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旭辉：80年代人民的新长征路
文章来源： 99艺术
（编者按：99艺术网董事长兼CEO杨凯就85思潮的相关问题，专访了著名艺术家，“85美术思潮”西南新具像群体的主要艺术家毛旭辉）
杨凯：“八五”的时候，有五个群体以及它们此起彼伏的艺术活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毛旭辉：这就是历史到了一个真正地需要发生巨变的时候，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整个中国大地需要改变的时候，就动起来了。当时问我“八五”是谁的？我说：“是人民的”。我不是乱说，我觉得确实是中国人所期望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大家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以后，所有中国人都期望中国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健康的社会。我觉得那个年代出现的艺术家只是顺从了时代——灵魂的孵化顺应了这个潮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85有什么意义？
如果所有的艺术家还在一窝蜂地搞主题性的创作，那么我们在文化上就是一片空白，整个80年代就是一片空白，80年代的伟大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在文化上缺席的话，就是非常大的失败。恰恰8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必然会成为很重要的历史时期，不光是艺术，那是一个开始。我也同意那个提法，说“80年代是一个新的长征”。你设想，如果没有“八五”，那80年代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跻身整个80年代？
杨凯：“后89”呢？
毛旭辉：“后89”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和80年代不一样的问题，是89年以后的问题。80年代很重要，中国的艺术不可能一下子从“文革”结束就到“后89”了。那这十年是什么？
杨凯：艺术和“后89”有什么关系？
毛旭辉：当然有关系。我认为经历了“八五”以后，中国的文化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八五”刷新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现实。一种真正的新格局开始出现了， “八五”这批艺术家证明，参不参加某一个官方的展览都不重要了，这就是说参加全国美展不是唯一的价值判定标准了，成不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判定标准了。“八五”的艺术家提出了另外一条道路——个人的道路。个人在社会上有机会了，我们同样可以创作，同样可以展出，同样可以进入社会。后来的事实也已证明，80年代这些独立的艺术家可以被称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方式，可以在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存在。无论是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和国外交流也好，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丰富起来了，有活力了。在80年代不仅仅只有焦虑，这种焦虑渴求变化，但是不知道怎么变化。那个变化是有阻力的，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压制。但是今天，危机可能不在我们这一边了，而是转移到了美术家协会，是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就是这30多年后的变化。
杨凯：从“八五”之后到现在，经过这30多年艺术的格局变化，你有什么感想？
毛旭辉：感想当然是很多的了。三言两語很难谈今天的感想。整个80年代，都是我的年轻时代，我从那时走了过来，我还是很欣慰的，我经历了那么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且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国家，一个有活力的古老的国家，在经历过60、70年代那种沉闷之后，焕发出作为一个大国的力量，今天它在世界上的地位，30年后在国际的地位都发生了改变。虽然说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那是必然的，什么社会都有问题，但主要看是什么问题。如果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世界影响，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与国际交流的活动里边，都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这是过去我在年轻的时候想不到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变化非常大，而且每次变化都是新鲜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伤痕”、“乡土”、“八五”到“后89”，再到后边的市场化；从798这种地方还仅仅是一个工厂的时候，到现在这种剧变——那么多的画廊，那么多的空间，那么多的基金会，那么多观众，艺术已经进入到不同人的生活里边。今天的人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国际的、本土的、年轻人的、老艺术家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相当可喜的，这和30年前完全不一样。很多年前我们一年可能只会看到一个展览，就是美术家协会组织的，都是带有政治含义的展览，没有独立的艺术家的展览。但是今天你看看这个局面，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在举办展览，变化很大。
杨凯：你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包括“八九”、艺术市场化、现在市场低迷、经济危机，你们作为中国几十年的见证人，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要怎样看待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呢？
毛旭辉：艺术和文化并不是独立的事情，我希望把艺术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范畴里面来讨论。我觉得所谓的“文化”就是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是不能停止变化的，不管你处在哪里，就是处在市场好的时候，方式同样重要。没有这种基本的人文意识，文化是不成立的。文化一旦变成一种格式、一种僵化的东西以后，那将是对现实的一种弯曲，对人生的一种压抑。文化会在任何现实的变化当中找到新的方向，所以我并不担心文化的方向问题。管它什么危机，都会给文化注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杨凯：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这30多年，或者我们这样说，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肯定中国当代艺术，给它一个词语“中国当代艺术”。你曾经参与到“’85新潮”里，现在30年过去了，你怎样理解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
毛旭辉：中国的当代艺术主要是指发生在中国的创作。如果它是一个区域性概念的话，确实有国家和地理的概念在里边。但是这个东西并不重要，为什么？这只是为了交流的一种说法而已。我认为地域概念就像交通标志一样，这种提法并不重要。
杨凯：什么叫“当代艺术”？什么叫“真正的当代艺术”？
毛旭辉：我并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只关心个人的艺术。一个人，他的艺术道路能不能发展下去、能不能走下去，这才是我关心的。不管哪个地区的艺术，只要有人就有艺术，只要有人的生活就有艺术的产生。这是我关心的。至于创作的是不是美国艺术，创作的是不是非洲艺术，创作的是不是中国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不是特别的重要，只是一个交流的问题。我开始接触艺术的时候，我并没有非要去想达•芬奇是哪个国家的人，梵•高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有那么重要吗？但是我相信，他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这才是重要的。你说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还是法国画家？这个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毕加索非要代表法国现代艺术，我们才觉得他这个“代表人物”很重要呀？那么梵•高是代表了荷兰的现代艺术，还是代表法国现代艺术？
