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和全球化应该先从国内开始──对话霍米·巴巴
来源：南方都市报
特约记者蒋亦凡
在我看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变革来自于社会内部那些不得不在相互之间建立纽带的机构和团体，这使得我们———我们也应该使自己———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更加警醒。因为在这些连接点中，总存在着其中一种社会力量得以将议事日程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的可能性。
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是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和人文中心主任，也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作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收官演讲者，2010年12月18日他在上海美术馆的演讲轰动一时，慕名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报告厅，一些人只能站在外边廊道看墙上的视频直播。
“印度学者”巴巴教授说话完全不带印度口音，颇让人意外，他解释这和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他于1949年生于孟买的一个帕西少数民族家庭，帕西人祖上是移居印度次大陆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在印度的诸多民族中，它较早英化，所以巴巴从小在家就同时说古吉拉特语和英语，后来又上了西班牙人办的耶稣会学校，从孟买大学本科毕业后负笈英国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用他的话来说，“很晚”的时候，他又从英国去了美国，成为哈佛的教授。如今他常在印、英、美三地之间穿梭。试着问他，他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共同体（com -m unity）。他说难以回答，因为“共同体”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一个始终变动不居的概念。
倒不全是因为他复杂的个人背景。在上海演讲一开头，他就表示：“我一直不能容忍将文化间的问题简化为身份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你是谁，你就会做什么选择”，或者“你做什么选择，你就有了何种身份”的贴标签式的文化解释。在他看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问题其实是人类共有的，与身份无关，人类应该带着一种共同的热忱去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怀有一种伦理的理想主义。这正是他的上海演讲“野蛮与文明”的主题。
“技术市民社会”的新形式
南方都市报：你有否跟进维基解密泄露美国使馆密电的事情？它算是件重大的事情吗？
霍米·巴巴：我想它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有两个问题。我认为只要有外交，就一定有一些机密的沟通渠道。我不认为所有事情都得公开。因为磋商是有过程的。如果在过程之中你举止恶劣，我会在电话里对同事说：“这位中国的先生真是非常难搞。”然后瞬间这事就被维基解密传出去说：“霍米·巴巴教授说中国人非常难搞。”那不是真的，那只是一个过程中的片刻。
不过当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如何过滤这种信息而使之成为有用的知识？人们如此热衷于随时获取信息，某种意义上这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把那么多信息怎么办？选择的过程是什么？制订规则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拥有筛选机制和规则制订的同时又确保我们做的事情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些都是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眼下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有一股潮流———通过网络参与来从事公益活动。你认为这些会起作用吗？
霍米·巴巴：我认为会。当然它们并不足够，但它们代表了一种“市民社会重建”的迹象，它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你可以从这些例子中看到：如果官方在一个层面上对什么说了“不”，技术可以让人们找到替代的工具。我很积极地认为：就它们给沟通所创造的可能性而言，这些新技术非常重要。
这儿有一些别的问题：沟通十分重要，它是第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沟通会带来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如何构成知识？因为纯粹作为信息而传递的信息并不能带来能动性和催生行动。它必须被构建成知识。将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机制来做这件事，这些文化机制拥有多少构建知识基础的自由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沟通产生大量信息，信息生成知识，知识需要再变成代表（representation）———那么你怎么构建代表实体（bodies of represen-tation）？比如我打算代表那些土地被低价征收的农民，我该如何组织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但在一定时候你必须考虑技术和代表。人们得以表达出来的看法并不能自动加总起来变成代表。
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那些旧的代表实体不再发挥作用。比如政党，人们对它持愤世嫉俗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政党如何相互勾结———你在外头举着牌子要求正义，他们在里屋抽着雪茄做着交易。这也是为什么技术正在被作为用来增强思想的发声渠道。但是，如何将意见变为能动性、代表权和行动？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技术市民社会”（“technological civil society”）的新形式，及其代表结构。
