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03年一篇写齐泽克的文章
齐泽克——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
丽贝卡·米德
和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从苏联阵营的阴影中走出的既小巧玲珑又怪模怪样的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也要努力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这是颇具挑战性的，因为这个国家人口稀少（区区200万而已），地域狭小。斯洛文尼亚第一个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中独立出来，它比（美国的）新泽西州还要略小一些，尽管它山脉纵横——从奥地利地缝中拔地而起的阿尔卑斯山脉占据了它三分之一的国土；它海滩更少，只有29哩的海岸线，夹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之间，而且跟它们在边境线问题上存有争议。寻求斯洛文尼亚的独特性，这个方案肯定没有什么裨益可言，因为在独立了一年之后，斯洛文尼亚制订了立国宣言，此举令心不在焉的世界形势观察家大惑不解。要知道，他们那时还无法把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完全区分开来呢。
但是，一旦进入了观念世界，与其狭小的地域相比，斯洛文尼亚获得的声誉却大得不合比例。这要归功于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今年54岁，他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一位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大作已经译成20多种文字，涉猎的主题十分广泛，包括希区柯克、列宁、歌剧和9·11恐怖主义袭击等。他以英文著书立说也有15年之久了。在这15年中，齐泽克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了思想家，他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未必总要过分认真地看待他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范畴谬误（category mistake）。
齐泽克从不放过任何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统统将其理论化。此外，他还是反直觉观察的大师。例如，他曾经批评那些宣称美国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理论家。他指出，美国的工人阶级依然存在，而且可以在中国找到。他还注意到，电梯的“关门钮”无法加快关门的速度，它只是给按动按钮者提供了错觉，让他们觉得自己行为富有成效而已。和齐泽克的许多观察一样，这种洞见会永久改变人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乘坐电梯），尽管我们未必一味惟齐泽克马首是瞻。齐泽克把上当受骗的按动按钮者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无助的公民相提并论，这些公民觉得自己通过投票参与了政治进程，但是因为两个政党已经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些公民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可言。齐泽克的目的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下列两者融为一体：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像的方式。他喜爱的论证方式是悖论，他喜爱的表述方式是杂耍演员般的大话连篇，但这些都是以虔诚信仰的外表维系着的。
构成齐泽克思想的两大理论基石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他是一位法国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在斯洛文尼亚，对雅克·拉康著作耳熟能详的人数，与熟练使用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数相当）；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肯定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政治实验的价值，现在几乎人人都把这场实验视为一场灾难。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家，世界上的好客之地并不太多。在这些地方中，能让拉康化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宾至如归的，是美国大学的英文系。那是左翼信念的孤苦伶仃的前哨地带，在那里，激进社会主义大概会像激进果食主义（radical fruitarianism）那样生根发芽。在那里，齐泽克是一位声名大噪、胃口大开的客人，他毫无矫揉造作之情。他在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的卡多佐法学院（Cardozo Law School）做过访问学者，并在美国各地发表过演讲。在伯克利任教的朱迪斯·巴特勒说：“人们一直焦虑不安，因为这么多的社会理论和文学理论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他们真的无法与其发生关联。但是齐泽克热心于通俗文化研究，以此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许多人感到欣慰，因为他能同时谈论阿尔都塞和电影《角斗士》（Gladiator）。”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是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自由研究部主任，齐泽克六年前曾在那里做过客座教授。他对齐泽克的评价是：“在美国学界，他就像从天而降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
齐泽克是一位虎背熊腰的美髯公。他的衣橱里塞满了只有无产阶级才穿的衬衣和牛仔裤，偶尔也能看到一条灯心绒裤子。他既不穿夹克，也不打领带。他能说六种语言。会话中出现的口误会令他忐忑不安，于是他大量使用生动的独白，以避免此类情形的发生。他讲英语的速度很快，他的口音令人想起安迪·考夫曼（Andy Kaufman）在《出租车》（Taxi）中扮演的莱特卡（Latka），这个人物来自地中海某地。在知识风尚（intellectual fashions）的嬗变中，如果说德里达的魅力源于他那令人陶醉的费解，福柯的魅力源于他在性问题上的执着，那么齐泽克的魅力则源于他尽人皆知的荒诞不经。不过，与以前的超级学术明星不同，齐泽克一个门徒都没有：没有齐泽克学派，没有哪个研究生以齐泽克对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或《星际迷航》（Star Trek）的解读为题撰写毕业论文。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齐泽克著作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甚至把自己的批判方法应用于自己批判研究的结果。这说明，他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是齐泽克的密友，他说：“他摆出的一个基本姿势就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展示一个文本，之后做出你期待已久的解读，再后他会说，‘我倾向于认为，结论与此截然相反。’”那些用《宋飞正传》〔2〕喂大的一代学生对齐泽克有关通俗文化的繁琐细节的考察是再熟悉不过的，因而齐泽克的行为也算不了什么讽刺性的自毁姿势。比如，齐泽克说过，当他看到牙膏上“百分之三十免费赠送”的广告时，他想割下白送的那三分之一，装进自己的口袋。或许齐泽克会说，他看上去像个不拘言笑的左翼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他不就是个喜剧演员吗？
