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

唐晓渡

 “提灯女神”费罗伦斯•南丁格尔，以长期而真诚的护理事业诠释着其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及人格的高尚与伟大。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沙光一气完成了五卷近百万字的新作，对此我只能微笑赞叹。这赞叹非关本时代人人眼热的速度和效率，它仅仅指向一种状态，一种福分，以及来自我心底的大欢喜。沙光自谓此一期间她“完全投入到了一种惟主无我的写作境界之中”，而这是她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不必说，当她将之归功于“上帝超自然力所成就的神圣事迹”、“上帝奇妙作为的彰显”时，这一上帝慈爱的实证又立刻被转化成了与之相应的感恩和赞美。对此我同样只能微笑赞叹——立足其所持的神本主义写作立场，这实在是一件最自然、最正当不过的事。
据我所知，当代诗人作家中自称皈依基督教的并不罕见，但直言持以神本主义写作立场的，沙光即便不是唯一者，也是第一人。必须承认，初闻她这样说时我曾立感不适，而如此迹近本能的反应又让我在事后的反省中暗暗心惊，自问是否仍未摆脱某种曾经非常普遍的偏见的余绪。我们的偏见大多来自那句著名的论断，即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据此我们面对一个信教者会情不自禁地将其置换为吸毒者，油然生出实以歧视为底蕴的陌生、优越、怜悯混而不分的感觉以致拯救的冲动。进一步的探究则指向某种更深、更具敌意因而也更为强横的（集体）意识/无意识，它颟顸地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顽固地将排斥异己同时认作自己得天独厚的权力和必须坚守的义务。就此而言，存有上述偏见本身就是中毒甚深的表现，就需要拯救；而如果说所有的拯救都是自我拯救的话，那么，无论多年来已经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至少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修为看来还大大不够——也许就没有够的时候。
当然情况要复杂得多。我是说，被我的不适感触动的远不止是昔日的偏见，也包括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无庸讳言，所谓“不适”在这里必意味着分歧，而所有的分歧归根结底都是所“本”的分歧。说白了，就是我基于自己的立场对沙光的“神本主义”立场心存疑虑。我的立场其实不是“自己”的立场而就是诗的立场，简言之就是诗之所以作为诗独立且自足存在的立场，是在天、地、人、神及其有机关联的诸多可能的维度和界面上，在言说和沉默、澄明和遮蔽的持续博弈中，探讨并揭示当下生存整体的立场。由此决定了我的疑虑是对所有可能把诗导向抽象化、工具化、自我封闭化——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化道途的疑虑，是对所有从现成、自明的知识系统中获取依据，进而使诗的生成及其意蕴变得不言而喻的理论的疑虑。这样的立场，这样的疑虑，所相对的并非仅仅是“神本主义”，它同样相对于那种狭隘的“人本主义”、“语（言）本（位）主义”，乃至一切“主义”。如果其本身也可以被概括为某种“主义”的话，那么不妨称之为“诗本主义”或“决不’主义’的主义”。
一场争辩似乎已不可避免。我甚至听到了内部程序被启动的嘀答声。然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撤火。不仅如此，自那一刻至今，五年多过去了，在我和沙光之间从未就此有过哪怕是非正式的交流。我甚至没有问过，她之所本的“神”究竟是一神还是多神？其立场究竟是基于《旧约》还是《新约》？这当然不是说我一直在自我训练隐忍功夫；同样不是说，我因自知神学从来是自己的知识短板，每每未及开口便已心虚气怯（作为反证，早在二十余年之前，并且是在神学之板更短的情况下，我便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言不惭地提出过建立“诗歌神学”的可能性——尽管旨趣迥然相异）；更不是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或对友情的更为看重，我当初的疑虑已经自动归于消失——不，它仍然时明时暗地横亘在那里——而是说，从决定撤火的那一刻起，我就悬置了并一直悬置着那被猝然激发的疑虑。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够朋友，但我可以肯定，我之所以突然撤火，是因为有一个声音抢在了前面。和我刚刚说过的一模一样，它说：情况要复杂得多。
最早读到沙光的诗应该是在1994年。按照沙光自己的说法，早一年她即已开始其初期神本主义诗歌写作和诗学研究，并试图建立个人诗歌理论体系。然而，除了隐约耳闻她已受洗入会外，当时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了恐怕也不会太在意（自八十年代中期跳出黑格尔以后，我便不甚重视一切公认的或自称的“理论体系”）。那些诗之所以打动我，不在于我从中辨认出了怎样的诗学渊源或构架，而在于其自身的语言和情感强度。这种强度既来自语境内部倾向于撕裂的极端经验之间的紧张对峙，又来自往往趋于白热化的意绪与极其整饬的形式（除了个别的例外，统统为三节九行）之间构成的巨大张力。同样抓住我的还有与强度相互拥济的歌唱性，其非同凡响之处在于，无论是否借助诵读，也无论怎样诵读，似乎都不会影响其如空谷足音或白云出岫般的自在品质。它不是天籁却胜似天籁，明明是静夜独抒，但又暗含了万物的回声。在我看来，这种振幅宽广，且可令读者于载沉载浮中不自觉遭其裹胁的歌唱性甚至更值得探究，其清澈、激越必须结合其反面，结合其内部满布的伤痛、焦虑，或转折、空白处的涡漩和喑哑，才能被真正领受：
 