“文化企业家精神”
南方都市报：最近五年来，在西方产生了一种方兴未艾的新的社会改良运动———社会企业。与传统的N G O模式不同，它强调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近几年的中国，年轻人对这种模式也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将它看做新的改变世界的工具。你对这股潮流有关注吗？你对它怎么看？
霍米·巴巴：我有第三种模式，称它为“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entrepreneurship），我认为它可以平衡社会企业和N G O这两种模式。因为文化企业家精神将伦理和美学问题推向前台———并不是说美学就是让图片好看，而是比如说“我住在一个没有绿色，没有生态平衡的上海，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的考虑。这样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思维，投射性的思维，将我们放到另外的时空，再回头来看现在的我们。
回答你说到的市场的问题：早些年，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会批评市场，拒绝参与市场。我不认为我们还能这么做。我们必须对市场保持高度的警醒和批判，但我们不能拒绝它，因为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已经被移交给了全球市场。所以我们必须介入市场，必须带着力度去介入，不是说钱的力度，而是说理念的力度，而且我们必须投身于这些理念。人们可能会说我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但我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在成为市场的王者的同时又投身于这些理念，比如乔治·索罗斯、比尔·盖茨，你可以批评他们，但他们对市场的介入，以及将市场朝着慈善企业家精神方向的引导是由理念而不是钱来推动的。
南方都市报：你可否详细解释一下“文化企业家精神”概念？它听起来非常有趣。当你说“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你指的仅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还是指切实利用市场机制来办事？
霍米·巴巴：我同时指这两者。首先，我所说的“文化企业家精神”概念立足于我所说的“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公民身份通常被视作是社会的、法律的，或政治上的。而我提出在这些领域以外，还有一个文化的领域，它将我们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或许是通过社会的某种仪式所形成的文化领域，或许是因为我们拥有艺术，我们参观博物馆，参加教育、文化、新闻传媒机构等所有这些我视为“文化公民身份”的活动，所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不能成为仅仅追求自身利益的公民。文化给了我们一种媒介，通过它我们可以去思考不同（alterity）、他性（otherness），思考伦理和美学。
如果你有了一种文化公民身份概念，“文化企业家身份”就变得更加可能。因为当你有了文化公民概念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慈善活动必须被纳入那些能够创造货真价实的文化共同体的那些文化机制中去。文化企业家身份指的也是使用艺术和文化的能力，而这些艺术和文化在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不是说只能担心它们成为市场的奴隶，它们通过市场所创造的利润能被用于支持艺术学校、媒体活动，能被用于支持艺术项目，支持艺术家，或为他们在社会中争取发言权，增强这些发言权，使他们觉得他们属于社会并且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份子。
中印知识分子拿什么贡献于未来的世界
南方都市报：查克拉巴提（D ipeshChakrabarty，参加本次印中对话的另一位著名印度学者）在他的演讲中谈及：中国和印度正在逐渐成为强国，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它们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新强权。那么中印知识分子能为未来的世界提供什么理论武器？
霍米·巴巴：中国和印度能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在文化和时间形式之内和之间开展工作。在这些形式中，过去不仅是过去，传统不仅是传统，未来也不单单是另一天。中国和印度处于有着很多相互重叠的时间框架的语境之中———历史时间框架、文化时间框架、价值时间框架。思考如何在一个充满了叠加的语境中处理时间和价值，这包括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不允许我们采取一种历史主义或目的论的进步观。
其次，中印两个社会中有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也非常有趣：一方面对某些话题能采取一种完全科学的态度，而同时你对另一些话题又能采取基于神话和迷信的态度，而且两者可以共存，而这在很多西方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中国和印度想要成为非常重要的强国，它们必须找到办法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而不是让农村发展成为不过是低等的城市发展。就经济和城市发展来说，中印这两个正在成长并影响着世界的国家和经济体应该为自己保持一个伦理距离，好让自己能看清楚正在发生些什么。一种很成问题的情况是：我们在理念、伦理上和美学上都抗拒设身未来的境地来看待现在的我们。我们是如此汲汲于当下。中印两国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单就印度来说，如果没有重大的基础设施改善，比如电力、饮水、健康、教育和污水处理等等，印度未来的地位就会被受到威胁。
平等和自由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如果你要求一切皆自由，那么平等就会遭殃，而如果通过教育手段来创造某种平等———比如使人可以提出“什么是我真正的利益？”、“这是不是我所在的地区和我所处的社群的利益？”这类的问题的意识和良知———他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玩偶而被操纵，而这样的意识来自于教育、民主实践、来自报章新闻、对话和辩论。