最近，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齐泽克在伊利诺斯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里发表了一次演讲。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下午，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的年轻副教授带他穿过这所大学的现代主义校园。那里，高高的塔楼由柱子支撑着。布朗解释说，这些大楼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初是与高高的人行道连在一起的，这样，正如校园传说所言，学生们就没有机会在露天广场聚会，无法和当时的学生一样任意发起抗议活动了。这种极权主义的记忆令齐泽克感到欣喜，他难忘的一大经历是在1968年春天的布拉格遇到的，那时俄国的坦克已经开进。他说：“在中央广场上，我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在整个非常时期它一直都在奇迹般地开门营业。我记得他们有极好的草莓饼，我坐在那里边吃草莓饼，边看俄国坦克对付示威者。棒极了。”齐泽克不久患上了糖尿病，这使得那段记忆更加痛楚。
齐泽克那天演讲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性倒错之核”（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他近期就基督教问题著述甚丰，对基督教的热情与对无神论的关切不相上下。在近期的出版物中，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有人邀请他为以牧师为读者对象的时事通讯撰写布道材料。他说：“这类似于，你想找个正人君子把女孩儿们培养成窈窕淑女，结果呢，找了个变态狂。”
齐泽克领着他的听众在当代宗教思想的迷途上绕了一个小时，包括他对圣保罗的赞赏——他认为圣保罗是第一个列宁主义者。（“他说，干活吧，建党吧。”）他对某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表示不满，他们谦恭地谈论别人的宗教传统，但又觉得现行的宗教信仰令人困窘。（“说点狂话吧，当塔利班轰炸巴米扬佛像时，我几乎站在塔利班那边——人人都是如此的义愤填膺，却又说什么，‘哦，不过我们并不真的相信’。”）他还重复了那个段子（孩子急于从玩具内部找到巧克力蛋），以展示拉康所谓的“小对形”。（“对于拉康在《研讨班》第11卷提出的格言来说，这是一个完美范例：我爱你，但无法解释的是，我爱你当中的某物而不是你本人，所以我要摧毁你。”）他以实例解释他所谓“基督教的性倒错之核”——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为基督徒沉湎于自己的隐秘欲望而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打开了方便之门。他所使用的例子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电影《音乐之声》：“在玛丽亚因为无法处置她对冯特拉普上校（Captain von Trapp）的吸引力而返回修道院后，她求教于院长嬷嬷，期待着获得有益的建议。院长嬷嬷没有批评她，而是用不可思议的一曲《攀登每一座高山》向她传达了某种信息。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中最为淫荡之处。人们期待着院长嬷嬷鼓吹忠诚，没想到她成了忠于自己内心渴望的代言人。耐人寻味的是，《音乐之声》在前南斯拉夫公映时，这部电影惟一被剪去的部分，就是这三分钟的唱曲。”
这是极其有趣的演讲，尽管有人极力使听众感到困惑，使其不知齐泽克究竟要表达什么。坐在后排的一个听众指责齐泽克“优柔寡断”，因为他在为基督教提供了如此富有生机的范例之后，却依然坚持无神论立场。齐泽克回答说，“当我与肤浅的天主教徒讨论基督教时，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说，‘你是无神论者，无法真正理解宗教经验。’但他们又怎能理解无神论者的经验？我几乎想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而言，信仰更自然一些。上帝啊，成为一名无神论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长者举起了手，他问道：“依你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齐泽克回答说：“共产主义。”他的回答引起一片诧异，人们或许期待着他提供任何其他的答案，而不是这一个。“我绝对拥护带有恐怖意味的功利主义。”年轻一代中发出了笑声，而那位长者惊骇莫名，结结巴巴地说，“我目睹了其他国家的独裁专制，我相信民主政治好于你的独裁专制。”
齐泽克说，“我同意，不过我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当今的民主政治？我不是说东欧社会主义更好——我的上帝，我就生活在那里。但以这个国家为例。在这里，大选时你做出了怎样的抉择？我只是说，20或25年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随后社会主义崩溃了，与此同时，西方实行社会民主制度的工人国家也随之失去了它维持政治想像的力量。那时消失的是这样一种信仰，作为一个整体，人类能够积极干预甚至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最近30年中，我们再次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历史即宿命。在30或40年之前，人们还在争论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极权官僚资本主义？那时的想法是，生活终究还要继续下去，只是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而已。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谈论的却是世界的末日。但对我们而言，想像世界的终结比想像政治制度的些微变革，更容易一些。地球上的生命或许会没落，但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将进行下去。”
尽管齐泽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在西方大学的校园里，他的正式雇主却是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多亏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在资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市场经济国家前所未闻的），齐泽克在这所大学中没有教学之责。为了完成声誉卓著的海外事业，他可以自由地放弃自己的职责。美国的学术机构曾经邀请齐泽克在美国安营扎寨，但他拒绝了这种诱惑。他说：“在美国，你要去上班，还要带学生，那简直是疯了。人们常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在美国找份工作？我对此毫无兴趣。为什么？如果你拥有一个不必做任何事情的工作，你会辞掉它，找一个凡事必须亲躬的苦差吗？”
尽管没有明确的职责，齐泽克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工作，他脑子转得有多快，出版著作就有多快，甚至出版著作更快一些。他最新在美国出版的著作是《欢迎来到实在界之废墟》（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该书由五篇论文组成，是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应。因为齐泽克无法接受自己对9·11事件的思索，他在做了一番修订之后，才把这部著作寄给了几个海外出版者。关于9·11事件，齐泽克的感受与流行的智慧针锋相对。流行的智慧认为，这次袭击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它提醒美国人，在他们的海岸线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齐泽克认为，9·11事件是一副镇静剂，它为美国优越而独特的怀旧梦想的回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越战之后，这个梦想暂时终止了，现在因为有了令人陶醉的受难感（sense of victimhood），怀旧梦想终于得以重续。这种颇具新闻性的写作令齐泽克感到苦恼，他说过，他更乐意于出版纯粹的哲学著作，但事实证明，通俗听众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