万暗的根底，我看到了大光隐秘的运行/ 一只鸦，一只白鸦啄伤我仰望之目/ 把心，挂在远不可及的风中// 在死荫之地，一声纯净的呼召惊醒万物/ 穿透所有的玫瑰，它到达我即无力返回/ 那时候，丰美的旷野已是深秋// 我怀着撕裂的歌远游于世，一只鸦/ 一只白鸦的翅膀教我永生沉浮/ 如银子在泥炉里练过七次，我是谁
——《大光》
 

没有什么将我彻底惊起，飞翔的宝座/ 六翼的雪在泥泽里绝吟，滋养和沦陷/ 我水晶的尸骨滚下蓝色的深渊// 黑夜之深，水从地浪里升起，教我消失/ 教我在劳动中举起苍白的玫瑰/ 更黑的王冠上坠满了谎言// 一条长长的木杖击散的道路/ 我未及抵达。如飞行的鸟在塔尖静止/ 家呵，我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
 ——《教堂》
 

这些诗结集出版时统统被归于“抵毁”的名下——确实，没有比这一命名更能概括彼时沙光复杂的内心境遇，更能揭示其沉陷的某种临界状态的了。最初看到同题作品时我曾以为“抵毁”是“诋毁”的笔误，并立即捉笔改过，但很快就意识到此乃作者刻意的自撰发明，真正有误的是某位自以为“资深”的读者和编辑。尽管如此，“诋毁”还是因谐音而成了旁通的秘响，进而融入以至深化了“抵毁”本身即已具有的歧义。作为一个动宾词组，“抵毁”既可以解作抵抗、抵阻、抵制毁灭，亦可解作抵达、抵换、抵还毁灭；两组解不仅力量向度截然相反，即便其各自内部，在程度和意味上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然而，凡此种种并不需要读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对诗来说，歧义丛生之处，往往也正是诗意纷呈之时。立足这一立场，“抵毁”就不再是一个词，一个标题，而是一系列错综意蕴或语言姿态的结晶。而此时我突然发现，那始终如幽灵般徘徊在侧的“诋毁”，其实一直作为必要的误读参与着我对“抵毁”的辨析，并因此使自身和这本诗集的关联具有了自我缠绕的性质：它似乎既可以作为这本诗集的自我能指，又可以作为其自我所指。接下来它开始以其原本无“歧”可言的语义为轴心，奇怪地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当摆向前者时，它毕现其批判且决不妥协的锋芒，其背后闪耀着更大的荣光；而摆向后者时则近于一句反语，于无畏的接纳中暗含某种反刺。如此误读或许有点牵强却并不出意外，毋宁说，“抵毁”作为“一系列错综意蕴或语言姿态的结晶”因而变得更加夺目，更加丰富，也更加严重了。如果它现在更像一个裂变的象喻，那也同样不出意外：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结晶”，就是裂变。
为一个词花费如此笔墨，以至不惜冒首先把自己绕晕的风险，是否表明我对沙光那一时期的诗有所偏爱？对此我自己也不甚清楚；但若说我更看重那些诗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则我愿意立马承认。这种承认既包含着某种评价，又包含着进一步的探询。无需特别的分析，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其意象系统的特质，只要对诸如“万暗的根底”、“大光”、“死荫之地”、“纯净的呼召”、“丰美的旷野”、“飞翔的宝座”、“水晶的尸骨”、“蓝色的深渊”、“塔尖”等用语所发散的气息及其整体气象葆有起码的敏感，就能轻易辨认出沙光皈依基督对她此一时期创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正是从内部照亮其语境的光源。然而，影响是一回事，可能的发展变化是另一回事。沙光之皈依基督自有其内在动因（即将出版的类自传《镜像》留下了这方面足够多的踪迹），由此确立了她在尘世的信仰；而由于她更早就选择了诗，这似乎又表明诗尚不足以成为她的信仰，至少不足以成为她完全的信仰。如此推论或许有点不伦不类，但并不妨碍它所提出的问题：对皈依后的沙光来说，其信仰和诗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将以怎样的方式处理这种关系？如果说《抵毁》已经对此做出了初步应答，那么，它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我要再次强调其严重性）又将给她的写作带来什么？沙光本人似乎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新的挑战。多年后我注意到，在前引《教堂》一诗中，她决非偶然地使用了“家”这一信仰和诗共通的隐喻，其结句听起来像更是一个同时为自己和读者准备的允诺：
 

