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艺术家”----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N次表白了!
发起人:ba-ba-ba  回复数:1   浏览数:1242   最后更新:2011/02/28 17:00:32 by guest
[楼主] ba-ba-ba 2011-02-28 10:30:35
理论车间博客

下面这篇论政治与艺术的文章的论证目标是:做政治艺术秀,还不如从政治那里得到启发,来做出好的艺术。这个立场,是与我批评艾未未的用政治来炒作商业-媒体市场的关注度,而忘了其行为本质上是一个艺术行动,是一样的出发点。“我们能够拥有许多受到政治启发的艺术——以及受到启发的政治艺术。它们真正意味的是在重要的斗争处处爆发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寻找“政治的审美趣味”这种不良的艺术-理论行为。”这就是我说的钱云会事件最终证明了艾未未这样的抗议的无聊的意思:政治激烈处,艺术应该滚开;抗议人群里的艺术家,只是一个与其他人平等的不满的公民而已,示威,冲上前去就够,还来唠叨什么?这就让我觉得,下面这个Ben Davis的文章对这个话题兴师动众,有点矫情,至少是没有什么新意:反正我们大家早都会认同这种立场的。

这只是个常识推理。都用不着进入理论论证的。

艺术家排练新政治,等到政治兴起,他们就应该自觉滚开,或主加入到人民的队伍,这在苏联先锋派那时,做得很好,马尔维奇做得自觉,而且远比革命者做得清醒。

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周围流行的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将它们再拔高一点,弄激进一点。我经常引用到的朗西埃、巴迪厄和齐泽克的看法,汇总后,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关于当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总结性的评断:

1-艺术的政治,不在其内容的政治相关性。艺术的政治烈度,取决于艺术行动对于共同体的审美共同感性的切割、撕裂和撬动的烈度;

2-当代艺术是新政治的排练:新政治起来了,艺术就消失了;在艺术消失之前,它在新政治发动过程中,只起“新媒体”的作用;

3-当代艺术品不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会成为商业-媒体市场里的商品;所以,当代艺术品的形态,是一种悖谬物品(paradox-object):一会儿是商品,一会儿也是政治宣传工具,看你什么时候和怎么使用它,以及谁去用它;利用艺术品的工具性,去做一种你强度认同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没问题的,但你必须承认,这个意识形态是你自己带进来的,艺术家自己不是圣雄,他们只能用一些新图像来批判一些老的图像而已;艺术家做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总有一天会做到烦,会用自己的图像来颠覆那个关于和谐社会的图像的;你不要老怕艺术家会成为专制者的工具----实际上,艺术家在市场里也是资本的工具,其主体地位与站街女相仿;

4-艺术品会有怎样的政治性,不是艺术家本人管得住的,它总是被反复、无数次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利用就利用呗,千万不要自鸣清高,弄得就自己干净似的;

5-艺术家要将艺术做成政治,所以,总是个失败者;希特勒是要将政治做成艺术,所以,也失败了;希特勒的艺术理论,Groys认为,是大可以打捞出东西来的;这个推理下,想用政治来炒作自己的作品的艺术家,实际上最终会成为一个小希特勒。做一个小希特勒我们也没意见,但那样的话,就不要来鼓吹自己在政治或艺术上是多么地“投身”和清白了。



照齐泽克老兄的看法,刘小东和陈丹青那么地认为自己的艺术不政治,只关心诗意和内心,而艾未未却又如此夸张自己的这么一点点政治湿脚,是一个病的两种相反的症状。他们太怕那个大政治了。政治对于他们只能是院子内小搞搞,或搞给西方媒体看看,在法治和中产阶级趣味下来搞搞的,哪里好真的来谈论和大搞的,当然,他们都会像艾未未那样,先小搞搞,小搞搞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去搞它,搪塞一下,没人好说他们不政治了,与美国大学里的激进左派教授是一样的,先是起劲地激进的,但一危及 自己的劳保单位的存亡和自己的退休计划,马上停步,还不让你继续搞。艾未未们也只是这样的既得利益下的左派或甚至自由派或甚至保守派。真正恶心。如今,你要将政治谈得、搞得不大恶心,也很难,也得先看一下理论地图了!我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也只是能帮你读懂这个地图而已。