他抱怨说，理论-兜售的残酷的强迫性冲动俨然咒语。“我所有的享受都给毁了。昨天晚上，为了放松一下，我听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3〕，多么动听的音乐啊！不过半小时后我就开始写下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有人说，‘真羡慕你呀，你干的活，对我们来说是娱乐，对你来说却是工作。’但他们不知道，倒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至少同时读三本书，这样一旦读累了，他就可以抄起另一本，权作休息。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同胞钟爱的诸如滑雪之类的休闲活动。“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滑雪。滑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先上去，再下来。既然如此，哪如干脆呆在一个地方读本好书？”齐泽克既不饮酒也不吸烟，尽管他说过，只要有那嗜好，他也会饮酒和吸烟。〔4〕对他而言，甚至性也不是非自我意识（unself-consciousness）的避难所。“你疯了？那正是人当自控之处。性是义务——我的天——性不是享乐。”
在卢布尔雅那，齐泽克独住在一居室的小公寓里。屋里摆着两张单人床、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一台DVD机、一张桌子、一台笔记本电脑。书架靠在墙上，上面摆满了书籍和录像带。“对我而言，录像带和DVD毁了电影。我不再看电影，而是买电影，然后是拥有。既然已经拥有，为什么还要看它？”齐泽克结过两次婚，也离过两次，每一次婚姻都留下了一个儿子，现在一个30岁，一个3岁。（他没有正式的女友，但有非正式的女友）。谈及他的家，他说：“如果我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太大的空间，我每两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残酷的斯大林式的清洗。我对每一本书说，‘我真的还会读到它吗？’这就像斯大林说，这伙计对社会主义已经没有用处了，送他去古拉格吧。”
他的书架上既有理论著作，也有通俗小说。齐泽克特别喜欢侦探小说，他认为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她甚至比钱德勒还要伟大。”“那些说‘别告诉我结尾’的人全都错了。我先读前10页，然后读结尾，这就是考验：我是否还想再读下去？”他收集的电影既包括纳粹宣传片《死不绝的犹太人》（The Eternal Jew）——这部电影在德国是禁止销售的（“我所有的德国左翼朋友都有它的录像带”），也包括苏联时期有关幸福农工的爱情影片。他还收藏了一些流行影片，包括《大话王》（Liar Liar）和《最后的诱惑》（The Last Seduction）。那套公寓中有一个小厨房，里面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把一罐头汤倒进炖锅，加热，喝掉，清洗碟子，而不需挪动半步。他的卫生间里放着一些小袋装的洗发香波，它们来自许多国家的宾馆。“我的袜子全都来自汉莎航空公司，”他说。
卢布尔雅那相当迷人，它坐落在萨瓦河边，有鹅卵石大街、巴洛克教堂、漂亮的新艺术主义商店。它最著名的标志是建在山顶上的城堡。齐泽克从未去过那里。在卢布尔雅那游览时，他更热衷于指出观光手册中没有提及的景观。穿过主干道时，齐泽克说，“这是卢布尔雅那的主要街道，先前叫铁托大街，现在叫斯洛文尼亚大街，这是典型的后社会主义方式。”在经过一幢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办公大楼时（这幢办公大楼与建于19世纪的大楼毗邻而居），他说，“新大楼是议会的办公处，旧大楼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它们居然没有装模作样地相互独立，这个样子我喜欢。”在三桥（Three Bridges）——它们非常别致地横跨于萨瓦河的拐弯处，他说，“这些大桥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法西斯主义建筑师设计的，这位建筑师现在又被打造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看到街边小贩在兜售《姆拉迪那》（Mladina）杂志（《姆拉迪那》是一份周刊，在80年代是异议者的重要喉舌），齐泽克介绍说， “当时的报摊不允许出售《姆拉迪那》，只好像现在这样沿街叫卖。当然，现在的报摊是可以出售的，但《姆拉迪那》喜欢以这种方式推销，为的是保留纯真的外貌。”看到旧城中名为乡愁的咖啡馆关了门，他感到失望。“他们做三明治的面包不太好，上面抹的也只是一层黄油和果酱而已，就像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样。我喜欢那个地方。”
卢布尔雅那只有25.4万人，因而很像一所学院，人们彼此认识，或者睡在一起，或者斗成一团，或者既睡在一起又斗成一团。齐泽克最有可能获胜，尽管他处事的方式有些神经质和不灵活，物理学或教育学经常考不及格。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一样，与那些拥有无忧无虑的历史的国家相比，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缘故，与东欧其他地方（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同，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相当熟悉雅克·拉康的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齐泽克，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着手介绍拉康的著作。在斯洛文尼亚，杂志编辑、艺术家、电视谈话节目的编导随手都可以抛出几个拉康用语，诸如“漂浮的能指”、“大对体”之类的。有一半的政府官员似乎在大学里研究过拉康，包括执政党的前总书记格雷戈尔·戈洛比奇（Gregor Golobic）。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撰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对克拉图鲁（Cratylus）哲学做了拉康化批判。（“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喜欢他。他是斯洛文尼亚未来的斯大林，一个强权人物。他是这样一个人，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谈话，一个部长打来电话，他对那位部长说，‘滚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齐泽克如是说。）在维吉尼亚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邀请齐泽克与巴特勒一起讨论拉康。他说，“齐泽克告诉我说，斯洛文尼亚政界的主要战役发生在拉康派与海德格尔派之间，拉康派控制着行政事务，海德格尔派控制着军事事务。”
齐泽克是一对职业夫妇的独子，十几岁时就是电影和书籍的疯狂消费者，他有空就去由政府资助的影片储藏室观赏好莱坞经典影片。在卢布尔雅那大学读研究生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法国结构主义著作。这些著作自然无法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课程表上。他的硕士论文，着重考察了拉康、德里达、克莉斯蒂娃以及其他欧陆哲学家的著作，这些人那时已经成了典范性人物。尽管这篇论文才华横溢，齐泽克还是无法获得硕士学位，直至他同意增加一个附录，对上述哲学家的著作做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他才如愿以偿。这样的话，即使齐泽克有朝一日变成了危险的异议分子，他的导师也可以声称，他已经竭尽全力使这位年轻人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了。