家呵，我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
 

然而，期待中的“风暴”并没有降临——在稍后出版的《六十首短诗，一个长诗和一部诗剧》中没有；时隔又八年我读到了《泉旁的玫瑰》，更没有；前年的《香祭》则干脆让我绝了有关的念想。当然，这是就“风暴”一词的本义和可能激起的想象而言——尽管我深知纸上的风暴必经过身心的酝酿，却很少想到，它完全可能被转化成我们所不认识的形式。
没错，“不认识”正是我乍读《泉旁的玫瑰》的第一感受。时至今日，我对当时心中充塞的那种混合着失落和尴尬的奇特陌生感仍然记忆犹新。这种陌生感和诗本身写得好不好无关——事实上，面对这些诗我已无法使用通常的诗歌尺度——而只对应于期待的突然踏空或错位，其情形相当于兴冲冲地去见一位老友，进门却发现当堂站着另一个人。我想我大致翻完后很是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斟词酌句，其实脑子里一片雪花，如同搜不到频道的电视屏幕。最终我只能挣扎着说了句：“噢，赞美诗……写了这么多……”。抬头看向一旁的沙光，那目光必是困惑和询问的；沙光接着了，却是满满的坦荡，没有要解释什么的意思。她笑吟吟的，浑身上下流动、发散着某种我此前很少感受到的意绪。一个刚刚在诗集中反复出现的词蹦出来：喜乐。
沙光当然有理由喜乐：她刚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学史上、中国基督教史上第一本本土诗人创作的赞美诗专著”。但真正的理由更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她和她的上帝之间的秘密，也只能由她自己说出。至于我，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都没有理由不为沙光的喜乐而喜乐。接下来的合作足够愉快：我们一起商定出版细节，一起处理杂务，一起吃饭聊天。有感于她的盛情邀约，同时也为了获得某种体验，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在饭前和她一起双手合什，听她轻声祈祷，然后共呼“阿门”。
 

 房价的疯狂上涨暴露了中国当下“金钱至上”的错误信仰，凸显了现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腐化与僵硬。