（编者按：99艺术网董事长兼CEO杨凯就85思潮的相关问题，专访了著名艺术家，“85美术思潮”西南新具像群体的主要艺术家毛旭辉）
杨凯：“八五”的时候，有五个群体以及它们此起彼伏的艺术活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毛旭辉：这就是历史到了一个真正地需要发生巨变的时候，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整个中国大地需要改变的时候，就动起来了。当时问我“八五”是谁的？我说：“是人民的”。我不是乱说，我觉得确实是中国人所期望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大家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以后，所有中国人都期望中国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更加健康的社会。我觉得那个年代出现的艺术家只是顺从了时代——灵魂的孵化顺应了这个潮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85有什么意义？
如果所有的艺术家还在一窝蜂地搞主题性的创作，那么我们在文化上就是一片空白，整个80年代就是一片空白，80年代的伟大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在文化上缺席的话，就是非常大的失败。恰恰8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必然会成为很重要的历史时期，不光是艺术，那是一个开始。我也同意那个提法，说“80年代是一个新的长征”。你设想，如果没有“八五”，那80年代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可以跻身整个80年代？
杨凯：“后89”呢？
毛旭辉：“后89”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和80年代不一样的问题，是89年以后的问题。80年代很重要，中国的艺术不可能一下子从“文革”结束就到“后89”了。那这十年是什么？
杨凯：艺术和“后89”有什么关系？
毛旭辉：当然有关系。我认为经历了“八五”以后，中国的文化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八五”刷新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现实。一种真正的新格局开始出现了， “八五”这批艺术家证明，参不参加某一个官方的展览都不重要了，这就是说参加全国美展不是唯一的价值判定标准了，成不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判定标准了。“八五”的艺术家提出了另外一条道路——个人的道路。个人在社会上有机会了，我们同样可以创作，同样可以展出，同样可以进入社会。后来的事实也已证明，80年代这些独立的艺术家可以被称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方式，可以在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存在。无论是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和国外交流也好，中国文化从此开始丰富起来了，有活力了。在80年代不仅仅只有焦虑，这种焦虑渴求变化，但是不知道怎么变化。那个变化是有阻力的，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压制。但是今天，危机可能不在我们这一边了，而是转移到了美术家协会，是他们要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了。这就是这30多年后的变化。
杨凯：从“八五”之后到现在，经过这30多年艺术的格局变化，你有什么感想？
毛旭辉：感想当然是很多的了。三言两語很难谈今天的感想。整个80年代，都是我的年轻时代，我从那时走了过来，我还是很欣慰的，我经历了那么一个变革的时代。而且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国家，一个有活力的古老的国家，在经历过60、70年代那种沉闷之后，焕发出作为一个大国的力量，今天它在世界上的地位，30年后在国际的地位都发生了改变。虽然说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那是必然的，什么社会都有问题，但主要看是什么问题。如果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世界影响，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与国际交流的活动里边，都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这是过去我在年轻的时候想不到的东西。可以这样说，变化非常大，而且每次变化都是新鲜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伤痕”、“乡土”、“八五”到“后89”，再到后边的市场化；从798这种地方还仅仅是一个工厂的时候，到现在这种剧变——那么多的画廊，那么多的空间，那么多的基金会，那么多观众，艺术已经进入到不同人的生活里边。今天的人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国际的、本土的、年轻人的、老艺术家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是相当可喜的，这和30年前完全不一样。很多年前我们一年可能只会看到一个展览，就是美术家协会组织的，都是带有政治含义的展览，没有独立的艺术家的展览。但是今天你看看这个局面，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在举办展览，变化很大。
杨凯：你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包括“八九”、艺术市场化、现在市场低迷、经济危机，你们作为中国几十年的见证人，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要怎样看待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呢？
毛旭辉：艺术和文化并不是独立的事情，我希望把艺术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范畴里面来讨论。我觉得所谓的“文化”就是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是不能停止变化的，不管你处在哪里，就是处在市场好的时候，方式同样重要。没有这种基本的人文意识，文化是不成立的。文化一旦变成一种格式、一种僵化的东西以后，那将是对现实的一种弯曲，对人生的一种压抑。文化会在任何现实的变化当中找到新的方向，所以我并不担心文化的方向问题。管它什么危机，都会给文化注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杨凯：你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这30多年，或者我们这样说，如果我们现在重新来肯定中国当代艺术，给它一个词语“中国当代艺术”。你曾经参与到“’85新潮”里，现在30年过去了，你怎样理解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
毛旭辉：中国的当代艺术主要是指发生在中国的创作。如果它是一个区域性概念的话，确实有国家和地理的概念在里边。但是这个东西并不重要，为什么？这只是为了交流的一种说法而已。我认为地域概念就像交通标志一样，这种提法并不重要。
杨凯：什么叫“当代艺术”？什么叫“真正的当代艺术”？
毛旭辉：我并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艺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只关心个人的艺术。一个人，他的艺术道路能不能发展下去、能不能走下去，这才是我关心的。不管哪个地区的艺术，只要有人就有艺术，只要有人的生活就有艺术的产生。这是我关心的。至于创作的是不是美国艺术，创作的是不是非洲艺术，创作的是不是中国艺术，这个概念本身不是特别的重要，只是一个交流的问题。我开始接触艺术的时候，我并没有非要去想达•芬奇是哪个国家的人，梵•高是哪个国家的人，这有那么重要吗？但是我相信，他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这才是重要的。你说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还是法国画家？这个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毕加索非要代表法国现代艺术，我们才觉得他这个“代表人物”很重要呀？那么梵•高是代表了荷兰的现代艺术，还是代表法国现代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