间的言语上的对话，而是要建立起一种跨文化的视角。杂志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数字版。中国现在有成千上万本杂志，但很少有谈论有意义的或者实际的东西。满纸都是名人照片和翻来覆去说的话题。很少有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批评的，因此32是一个让人来发表意见的平台。
作为Studio X总监，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希望能推动一种集体的建筑思考和讨论，这是当下中国继续的。我们选取的一些课题是有比较意义但被忽视的，是新颖但是没有被广泛提出的，是有创建但被误解的。我希望能建立起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智库，帮助政府来思考事关城市未来的一些宏观与微观的建筑问题。
你觉得当代建筑师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好客户。好客户是能够放眼未来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必须得有前瞻的眼光，你需要一个能和你一样看到未来，并且支持你的客户。我想找的合作者是能够在一起对话的。有了好客户，我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就是钱。
你的下一代建筑师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去发现、去思考。跟随是不行的：如今我们都太容易去跟风了，一切都是要被抄袭的。建筑是一场斗争。多想，多发现，耐心。勒·柯布西耶说过：“创造就是耐心地寻找。”不要总想着成名。
你想象中未来几年北京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我觉得北京的扩张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一个反方向的处理，要压缩城市，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城市上来。我们已经做出了改变，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看到一些有趣的项目，人们正在进行革新。这让人深受启发。现在这城市非常有钱，是时候该修正一些问题了，而且不能像奥运会之前那样流于表面。城市是需要政府来管理的。在过去这个责任交给了开发商。他们才不在乎呢。我们现在需要把目光放在我们共享的东西上，去改善公共空间的质量——这是O.P.E.N.所有作品的关键。其他许多城市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待在里面让人不舒服。
北京的建造环境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特性？
北京和纽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实体上很不一样，但本质上一样。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有一些用现代模式建造的城市试图做出纽约和北京这样的文化氛围，但城市的建造者最终还是人。这是北京的关键：我觉得中国没有哪个城市具备北京这样深沉的文化维度。表面上看它是个不宜居的城市，但它是金玉其中的。这座城市需要你去发现，上海则是一个彰显的城市。你必须得努力去发现，才会喜欢上北京。
你会怎么设计自己的家？
我们现在就在设计我们的家呢。我在家的时间很少，但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地贴近自然。家必须要给你一种平静的感觉。同时，人生中的不同阶段，你会对“家”有不同的要求。我有两个孩子，所以我关注乐趣和安全。然后我还会需要别的东西，我希望我的家是在变的。建筑应该变。我的职业是很喧闹的，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思考、放松和集中注意力的清净地。我希望有个地方能让我退回到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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