间或也谈到诗（应该就是在这“间或”中的某次，她说到了她的神本主义立场）。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评价她的那些赞美诗。就像照像总是调不好焦距一样，我也总找不到我们之间可以通约的尺度。唯一可以通约的是真诚虔敬，但既然沙光在这方面无可置疑，而我又以为“真诚”不过是诗的出发之地（“虔敬”则要复杂一些），除非见出作伪和矫情，否则无需深究，我们之间自也不必为此费什么口舌。奇怪而又不足怪的是，沙光也从未主动征求过我对她那些赞美诗的看法——或许是因为无论我怎么看对她都不重要，或许是因为她自认我们之间已就此达成了某种默契。
某种默契自然是有的，但比之更确凿的却是尚未说出的疑虑。这疑虑并不自我耳闻“神本主义”始，事实上，从粗粗读完《泉旁的玫瑰》那一刻起它就一直存在，“神本主义”的宣示无非是令其更明晰、更刺激而已。有疑虑就有争辩，尽管那暗中进行的，始终是内心的自我争辩。我的自我争辩肯定不会围绕赞美诗本身（我敬重一切赞美诗如同敬畏上帝），更不会牵动其背后庞大的本体论、世界观和语言体系（我已经说过，神学从来是我的知识短板）；在某种程度上，它只不过承续了当初《抵毁》提出的问题，即诗与信仰的关系：以两本诗礼赞上帝固然彰显了沙光作为一个信徒的至敬至忱，并使她的写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明确方向感，但即便充分考虑了赞美诗在体式上的特定要求，这些诗的肌质和滋味也显得过于单薄，缺少张力，语言的不确定性及其含混的魅力更是消弥于无形，其语境是如此澄澈透明，以致其歌唱性也变得空洞。难道信仰力量的增强和诗的力量的增强必互为消长，或前者必以牺牲后者为代价吗？
我不得不发明“基督徒/诗人”这一复合词，以相对并区别于沙光屡屡自称的“基督徒诗人”。在我看来，“基督徒/诗人”突出的是一种并重的连理关系，不仅强调“既是基督徒，又是诗人”，更强调二者无论怎样本以同一渊薮（个体生命对虚无和苦难的双重体验），无论在精神指向上怎样相类（超越内心的虚无和苦难），却各各有据（前者基于向神的冲动而后者基于审美的冲动），不可彼此替代；而“基督徒诗人”突出的是一种从属的等级关系，不仅强调“首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更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前者之于后者都享有优先以至支配的地位。那么，沙光究竟是一个基督徒/诗人，还是一个基督徒诗人呢？
我无意制造“基督徒”和“诗人”之间的对立；同时还必须警惕，不要使我的辨析成为某种身份之争或概念游戏，这类无聊的语言杂耍人们已经玩得够多了。一个最简明而又最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对沙光来说，无论皈依还是写作都首先出于其安顿身心的需要，因而如何处理信仰和诗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也首先是她自己的事。这是个体生命的直接现实，也是无声的道德律令。就此而言，我的疑虑从一开始就是，也只能是自我疑虑，它所质询的与其说是沙光的神本主义立场，不如说是我自己的信仰处境（由于无从落实托尔斯泰所谓“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的宗教，我宁可让我的宗教感居留于能同时容存“信”和“疑”的“诗本主义”）；而我的自我争辩从一开始就是，也只能是某种祈祷，在这种祈祷中受到祝福的不仅是沙光和她的写作，不仅是诗和信仰所共同据持的大爱和正义，也包括那仿佛受了诅咒似的世俗大地。作为一个卑微的诗本主义者，我深知诗人也好，信徒也好，其真正的使命（假如确实存在某种“使命”的话）并不是要当一个精神工兵，致力于在尘世的窒碍中开挖一条可供自己遁往天堂的神秘通道，而是要认命如宿，携带其全部的内心苦难，无往而不复地展开所有人都向往的白日梦式的飞翔。此胆识所在，勇气所在，活力所在，也是所谓“超越”的难度之所在。至于这种飞翔是据以上帝的名义还是诗神的名义，在我看来反而是第二义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更愿意征引一位了不起的苏俄钢琴家的话以为回答，她说：“我知道只有一种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艺术。”
非常抱歉嗦至此还没有涉及沙光的五卷新作，而我将很快结束这篇业已太长的序文。这种做法有违常理，却未必有违我的初衷。说实话，最初答应为沙光作序完全是出于友情，但尚未等到断断续续地读完这五卷新作，我就意识到这项工作对我将是多么的力所不逮，而我的允诺又是多么的轻率。作为一次以神本主义为背景的大规模文学—神学写作实践，这五卷新作尽管各各有所侧重，但又依其内在的互文性而结为一个整体，兼有反观、探研、抚恤、启示、垂范诸多维度。要对这样一个整体做出中肯的学术评价本已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更困难的在于，它们不只是呈现了通常意义上的精神成果，还隐含着一条向圣长修的心路，面对后者，再中肯的说辞也都形同废话。
五卷中令我对此感受尤深的是《信心的操练》。必须承认，初读之下我曾大感不快和困惑，因为其以日课方式读参经文并自我激励的做法，奇怪地唤起了那恍若隔世的“天天读”、“活学活用”以至“斗私批修”的荒谬记忆；同样，“后记”中如下的一段话只要置换一系列关键词，就能与岁月博物馆中的某种意识形态藏品叠合，其同一的逻辑曾引导过众多的集体愚行以至暴行：
操练信心的益处即奔向生命成圣，将我们在地上作客旅的短小的日子经由爱上帝的生命实质作成荣神益人的活祭敬献基督。这是一个美不胜美的事实，更是极其内敛的争战：用我们的得胜彰显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见证十字架救恩真理的美德。
 