尽管修订了论文，上级还是认为齐泽克不适宜于任教。他只好前往法国，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在拉康的女婿和知识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指导下学习。在经历了一场伤痕累累的恋爱风波之后（他深爱的女人是他以前同事的太太，为了证明他有多么爱她，他竟在当时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镶嵌了一首藏头诗），他还跟着米勒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齐泽克认为，他的治疗尚未完结。“精神分析治疗的确对我有益，但我也没有米勒认为的那么严重，以至于我要想，我应该自杀吗？我说什么呢？明天五点，我与我的分析师有约，既然如此，我怎能自杀？”
对于齐泽克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凄凉黯淡的，不过到了80年代事情便有了起色。当时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政府正在失去权力。尽管齐泽克和许多渴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南斯拉夫人一样，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开始积极参与抗议运动。他负责协调公共关系。“他喜欢引用列宁的话，”和齐泽克一样，《姆拉迪那》的记者阿里·泽定（Ali Zerdin）当时也是一个名为保护人权委员会的抗议团体的成员，“他总要预测对方的反应。有一回，有人说，咱们应该组织一次绝食抗议，他说，‘那可不行，塞尔维亚电视台只会说，那些肠肥脑满的斯洛文尼亚人要节食了。’”
齐泽克相信，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有三年时间，是绝对的自由自在，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规章条例，来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那时到处都是报亭，它们都贴着色情十足的海报。有一次我跟儿子一道经过一个报亭（他那时还很小），亭子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画了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双腿撇开，跨在哈里-戴维森（Harley-Davidson）摩托车上。我儿子说，‘快看，多棒啊！’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他指的是哈里-戴维森摩托车！那是我们的失乐园。”
在那些年代里，齐泽克忙着为自由民主党制定意识形态原则。自由民主党是温和的中间偏左的政党，它诞生于学生运动，在随后的几年里统治着斯洛文尼亚。“他帮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些20岁或25岁的年轻人，渴望改造国家。他身为教授，又聪明绝顶，但他没有成为党的中坚力量，因为他总是不断地改变立场，”前文化部长约瑟夫·斯科尔奇（Jozef Skolc）解释说。齐泽克辩解道，面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从理论上讲他反对独立，但又接受独立带来的政治利益。他花了很长时间平息内心的不安，然后开始竞选斯洛文尼亚四人总统委员会（four-pers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中的一个席位。那是1990年，这个国家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他最后获得的是光荣的第五名——对他而言，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结果；或许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他真的当选了，他的第一个行动或许就是辞职。“我觉得占据那个位置意味着你每周都要开会，随之而来是影响和权力——不过我不稀罕，那是个一天要工作24小时的职业，承载着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
90年代中期，有人要齐泽克考虑出任政府部长一职，他拒绝了。“总理说了，‘你想要科学部还是文化部？’我告诉他，‘你疯了？谁要那堆破烂？我只对两个位子感兴趣——内务部部长或秘密警察首脑。”不过最终他还是当上了斯洛文尼亚的文化大使，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外交护照。不过没过多久，他又主动交回了外交护照。“我原以为拿那玩意外出旅行便利一些，没想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拿着外交护照出入海关，移民局的官员会看着我，心想，这伙计算是哪门子外交官？结果花费时间比原来长一倍。”
在斯洛文尼亚获得独立的前一周，齐泽克为《姆拉迪那》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自由而呼”。他引用了马克思兄弟会（Marx Brothers）讲过的一则老笑话：“你想雇个律师？雇个律师吧。你会有更多的麻烦，但至少你雇了律师。”他把这则笑话转给了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 “你想独立？那就独立吧。你会有更多的问题，但至少你独立了。”在把齐泽克理解为马克思兄弟会的一员时，格劳乔·马克思的作品是有用的参考，因为不仅要把齐泽克在政治问题上说过的话理解为政策建议，还要把它理解成某种表演。新学院大学的詹姆斯·米勒有一次谈到齐泽克的演讲，“你会耐着性子听完他滔滔不绝的废话，后结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气氛弥漫在你的周围，然后他会为民主社会主义做些辩护。第一次同他谈话，我说，‘但是斯拉沃热，这是不协调的。’他听了我的话，却又置若罔闻。一旦轮到他发言，他就开始享受那刹不住车的美好时光了。”
借助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这可是校园知识分子标准的阅读材料），齐泽克一直在为回到列宁摩拳擦掌，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他最近编辑了一个列宁文集，名之曰《决战前的列宁》（Revolution at the Gates）。他还撰写了令人不快的前言与后记。“我知道列宁可能残酷得近乎无以复加。我现在要说的是，那是前所未闻的自由大爆发，也是下列疯狂信念的大爆发——我们真的开始创造新生事物了。”不过在齐泽克那里，斯大林充当的是某种stock gag。他的朋友埃里克·桑特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美化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意思是，进入权力斗争所导致的复杂性是无法避免的——左派不能一味地批判，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我想这就是斯大林作为一个能指对齐泽克的意义。”齐泽克的著作《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反对把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不过，他坦率承认他有点同情墨索里尼：“你知道，民主派在1925年指责墨索里尼说，你想统治意大利，但你没有任何纲领。可你知道他是如何回答的吗？他回答说，我们的确有纲领，我们的纲领就是，不惜以任何代价统治意大利。我喜欢墨索里尼，那伙计不了起，可惜后来受了希特勒的蛊惑。”
齐泽克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并以此为荣。他乐于人们把他称作男子沙文主义者，还准备在男子同性恋权益问题上发表高见。“我对同性恋的最高辩护是，你证明说，同性恋有违人的天性，那么我可以说，同性恋是纯粹精神性的。任何一个白痴都能顺其天性，既然如此，难道这么说不是真正伟大的事情吗——我是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为了你，我可以违反一切自然规律？”对于齐泽克而言，不幸的是，他的同侪还没有被他的“恶劣天性”折服。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葛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经对他说过，‘斯拉沃热，你拥有一颗政治上正确的灵魂，而你对它深表怀疑。’……我觉得在那一天结束时，他甚至可以接受女权主义了。” 当齐泽克在演讲中引用斯大林、列宁或共产主义的语句时，他就会听到心照不宣的低声轻笑，因为没有谁还那么天真地在字面上理解他的话。也就是说，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对极权主义东欧有切身体验的古怪老绅士。这种类型的人，越来越少了。