中印知识分子的贡献可以体现为介入这些议题———这些关于时间和空间议题、城市和乡土的议题、如何平衡自由和平等的议题，以及我们如何自信地撤回一步然后说“我们得在这儿画上条界线了”。这些都需要一种公民教育，一种更加世界主义的教育———因为你已经不再可能对你自己的城市做一个决策，然后认为它与更广大的区域乃至世界没有关系。我们能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我们需要一种理论来更好地思考这种相互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就像我在前天的演讲中所说的，相似性（re-s e mb la n c e）是被同时性（sim ultaneity）的紧张感所平衡的。比如从这儿望出去，和芝加哥差不多，特别是当起着雾的时候，但上海又不是芝加哥，因为一方面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有一种同时性，两者都有其特定的状况。
全球治理和“先从国内开始的全球化”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演讲后的对话中，你和与谈人何春蕤教授（台湾“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有一段争论。何教授在发言中质疑由国际组织、跨国N G O和跨国公司参与的对本地社会生活进行清教徒式规训并排斥弱势文化的那种“全球治理”，而你恰恰认为“全球治理没有牙齿，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增强它。”那么应该怎样增强全球治理？
霍米·巴巴：有很多需要做的事，首先你得增强规制全球治理的法律和公约。你得给它们一些力度，得让民族国家认可全球治理。你不能像美国那样，说我们不加入这个那个。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得加入所有的协定，但是你得鼓励它们尽可能多地加入，特别是当那些议题明显十分重要的时候，比如说国际刑事法庭。在这世界上有很多领导人在自己国家统治一段时间然后携大量钱财一走了之，一定得有办法把他们绳之以法。
但是，你不能从外部来强加这些东西。在我对何教授的回应里我很强烈地主张我们应该增强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增强市民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外人没法来为我们做这件事。增强市民社会，得通过增强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增强报纸、学校、博物馆，增强艺术家、作家、政治家的作用———最最重要的是增强对话和讨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法假定我们同意，但是我们应该同意我们可以就相互不同意的话题进行讨论，由此我们才能有所进展。
我对如何增强市民社会和增强国际治理的理解，就是如何在每个国家内部增强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不仅是民族国家的社会，市民社会的视野要远超世界主义，远超国际化。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最急需处理的全球治理的议题是哪些？
霍米·巴巴：很明显，气候变化、全球贫困和卫生、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极其重要。一个社会对待移民和难民的方式也已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一种关于全球化如何已经让全球社会不均衡变得和过去一样显著的意识。汤姆·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思想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必须做的是：开始去思考该如何在人口和地理状况各不相同的各种社会中看待平等。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海演讲中提到“全球化必须先从国内开始”，在你的著作《文化的方位》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估量那些正在全球化起来的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内部的差异问题———本土层面的多样性和再分配问题，以及地区性的少数族群的权利和代表权”。该如何增进这种“国内全球化”？谁来推动它？
霍米·巴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交给个别团体来完成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之一。
曾几何时，在很多社会里，人们觉得：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或者社会党，如果我投身于某一套理念，我就能把世界上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认为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得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建立起更多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契约———无论是在私有还是公共部门。
一旦有了先从国内开始的“伦理全球化”，“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穷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还不享有公共卫生服务的人？”、“我们如何对待移民、难民和外国人？我们给他们什么权利？”这些议题就会被用更宽泛的契约来处理。私有的慈善活动、基金会和N G O都会有角色需要扮演，政府也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变革来自于社会内部那些不得不在相互之间建立纽带的机构和团体，这使得我们———我们也应该使自己———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更加警醒。因为在这些连接点中，总存在着其中一种社会力量得以将议事日程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你属于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事情也是这样，但是政党或团体中毕竟有某种框架。而我们现在知道了，每一种变革的力量都会变得更加复杂，联系着社会的不同的组成部分。所以说，政治就是保持警醒，理解各种力量如何变动，使出你的浑身解数，使各种团体能够共同将其引向一种更加进步、更加公正、公平和平等的方向。