 新世纪十年，移民潮更加汹涌，新富阶层与知识分子成为当下移民潮的主力军。移民潮背后一方面是物质、现实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信仰追求的改变。

 


当然这都是些一时联想，它有待探究，却拒绝一切简单轻率的结论。清明的理性于此既不能无视历史前景和背景的变化，又不能将教义宣讲和现身说法混为一谈，尤其不能忽略处于绝对弱势的个体修为和以绝对强势的权力为后援的集体推广之间的区别。进一步说，只要不是纠缠于这些话语本身，而是着眼并叩问它们与言说者的关系，就不难体察到问题的另一面：在一个人文信仰持续坍塌，拜金和消费主义越来越甚嚣尘上，而精神/人格乃至精神自身的分裂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致人麻木的沉疴的历史语境中，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性，怎样的定力，付出怎样坚韧不拔的日常努力，才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
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奔向生命成圣”对我反倒构成了某种倾向沉默的压力。这和“成圣”之念是否虚妄，或在今天是否格外虚妄无关（作为个人励志，这在任何时代均无可厚非——且不说“人皆可为尧舜”的古训，当代亦可举出南丁格尔的成例），与“召唤－奔赴”的（神学）心理结构也关系不大；那一再训诫我缄口的力量不是来自任何修行的意愿及其可操作性，而是来自对一个人修行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并必须克服、消化的种种磨难，尤其是点点滴滴的日常磨难的同情（本义的同情）。由于分裂以至撕裂的力量前所未有地无所不在，这一过程本身甚至超越了其宣称的目标，向我呈现了某种内在的、隐秘的神圣性。立足这样一种可以被信仰和诗共享的神圣性的立场，就能看到《信心的操练》中那些未被说出以至说不出的部分（以日课形式说出的不过是其日常的象征），就不难体会到我所谓“倾向沉默的压力”。事实上，所有配得上神圣性的事物都具有这种倾向于沉默并唤起沉默的力量，它们当然也有权要求相应的领受和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坦率地说出曾经的疑虑和内心争辩以为引子，继而闭嘴以为读者留下更大的阅读和感悟空间，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了。
遗憾自然是免不了的，其中最大的就是来不及与沙光就《大地上的异乡人》展开进一步的对话。沙光自认其诗歌卷是“以神本主义诗学为背景的抒写上帝之爱对现实的抚恤的圣诗”，我则更愿意称其为一个向圣修行者阶段性的“喜乐颂”。我不会从诗艺的角度把沙光描述成一个“归来者”，然而，这些诗确实在更为成熟的意义上再现了曾在《抵毁》中大放异彩的魅力：变化多端的语言姿态和彼得拉克十四行的整饬形式之间构成的张力、闪烁游移于多重复合声调之间的不确定感，尤其是那种曾经让我着迷的音乐性。显然，正如皈依并没有自动终止沙光在尘世的苦难一样，转向神本主义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她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诗学问题。多年前她曾经允诺要“把风暴引进更高的城邦”，那么，她正在探索的，会是一条经由诗和信仰的相拥相济和互勘互破，不断在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危险的动态平衡的新道途吗？《火焰在深情地歌唱》一诗似乎同时包含了我的期待和沙光的应答：
 

内在的精神不再噼啪作响，但不意味着我停止了歌唱/ 不再像年轻时那么热切倾诉，语词不再纠结争斗/ 在宁静中关怀世界，与人和睦，但决不与罪恶同谋/ 我在歌唱中提炼黑夜光辉，在照亮别人的同时使自身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