几周前，齐泽克飞临纽约，要在那里小住数日。除了在时代广场玩具反斗城公司（Toys “R” Us）给他小儿子购买玩具汽车（他说，“我看上去真是东欧极了，提着一大堆购物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苏荷区的Deitch Projects发表演讲。演讲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举行，那个刷成白色的飞机棚一般的画廊里没有暖气。但这没有令人群止步（大约有600人左右），他们蜷缩在寒冷的冬季里，身穿长长的黑大衣，头戴稀奇古怪的帽子，有秘鲁式的，也有俄罗斯式的。其实，本来还有更多的听众，但因为超出了这个画廊的安全警卫的控制能力，几十人被拒之门外。他们并没有走开，而是聚集在画廊的窗下，不断拍打窗户，请求放他们进去。这给这个事件赋予的期待色彩，不太适合于一场学术演讲，而更适合于淫秽而地道的比利时音乐DJ的表演。
给齐泽克准备的是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而不是演讲台，于是他躲在了绝大多数听众的视线之外。他的在场由放大了的空壳语音取而代之了。他有些犹豫，说说停停的，好像一直都在期待着有人打断他，就像鸡尾酒会上神经兮兮的客人。他播放了希区柯克电影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的次序被打乱了。“很抱歉，我以前从不这样，”他以那种只有失恋的情人才会有的窘迫腔调说道。电影片断的字幕是用斯洛文尼亚语制成的，齐泽克用“淫荡”来描述它。他是如此陶醉于对希区柯克做拉康化的阐释，如此频繁地引用他所谓的“令人困惑的凝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外面大街上开来一辆警车，警车闪烁的蓝灯照在窗外一张张垂头丧气的脸上，手拿喇叭的警察命令那里的人群离开。
齐泽克讲的还是在芝加哥大学深受欢迎的那些话，而没有什么变化——有关巧克力蛋的段子，有关基督徒名为放弃、实为放纵的笑话（“成为独身的天主教神父吧，这样你想有多少孩子就有多少孩子了”），还有巴米扬佛像。尽管最终他还要面对更加棘手的问题。“或许大家已经看过了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在那里，人还没有受到指控就被捕了。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耳熟？这是国际关系的新模式。美国声称它会提前知道谁将攻击它。”齐泽克说，这就是向恐怖主义开战造成的后果。“恐怖主义袭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真正的灾难在于，我们现在永远生活在灾难的威胁之下。”
齐泽克反对向伊拉克开战，但他反对开战的理由与他许多同事反对开战的理由并不相同。齐泽克反对开战，并非美国的理由不充分。相反，美国已经提出了太多的理由。不过，如果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使全球进入紧急状态呢？“令我感到揪心的是，现在随处都是我要称之为无声革命（silent revolution）的标记。与那个大爆炸事件相比，这更令我不安。”拷打已经成了合法的谈话题目，这个事实成了社会变革蔓延的范例。他说，把这种变化简单地理解成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个可欲目的的必要手段，是错误的。“不是目的证明手段合法，而是目的已经成了手段。”他似乎要表示遗憾，因为他无法找到赞同这场战争的理由。他很失望，因为他要被迫与头脑简单的反战运动为伍。齐泽克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回应，指出其中的悖论是不充分的，尽管是必要的。“伊拉克是一个邪恶国家，为什么不向它发起攻击？但现在的情况是，向它发起攻击意味着我反对它。”听上去他和孤陋寡闻的政治观察家一样困惑和孤独。
讲完后，有些听众匆匆离开坐席，齐泽克则开始征求问题。有人开始耳语，说画廊另一端的大厅平台上准备了点心。齐泽克还在不停地讲着，前面的座位空得越来越多。一个小时过去了，齐泽克已经离开了伊拉克，开始讲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时期的老笑话——三个人走进了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然后如何如何——来自大厅里的嗡嗡声，带着葡萄酒和干酪的双重气味，越来越大，直到跟滞留在寒风中的人们拍打窗子发出的声音一样响亮……
注释：
〔1〕本文译自丽贝卡·米勒（Rebecca Mead）对齐泽克的专访，原文题为《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是怎样成为国际明星的》（“How a philosopher from Slovenia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star”），发表于2003年的《纽约客》（The New York）杂志，略有删节。丽贝卡·米勒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纽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曾经是《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作者，《纽约》（New York）杂志的编者，1997年以来任职于《纽约客》，是该杂志的专业作家。——译者注。
〔2〕《宋飞正传》（Seinfeld），美国电视连续剧，喜剧，以描述公寓生活的零星琐事取胜。——译者注。
〔3〕《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的第三幕。——译者注。
〔4〕齐泽克在此套用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讲过的一个笑话：“我很高兴我不喜欢吃芦笋，”一个小女孩对一个颇富同情心的朋友说道，“因为如果我喜欢吃的话，我那就不得不去吃它了——而且对它我真是难以忍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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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米德
和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从苏联阵营的阴影中走出的既小巧玲珑又怪模怪样的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也要努力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这是颇具挑战性的，因为这个国家人口稀少（区区200万而已），地域狭小。斯洛文尼亚第一个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中独立出来，它比（美国的）新泽西州还要略小一些，尽管它山脉纵横——从奥地利地缝中拔地而起的阿尔卑斯山脉占据了它三分之一的国土；它海滩更少，只有29哩的海岸线，夹在意大利和克罗地亚之间，而且跟它们在边境线问题上存有争议。寻求斯洛文尼亚的独特性，这个方案肯定没有什么裨益可言，因为在独立了一年之后，斯洛文尼亚制订了立国宣言，此举令心不在焉的世界形势观察家大惑不解。要知道，他们那时还无法把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完全区分开来呢。
但是，一旦进入了观念世界，与其狭小的地域相比，斯洛文尼亚获得的声誉却大得不合比例。这要归功于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今年54岁，他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一位拉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大作已经译成20多种文字，涉猎的主题十分广泛，包括希区柯克、列宁、歌剧和9·11恐怖主义袭击等。他以英文著书立说也有15年之久了。在这15年中，齐泽克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了思想家，他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未必总要过分认真地看待他的观点，因为这会导致范畴谬误（category mistake）。