特约记者蒋亦凡
在我看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变革来自于社会内部那些不得不在相互之间建立纽带的机构和团体，这使得我们———我们也应该使自己———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更加警醒。因为在这些连接点中，总存在着其中一种社会力量得以将议事日程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的可能性。
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是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和人文中心主任，也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作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收官演讲者，2010年12月18日他在上海美术馆的演讲轰动一时，慕名而来的听众挤满了报告厅，一些人只能站在外边廊道看墙上的视频直播。
“印度学者”巴巴教授说话完全不带印度口音，颇让人意外，他解释这和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他于1949年生于孟买的一个帕西少数民族家庭，帕西人祖上是移居印度次大陆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在印度的诸多民族中，它较早英化，所以巴巴从小在家就同时说古吉拉特语和英语，后来又上了西班牙人办的耶稣会学校，从孟买大学本科毕业后负笈英国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用他的话来说，“很晚”的时候，他又从英国去了美国，成为哈佛的教授。如今他常在印、英、美三地之间穿梭。试着问他，他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共同体（com -m unity）。他说难以回答，因为“共同体”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一个始终变动不居的概念。
倒不全是因为他复杂的个人背景。在上海演讲一开头，他就表示：“我一直不能容忍将文化间的问题简化为身份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你是谁，你就会做什么选择”，或者“你做什么选择，你就有了何种身份”的贴标签式的文化解释。在他看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多问题其实是人类共有的，与身份无关，人类应该带着一种共同的热忱去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怀有一种伦理的理想主义。这正是他的上海演讲“野蛮与文明”的主题。
“技术市民社会”的新形式
南方都市报：你有否跟进维基解密泄露美国使馆密电的事情？它算是件重大的事情吗？
霍米·巴巴：我想它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有两个问题。我认为只要有外交，就一定有一些机密的沟通渠道。我不认为所有事情都得公开。因为磋商是有过程的。如果在过程之中你举止恶劣，我会在电话里对同事说：“这位中国的先生真是非常难搞。”然后瞬间这事就被维基解密传出去说：“霍米·巴巴教授说中国人非常难搞。”那不是真的，那只是一个过程中的片刻。
不过当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如何过滤这种信息而使之成为有用的知识？人们如此热衷于随时获取信息，某种意义上这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们把那么多信息怎么办？选择的过程是什么？制订规则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拥有筛选机制和规则制订的同时又确保我们做的事情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些都是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眼下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有一股潮流———通过网络参与来从事公益活动。你认为这些会起作用吗？
霍米·巴巴：我认为会。当然它们并不足够，但它们代表了一种“市民社会重建”的迹象，它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你可以从这些例子中看到：如果官方在一个层面上对什么说了“不”，技术可以让人们找到替代的工具。我很积极地认为：就它们给沟通所创造的可能性而言，这些新技术非常重要。
这儿有一些别的问题：沟通十分重要，它是第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沟通会带来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如何构成知识？因为纯粹作为信息而传递的信息并不能带来能动性和催生行动。它必须被构建成知识。将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机制来做这件事，这些文化机制拥有多少构建知识基础的自由度，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沟通产生大量信息，信息生成知识，知识需要再变成代表（representation）———那么你怎么构建代表实体（bodies of represen-tation）？比如我打算代表那些土地被低价征收的农民，我该如何组织这件事？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但在一定时候你必须考虑技术和代表。人们得以表达出来的看法并不能自动加总起来变成代表。
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那些旧的代表实体不再发挥作用。比如政党，人们对它持愤世嫉俗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政党如何相互勾结———你在外头举着牌子要求正义，他们在里屋抽着雪茄做着交易。这也是为什么技术正在被作为用来增强思想的发声渠道。但是，如何将意见变为能动性、代表权和行动？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技术市民社会”（“technological civil society”）的新形式，及其代表结构。
“文化企业家精神”