辨清什么是该搞的政治,和用一种很“艺术”的形式去搞政治,这是很难的了。没出发,就先会纠缠到理论问题里。不要太早夸下海口。

[沙发:1楼] guest 2011-02-28 12:55:30

关于这个时代的政治艺术


作者:Ben Davis(陈颖编译) 来源:artspy艺术眼


Protestors in Tahrir Square on February 1, 2011 in Cairo, Egypt

就目前发生在中东的反抗浪潮以及美国中西部大规模的劳力示威游行来说,抗议仿佛再次出现在街头上,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没再发生过的报复行为。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埃及人推翻一个他们厌恶的独裁者,或是威斯康星州那些长期受压迫的工人们站起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中受到启发。我知道一个事实:艺术家通常都是一个进步分子的群体,他们会从这些大事件之中寻求灵感。

如果说考虑将与审美相关的事物包围在这种新时代的政治事件之中是无关紧要的话,那的确也是我的部分观点。在这个月早期,在与穆巴拉克最激烈反抗的那段日子里,埃及艺术家Shayma Kamel通过一封电邮表示了对我的责备——起因是我询问她在这场冲突中,视觉艺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她在电邮中写到:“现在的事和艺术家无关,而是和全部的埃及人民有关。”我想她是正确的。

当然,许多艺术家向埃及的这场冲突投去了他们的热情,并根据冲突创作了相关的艺术品——例如以开罗为基地的艺术家Ganzeer就创作一系列关于暴动中的烈士的肖像画,它们具有能够打动人心的纪念意义。有一些埃及艺术家甚至为了这场争夺民主的战争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尽管在这些政治反抗的暴怒和紧急状况之中,艺术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最重要的问题也并不是艺术的问题,然而在艺术世界里,“政治的艺术”仍然是一个被讨论到的老生常谈的主题。

当先锋派政治艺术的传统与政治运动的需要相悖时,它们看起来总是很愚蠢。但是考虑到右翼运动在近30年来的衰退,关于成为“政治艺术”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谈话近来完全与艺术实践本身的问题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政治艺术”在刚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甚至成为了某种主流。Peter Schjeldahl杜撰了一个术语“festivalism”来描述这种专门为了国际性的双年展和博物馆展览而创作的精致、姿态激进的艺术品——这是一些直面不确定的观众、带有抽象的自由主义的悲悯以及自我正义的作品。这种装腔作势的作品在近几年来的确变得不那么流行,正如“festivalism”被受到占优势的艺术市场文化推崇的“conceptual bling”取代一样。但是,它的重要性还是保存了下来。


Superficial Engagement

例如Thomas Hirshhorn在Gladstone画廊展出的一系列来自伊拉克战场的血淋淋的图片。充满讽刺意味的题目“Superficial Engagement”与一种完整的理论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理论是关于Hirshhorn的艺术实践是如何展现政治激进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战火和压迫不断的大环境”的前提下所需要的模式的——因为它“保持了表面上的争论,而不是为权威的评论者或是政客提供推诿的空间。这首先是一个错误,因为评论家们仍然可以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而且丝毫不关心一位瑞士装置艺术家对伊拉克战争有什么看法;其次,这就像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方式,来评论Hirshhorn意识到他应该做一些政治方面的宣传,但却因为太过胆怯或是依恋政治抽象主义而不敢表现出来。

也许这种扭曲的方式尝试为一些理想的、在政治运动不存在的时期中具有某些优点的政治-审美项目建立起某种理论。 但是事实却不容否认:在艺术和政治之间不存在优雅的相互适应的状态,也没有两者完美的融合。对于实实在在的政治激进分子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与一场政治运动的需要有关。这种相互适应的状态的缺乏对于那些专业的艺术家来说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处境,但只要我们仍然活在目前这个世界中,就无法摆脱它。

“‘政治艺术家’通常对任何人都无害,我会维护他们创作作品的权利;我不能赞成的是他们为自我服务的假想:作品‘会从某一个方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产生某种政治影响,”艺术家Victor Burgin说到,“在大学的艺术学院里,我宁愿我的同事是那些会将落日画成水彩画、但仍然能够勇敢地面对行政的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在画廊里制造出激进的政治杂音的人。”

这样的反映从实际上来看意味着什么?它们很显然不是意味“不要创作政治艺术”。我希望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能够拥有许多受到政治启发的艺术——以及受到启发的政治艺术。它们真正意味的是在重要的斗争处处爆发的今天,我们应该摒弃寻找“政治的审美趣味”这种不良的艺术-理论行为。 原文:http://www.artspy.cn/html/news/4/43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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