齐泽克从不放过任何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统统将其理论化。此外，他还是反直觉观察的大师。例如，他曾经批评那些宣称美国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理论家。他指出，美国的工人阶级依然存在，而且可以在中国找到。他还注意到，电梯的“关门钮”无法加快关门的速度，它只是给按动按钮者提供了错觉，让他们觉得自己行为富有成效而已。和齐泽克的许多观察一样，这种洞见会永久改变人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就是乘坐电梯），尽管我们未必一味惟齐泽克马首是瞻。齐泽克把上当受骗的按动按钮者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无助的公民相提并论，这些公民觉得自己通过投票参与了政治进程，但是因为两个政党已经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些公民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可言。齐泽克的目的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下列两者融为一体：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像的方式。他喜爱的论证方式是悖论，他喜爱的表述方式是杂耍演员般的大话连篇，但这些都是以虔诚信仰的外表维系着的。
构成齐泽克思想的两大理论基石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他是一位法国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在斯洛文尼亚，对雅克·拉康著作耳熟能详的人数，与熟练使用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数相当）；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他肯定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政治实验的价值，现在几乎人人都把这场实验视为一场灾难。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家，世界上的好客之地并不太多。在这些地方中，能让拉康化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宾至如归的，是美国大学的英文系。那是左翼信念的孤苦伶仃的前哨地带，在那里，激进社会主义大概会像激进果食主义（radical fruitarianism）那样生根发芽。在那里，齐泽克是一位声名大噪、胃口大开的客人，他毫无矫揉造作之情。他在杜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市的卡多佐法学院（Cardozo Law School）做过访问学者，并在美国各地发表过演讲。在伯克利任教的朱迪斯·巴特勒说：“人们一直焦虑不安，因为这么多的社会理论和文学理论是如此的令人费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他们真的无法与其发生关联。但是齐泽克热心于通俗文化研究，以此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许多人感到欣慰，因为他能同时谈论阿尔都塞和电影《角斗士》（Gladiator）。”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是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自由研究部主任，齐泽克六年前曾在那里做过客座教授。他对齐泽克的评价是：“在美国学界，他就像从天而降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
齐泽克是一位虎背熊腰的美髯公。他的衣橱里塞满了只有无产阶级才穿的衬衣和牛仔裤，偶尔也能看到一条灯心绒裤子。他既不穿夹克，也不打领带。他能说六种语言。会话中出现的口误会令他忐忑不安，于是他大量使用生动的独白，以避免此类情形的发生。他讲英语的速度很快，他的口音令人想起安迪·考夫曼（Andy Kaufman）在《出租车》（Taxi）中扮演的莱特卡（Latka），这个人物来自地中海某地。在知识风尚（intellectual fashions）的嬗变中，如果说德里达的魅力源于他那令人陶醉的费解，福柯的魅力源于他在性问题上的执着，那么齐泽克的魅力则源于他尽人皆知的荒诞不经。不过，与以前的超级学术明星不同，齐泽克一个门徒都没有：没有齐泽克学派，没有哪个研究生以齐泽克对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或《星际迷航》（Star Trek）的解读为题撰写毕业论文。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齐泽克著作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甚至把自己的批判方法应用于自己批判研究的结果。这说明，他一直都是自相矛盾的。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埃里克·桑特纳（Eric Santner）是齐泽克的密友，他说：“他摆出的一个基本姿势就是：先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展示一个文本，之后做出你期待已久的解读，再后他会说，‘我倾向于认为，结论与此截然相反。’”那些用《宋飞正传》〔2〕喂大的一代学生对齐泽克有关通俗文化的繁琐细节的考察是再熟悉不过的，因而齐泽克的行为也算不了什么讽刺性的自毁姿势。比如，齐泽克说过，当他看到牙膏上“百分之三十免费赠送”的广告时，他想割下白送的那三分之一，装进自己的口袋。或许齐泽克会说，他看上去像个不拘言笑的左翼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他不就是个喜剧演员吗？
最近，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齐泽克在伊利诺斯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里发表了一次演讲。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下午，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的年轻副教授带他穿过这所大学的现代主义校园。那里，高高的塔楼由柱子支撑着。布朗解释说，这些大楼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初是与高高的人行道连在一起的，这样，正如校园传说所言，学生们就没有机会在露天广场聚会，无法和当时的学生一样任意发起抗议活动了。这种极权主义的记忆令齐泽克感到欣喜，他难忘的一大经历是在1968年春天的布拉格遇到的，那时俄国的坦克已经开进。他说：“在中央广场上，我找到了一家咖啡馆，在整个非常时期它一直都在奇迹般地开门营业。我记得他们有极好的草莓饼，我坐在那里边吃草莓饼，边看俄国坦克对付示威者。棒极了。”齐泽克不久患上了糖尿病，这使得那段记忆更加痛楚。
齐泽克那天演讲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性倒错之核”（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他近期就基督教问题著述甚丰，对基督教的热情与对无神论的关切不相上下。在近期的出版物中，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有人邀请他为以牧师为读者对象的时事通讯撰写布道材料。他说：“这类似于，你想找个正人君子把女孩儿们培养成窈窕淑女，结果呢，找了个变态狂。”
