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怎么办?[纽约]
发起人:ba-ba-ba  回复数:0   浏览数:1204   最后更新:2011/03/19 10:25:32 by ba-ba-ba
[楼主] ba-ba-ba 2011-03-19 10:25:32
转自artforum

美术史家Katy Siegel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主办的“当前的博物馆”研讨会



左: 艺术史家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和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慕尼黑Haus der Kunst美术馆馆长奥凯威·恩韦佐和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Massimiliano Gioni; 右: 独立策展人Barbara Piwowarska。
图片提供: Sirin Samman。

我们很难忽视理论话语与实际经验之间的鸿沟:一位博物馆馆长义正词严地对无为而治的美德论述了一番之后,便急匆匆地走向外面等他的车。作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们对展览的历史品头论足,但其实他们的解释都是从维基上盗用过来的。讲完后,他们回到座位上,等别人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们就玩弄自己的手机,上网交换化妆品小样(真的是这样)。而致力于研究前卫艺术的学者们不过就是例行公事地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一样一样又罗列了一遍。在这个强调合作和高压政治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演说总是过于繁冗(而且是老生常谈,完全不用准备),把讨论的时间都给占用了;他们来去匆匆,让人感觉就像限时抢购,热情的研究生和同行的教授还没来得及坐满会场,他们就赶紧离开了。

每个人都觉得达成共识很难。

并且……有关推动“当前的博物馆”的展览、体制和教育的问题讨论,即上周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和CUNY研究生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对于艺术博物馆和热爱/仇恨它们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至少在纽约,你就会发觉有些问题正在被激烈讨论,其他地方也一样。会议的组织者克莱尔•毕晓普, Kate Fowle和Eungie Joo轮流制定四天的会议日程,为这一雄心勃勃的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灵感,比如让MoMA和古根海姆改做行为表演的项目(估计会很糟糕),开始建造阿布扎比式建筑(肯定会很糟糕),还有“新学会”要在欧洲建立各种小型博物馆(这个可能会比较好)。Bishop指出私人收藏正蔚然成风,他对日益出现的艺术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并质疑我们是不是压根就不需要博物馆了。

周五是这次研讨会的第一天,全天讨论的都是一些宏观问题。也许可以借用罗莎琳德•克劳斯的一篇文章《晚期资本主义博物馆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t Museum)作为本次会议的开场白,但这明显是个战略性失误——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没弄明白。但是,宏观问题的讨论偶尔也会上升到抽象思考的层面。奥凯威·恩韦佐(Okwui Enwezor)将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建构起来的地方/全球的二元对立与当今另一种类似现象——地方/国家,地区行政/地缘政治,跨国/全球之间正在形成的二元对立——作对比。的确,他最近做了个项目叫“汇合点6”,这是在中东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和展览,他在会间休息时随意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饶有意味的但具有实质性的看法。



左: 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Richard Armstrong;右: 新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及教育和公共计划主任Eungie Joo与Colección Patricia Phelps de Cisneros馆长 Gabriel Pérez-Barreiro。
图片提供:: Alex Kleiman/ICI。

本次会议还是有一些富有启发性且令人振奋的时刻的。Van Abbe博物馆的策展人Annie Fletcher强有力地指出,博物馆收藏应该优越于短期展览。Van Abbe重新审视了艺术与体制的历史,并且与艺术家和档案管理员一同进行研究,这最多不过是具有一些创造性,从而通过艺术展览来建立新的学问。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博物馆馆长Manuel Borja-Villel的发言也许是反响最好的。他也不管人们正在讨论的克劳斯了(克劳斯还是他的老师呢),也不管独裁和公共性诉求了,而是对激进教育的价值观进行反思——其实就是一堆人在那儿你学我我学你。 Fletcher对于艺术品的实际展示和Borja-Villel关于思维结构的发言都使人们重新思考博物馆的基本职能。

周六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最引人入胜的一天,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名人。这一天的会议基本是由一系列研究实例构成的,过度直白的讲演矮化了“雄心勃勃”的讨论。卢杰、Zdenka Badovinac、 Gabi Ngcobo、 Gabriel Pérez-Barreiro和Anthony Huberman都清楚地阐释了他们的方案,但这些方案都直接来自于对物质条件的单纯想象——无论规模大小。古根海姆馆长Richard Armstrong的发言也没扣题——这不奇怪,因为他人太好了,总是在大场合上为人辩护。

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是,我和旧金山MoMA的策展人Dominic Willsdon接受那个荒唐的任务:总结整个会议流程,不管他们怎么七十二变,不管他们的各种承诺实现与否。他发布了一条震惊的消息,说博物馆一点也不关心艺术史家所做的事,这种老套的知识体系完全可以换成别的(不管什么样的)知识,而这一观点呼应了对于Paul Chan, Borja-Villel, Huberman和Massimiliano Gioni所说的经验的渴求。

这就是我从这三天的讨论中所得到的:地方主义正日复一日地变成比全球化更为有效的建构方式。公共领域已经让位给公众反应,这是体制的理想。观众并不是孤立的。有了体制撑腰,艺术项目(教育+出版+艺术的生产协作+巡展)甚至比艺术收藏更有优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它既没有定论也没有权威性。而这些特点正意味着当代视角——完全不是晚之又晚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枯燥而过时的同义词——具有严肃的可能性,并且可以开创出新的局面。向前看,代价显而易见:不要后退,而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 文/ Katy Siegel, 译/ 梁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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