南方都市报：最近五年来，在西方产生了一种方兴未艾的新的社会改良运动———社会企业。与传统的N G O模式不同，它强调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近几年的中国，年轻人对这种模式也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将它看做新的改变世界的工具。你对这股潮流有关注吗？你对它怎么看？
霍米·巴巴：我有第三种模式，称它为“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entrepreneurship），我认为它可以平衡社会企业和N G O这两种模式。因为文化企业家精神将伦理和美学问题推向前台———并不是说美学就是让图片好看，而是比如说“我住在一个没有绿色，没有生态平衡的上海，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的考虑。这样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思维，投射性的思维，将我们放到另外的时空，再回头来看现在的我们。
回答你说到的市场的问题：早些年，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会批评市场，拒绝参与市场。我不认为我们还能这么做。我们必须对市场保持高度的警醒和批判，但我们不能拒绝它，因为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已经被移交给了全球市场。所以我们必须介入市场，必须带着力度去介入，不是说钱的力度，而是说理念的力度，而且我们必须投身于这些理念。人们可能会说我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但我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在成为市场的王者的同时又投身于这些理念，比如乔治·索罗斯、比尔·盖茨，你可以批评他们，但他们对市场的介入，以及将市场朝着慈善企业家精神方向的引导是由理念而不是钱来推动的。
南方都市报：你可否详细解释一下“文化企业家精神”概念？它听起来非常有趣。当你说“企业家精神”的时候，你指的仅仅是一种“精神”和“态度”，还是指切实利用市场机制来办事？
霍米·巴巴：我同时指这两者。首先，我所说的“文化企业家精神”概念立足于我所说的“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公民身份通常被视作是社会的、法律的，或政治上的。而我提出在这些领域以外，还有一个文化的领域，它将我们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或许是通过社会的某种仪式所形成的文化领域，或许是因为我们拥有艺术，我们参观博物馆，参加教育、文化、新闻传媒机构等所有这些我视为“文化公民身份”的活动，所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不能成为仅仅追求自身利益的公民。文化给了我们一种媒介，通过它我们可以去思考不同（alterity）、他性（otherness），思考伦理和美学。
如果你有了一种文化公民身份概念，“文化企业家身份”就变得更加可能。因为当你有了文化公民概念的时候，人们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慈善活动必须被纳入那些能够创造货真价实的文化共同体的那些文化机制中去。文化企业家身份指的也是使用艺术和文化的能力，而这些艺术和文化在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不是说只能担心它们成为市场的奴隶，它们通过市场所创造的利润能被用于支持艺术学校、媒体活动，能被用于支持艺术项目，支持艺术家，或为他们在社会中争取发言权，增强这些发言权，使他们觉得他们属于社会并且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份子。
中印知识分子拿什么贡献于未来的世界
南方都市报：查克拉巴提（D ipeshChakrabarty，参加本次印中对话的另一位著名印度学者）在他的演讲中谈及：中国和印度正在逐渐成为强国，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它们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新强权。那么中印知识分子能为未来的世界提供什么理论武器？
霍米·巴巴：中国和印度能教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在文化和时间形式之内和之间开展工作。在这些形式中，过去不仅是过去，传统不仅是传统，未来也不单单是另一天。中国和印度处于有着很多相互重叠的时间框架的语境之中———历史时间框架、文化时间框架、价值时间框架。思考如何在一个充满了叠加的语境中处理时间和价值，这包括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不允许我们采取一种历史主义或目的论的进步观。
其次，中印两个社会中有关信仰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也非常有趣：一方面对某些话题能采取一种完全科学的态度，而同时你对另一些话题又能采取基于神话和迷信的态度，而且两者可以共存，而这在很多西方社会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中国和印度想要成为非常重要的强国，它们必须找到办法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而不是让农村发展成为不过是低等的城市发展。就经济和城市发展来说，中印这两个正在成长并影响着世界的国家和经济体应该为自己保持一个伦理距离，好让自己能看清楚正在发生些什么。一种很成问题的情况是：我们在理念、伦理上和美学上都抗拒设身未来的境地来看待现在的我们。我们是如此汲汲于当下。中印两国都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单就印度来说，如果没有重大的基础设施改善，比如电力、饮水、健康、教育和污水处理等等，印度未来的地位就会被受到威胁。
平等和自由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如果你要求一切皆自由，那么平等就会遭殃，而如果通过教育手段来创造某种平等———比如使人可以提出“什么是我真正的利益？”、“这是不是我所在的地区和我所处的社群的利益？”这类的问题的意识和良知———他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玩偶而被操纵，而这样的意识来自于教育、民主实践、来自报章新闻、对话和辩论。