齐泽克领着他的听众在当代宗教思想的迷途上绕了一个小时，包括他对圣保罗的赞赏——他认为圣保罗是第一个列宁主义者。（“他说，干活吧，建党吧。”）他对某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表示不满，他们谦恭地谈论别人的宗教传统，但又觉得现行的宗教信仰令人困窘。（“说点狂话吧，当塔利班轰炸巴米扬佛像时，我几乎站在塔利班那边——人人都是如此的义愤填膺，却又说什么，‘哦，不过我们并不真的相信’。”）他还重复了那个段子（孩子急于从玩具内部找到巧克力蛋），以展示拉康所谓的“小对形”。（“对于拉康在《研讨班》第11卷提出的格言来说，这是一个完美范例：我爱你，但无法解释的是，我爱你当中的某物而不是你本人，所以我要摧毁你。”）他以实例解释他所谓“基督教的性倒错之核”——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为基督徒沉湎于自己的隐秘欲望而不必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打开了方便之门。他所使用的例子是西方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电影《音乐之声》：“在玛丽亚因为无法处置她对冯特拉普上校（Captain von Trapp）的吸引力而返回修道院后，她求教于院长嬷嬷，期待着获得有益的建议。院长嬷嬷没有批评她，而是用不可思议的一曲《攀登每一座高山》向她传达了某种信息。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中最为淫荡之处。人们期待着院长嬷嬷鼓吹忠诚，没想到她成了忠于自己内心渴望的代言人。耐人寻味的是，《音乐之声》在前南斯拉夫公映时，这部电影惟一被剪去的部分，就是这三分钟的唱曲。”
这是极其有趣的演讲，尽管有人极力使听众感到困惑，使其不知齐泽克究竟要表达什么。坐在后排的一个听众指责齐泽克“优柔寡断”，因为他在为基督教提供了如此富有生机的范例之后，却依然坚持无神论立场。齐泽克回答说，“当我与肤浅的天主教徒讨论基督教时，他们通常的做法是说，‘你是无神论者，无法真正理解宗教经验。’但他们又怎能理解无神论者的经验？我几乎想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而言，信仰更自然一些。上帝啊，成为一名无神论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长者举起了手，他问道：“依你看，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齐泽克回答说：“共产主义。”他的回答引起一片诧异，人们或许期待着他提供任何其他的答案，而不是这一个。“我绝对拥护带有恐怖意味的功利主义。”年轻一代中发出了笑声，而那位长者惊骇莫名，结结巴巴地说，“我目睹了其他国家的独裁专制，我相信民主政治好于你的独裁专制。”
齐泽克说，“我同意，不过我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当今的民主政治？我不是说东欧社会主义更好——我的上帝，我就生活在那里。但以这个国家为例。在这里，大选时你做出了怎样的抉择？我只是说，20或25年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随后社会主义崩溃了，与此同时，西方实行社会民主制度的工人国家也随之失去了它维持政治想像的力量。那时消失的是这样一种信仰，作为一个整体，人类能够积极干预甚至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最近30年中，我们再次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历史即宿命。在30或40年之前，人们还在争论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极权官僚资本主义？那时的想法是，生活终究还要继续下去，只是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而已。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谈论的却是世界的末日。但对我们而言，想像世界的终结比想像政治制度的些微变革，更容易一些。地球上的生命或许会没落，但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将进行下去。”
尽管齐泽克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在西方大学的校园里，他的正式雇主却是卢布尔雅那大学哲学系。多亏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在资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市场经济国家前所未闻的），齐泽克在这所大学中没有教学之责。为了完成声誉卓著的海外事业，他可以自由地放弃自己的职责。美国的学术机构曾经邀请齐泽克在美国安营扎寨，但他拒绝了这种诱惑。他说：“在美国，你要去上班，还要带学生，那简直是疯了。人们常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在美国找份工作？我对此毫无兴趣。为什么？如果你拥有一个不必做任何事情的工作，你会辞掉它，找一个凡事必须亲躬的苦差吗？”
尽管没有明确的职责，齐泽克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工作，他脑子转得有多快，出版著作就有多快，甚至出版著作更快一些。他最新在美国出版的著作是《欢迎来到实在界之废墟》（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该书由五篇论文组成，是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应。因为齐泽克无法接受自己对9·11事件的思索，他在做了一番修订之后，才把这部著作寄给了几个海外出版者。关于9·11事件，齐泽克的感受与流行的智慧针锋相对。流行的智慧认为，这次袭击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它提醒美国人，在他们的海岸线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齐泽克认为，9·11事件是一副镇静剂，它为美国优越而独特的怀旧梦想的回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越战之后，这个梦想暂时终止了，现在因为有了令人陶醉的受难感（sense of victimhood），怀旧梦想终于得以重续。这种颇具新闻性的写作令齐泽克感到苦恼，他说过，他更乐意于出版纯粹的哲学著作，但事实证明，通俗听众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
他抱怨说，理论-兜售的残酷的强迫性冲动俨然咒语。“我所有的享受都给毁了。昨天晚上，为了放松一下，我听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3〕，多么动听的音乐啊！不过半小时后我就开始写下我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有人说，‘真羡慕你呀，你干的活，对我们来说是娱乐，对你来说却是工作。’但他们不知道，倒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至少同时读三本书，这样一旦读累了，他就可以抄起另一本，权作休息。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同胞钟爱的诸如滑雪之类的休闲活动。“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滑雪。滑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先上去，再下来。既然如此，哪如干脆呆在一个地方读本好书？”齐泽克既不饮酒也不吸烟，尽管他说过，只要有那嗜好，他也会饮酒和吸烟。〔4〕对他而言，甚至性也不是非自我意识（unself-consciousness）的避难所。“你疯了？那正是人当自控之处。性是义务——我的天——性不是享乐。”
在卢布尔雅那，齐泽克独住在一居室的小公寓里。屋里摆着两张单人床、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一台DVD机、一张桌子、一台笔记本电脑。书架靠在墙上，上面摆满了书籍和录像带。“对我而言，录像带和DVD毁了电影。我不再看电影，而是买电影，然后是拥有。既然已经拥有，为什么还要看它？”齐泽克结过两次婚，也离过两次，每一次婚姻都留下了一个儿子，现在一个30岁，一个3岁。（他没有正式的女友，但有非正式的女友）。谈及他的家，他说：“如果我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太大的空间，我每两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残酷的斯大林式的清洗。我对每一本书说，‘我真的还会读到它吗？’这就像斯大林说，这伙计对社会主义已经没有用处了，送他去古拉格吧。”