中印知识分子的贡献可以体现为介入这些议题———这些关于时间和空间议题、城市和乡土的议题、如何平衡自由和平等的议题，以及我们如何自信地撤回一步然后说“我们得在这儿画上条界线了”。这些都需要一种公民教育，一种更加世界主义的教育———因为你已经不再可能对你自己的城市做一个决策，然后认为它与更广大的区域乃至世界没有关系。我们能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我们需要一种理论来更好地思考这种相互关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就像我在前天的演讲中所说的，相似性（re-s e mb la n c e）是被同时性（sim ultaneity）的紧张感所平衡的。比如从这儿望出去，和芝加哥差不多，特别是当起着雾的时候，但上海又不是芝加哥，因为一方面存在相似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有一种同时性，两者都有其特定的状况。
全球治理和“先从国内开始的全球化”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演讲后的对话中，你和与谈人何春蕤教授（台湾“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有一段争论。何教授在发言中质疑由国际组织、跨国N G O和跨国公司参与的对本地社会生活进行清教徒式规训并排斥弱势文化的那种“全球治理”，而你恰恰认为“全球治理没有牙齿，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增强它。”那么应该怎样增强全球治理？
霍米·巴巴：有很多需要做的事，首先你得增强规制全球治理的法律和公约。你得给它们一些力度，得让民族国家认可全球治理。你不能像美国那样，说我们不加入这个那个。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得加入所有的协定，但是你得鼓励它们尽可能多地加入，特别是当那些议题明显十分重要的时候，比如说国际刑事法庭。在这世界上有很多领导人在自己国家统治一段时间然后携大量钱财一走了之，一定得有办法把他们绳之以法。
但是，你不能从外部来强加这些东西。在我对何教授的回应里我很强烈地主张我们应该增强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增强市民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外人没法来为我们做这件事。增强市民社会，得通过增强我们所拥有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增强报纸、学校、博物馆，增强艺术家、作家、政治家的作用———最最重要的是增强对话和讨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没法假定我们同意，但是我们应该同意我们可以就相互不同意的话题进行讨论，由此我们才能有所进展。
我对如何增强市民社会和增强国际治理的理解，就是如何在每个国家内部增强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不仅是民族国家的社会，市民社会的视野要远超世界主义，远超国际化。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最急需处理的全球治理的议题是哪些？
霍米·巴巴：很明显，气候变化、全球贫困和卫生、教育，特别是公民教育，极其重要。一个社会对待移民和难民的方式也已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一种关于全球化如何已经让全球社会不均衡变得和过去一样显著的意识。汤姆·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思想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必须做的是：开始去思考该如何在人口和地理状况各不相同的各种社会中看待平等。
南方都市报：你在上海演讲中提到“全球化必须先从国内开始”，在你的著作《文化的方位》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估量那些正在全球化起来的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内部的差异问题———本土层面的多样性和再分配问题，以及地区性的少数族群的权利和代表权”。该如何增进这种“国内全球化”？谁来推动它？
霍米·巴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交给个别团体来完成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之一。
曾几何时，在很多社会里，人们觉得：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或者社会党，如果我投身于某一套理念，我就能把世界上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认为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得在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建立起更多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契约———无论是在私有还是公共部门。
一旦有了先从国内开始的“伦理全球化”，“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穷人？”、“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还不享有公共卫生服务的人？”、“我们如何对待移民、难民和外国人？我们给他们什么权利？”这些议题就会被用更宽泛的契约来处理。私有的慈善活动、基金会和N G O都会有角色需要扮演，政府也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我看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变革来自于社会内部那些不得不在相互之间建立纽带的机构和团体，这使得我们———我们也应该使自己———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更加警醒。因为在这些连接点中，总存在着其中一种社会力量得以将议事日程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当然，如果你属于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体事情也是这样，但是政党或团体中毕竟有某种框架。而我们现在知道了，每一种变革的力量都会变得更加复杂，联系着社会的不同的组成部分。所以说，政治就是保持警醒，理解各种力量如何变动，使出你的浑身解数，使各种团体能够共同将其引向一种更加进步、更加公正、公平和平等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