他的书架上既有理论著作，也有通俗小说。齐泽克特别喜欢侦探小说，他认为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她甚至比钱德勒还要伟大。”“那些说‘别告诉我结尾’的人全都错了。我先读前10页，然后读结尾，这就是考验：我是否还想再读下去？”他收集的电影既包括纳粹宣传片《死不绝的犹太人》（The Eternal Jew）——这部电影在德国是禁止销售的（“我所有的德国左翼朋友都有它的录像带”），也包括苏联时期有关幸福农工的爱情影片。他还收藏了一些流行影片，包括《大话王》（Liar Liar）和《最后的诱惑》（The Last Seduction）。那套公寓中有一个小厨房，里面有足够的空间供他把一罐头汤倒进炖锅，加热，喝掉，清洗碟子，而不需挪动半步。他的卫生间里放着一些小袋装的洗发香波，它们来自许多国家的宾馆。“我的袜子全都来自汉莎航空公司，”他说。
卢布尔雅那相当迷人，它坐落在萨瓦河边，有鹅卵石大街、巴洛克教堂、漂亮的新艺术主义商店。它最著名的标志是建在山顶上的城堡。齐泽克从未去过那里。在卢布尔雅那游览时，他更热衷于指出观光手册中没有提及的景观。穿过主干道时，齐泽克说，“这是卢布尔雅那的主要街道，先前叫铁托大街，现在叫斯洛文尼亚大街，这是典型的后社会主义方式。”在经过一幢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办公大楼时（这幢办公大楼与建于19世纪的大楼毗邻而居），他说，“新大楼是议会的办公处，旧大楼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处。它们居然没有装模作样地相互独立，这个样子我喜欢。”在三桥（Three Bridges）——它们非常别致地横跨于萨瓦河的拐弯处，他说，“这些大桥是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法西斯主义建筑师设计的，这位建筑师现在又被打造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看到街边小贩在兜售《姆拉迪那》（Mladina）杂志（《姆拉迪那》是一份周刊，在80年代是异议者的重要喉舌），齐泽克介绍说， “当时的报摊不允许出售《姆拉迪那》，只好像现在这样沿街叫卖。当然，现在的报摊是可以出售的，但《姆拉迪那》喜欢以这种方式推销，为的是保留纯真的外貌。”看到旧城中名为乡愁的咖啡馆关了门，他感到失望。“他们做三明治的面包不太好，上面抹的也只是一层黄油和果酱而已，就像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样。我喜欢那个地方。”
卢布尔雅那只有25.4万人，因而很像一所学院，人们彼此认识，或者睡在一起，或者斗成一团，或者既睡在一起又斗成一团。齐泽克最有可能获胜，尽管他处事的方式有些神经质和不灵活，物理学或教育学经常考不及格。和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一样，与那些拥有无忧无虑的历史的国家相比，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缘故，与东欧其他地方（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同，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相当熟悉雅克·拉康的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齐泽克，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着手介绍拉康的著作。在斯洛文尼亚，杂志编辑、艺术家、电视谈话节目的编导随手都可以抛出几个拉康用语，诸如“漂浮的能指”、“大对体”之类的。有一半的政府官员似乎在大学里研究过拉康，包括执政党的前总书记格雷戈尔·戈洛比奇（Gregor Golobic）。他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撰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对克拉图鲁（Cratylus）哲学做了拉康化批判。（“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喜欢他。他是斯洛文尼亚未来的斯大林，一个强权人物。他是这样一个人，有一次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跟他谈话，一个部长打来电话，他对那位部长说，‘滚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齐泽克如是说。）在维吉尼亚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经邀请齐泽克与巴特勒一起讨论拉康。他说，“齐泽克告诉我说，斯洛文尼亚政界的主要战役发生在拉康派与海德格尔派之间，拉康派控制着行政事务，海德格尔派控制着军事事务。”
齐泽克是一对职业夫妇的独子，十几岁时就是电影和书籍的疯狂消费者，他有空就去由政府资助的影片储藏室观赏好莱坞经典影片。在卢布尔雅那大学读研究生时，他不经意间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法国结构主义著作。这些著作自然无法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课程表上。他的硕士论文，着重考察了拉康、德里达、克莉斯蒂娃以及其他欧陆哲学家的著作，这些人那时已经成了典范性人物。尽管这篇论文才华横溢，齐泽克还是无法获得硕士学位，直至他同意增加一个附录，对上述哲学家的著作做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他才如愿以偿。这样的话，即使齐泽克有朝一日变成了危险的异议分子，他的导师也可以声称，他已经竭尽全力使这位年轻人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了。
尽管修订了论文，上级还是认为齐泽克不适宜于任教。他只好前往法国，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度过了四年时光，在拉康的女婿和知识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指导下学习。在经历了一场伤痕累累的恋爱风波之后（他深爱的女人是他以前同事的太太，为了证明他有多么爱她，他竟在当时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镶嵌了一首藏头诗），他还跟着米勒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齐泽克认为，他的治疗尚未完结。“精神分析治疗的确对我有益，但我也没有米勒认为的那么严重，以至于我要想，我应该自杀吗？我说什么呢？明天五点，我与我的分析师有约，既然如此，我怎能自杀？”
对于齐泽克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凄凉黯淡的，不过到了80年代事情便有了起色。当时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政府正在失去权力。尽管齐泽克和许多渴望过上美好生活的南斯拉夫人一样，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但他开始积极参与抗议运动。他负责协调公共关系。“他喜欢引用列宁的话，”和齐泽克一样，《姆拉迪那》的记者阿里·泽定（Ali Zerdin）当时也是一个名为保护人权委员会的抗议团体的成员，“他总要预测对方的反应。有一回，有人说，咱们应该组织一次绝食抗议，他说，‘那可不行，塞尔维亚电视台只会说，那些肠肥脑满的斯洛文尼亚人要节食了。’”
齐泽克相信，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有三年时间，是绝对的自由自在，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规章条例，来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那时到处都是报亭，它们都贴着色情十足的海报。有一次我跟儿子一道经过一个报亭（他那时还很小），亭子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画了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双腿撇开，跨在哈里-戴维森（Harley-Davidson）摩托车上。我儿子说，‘快看，多棒啊！’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他指的是哈里-戴维森摩托车！那是我们的失乐园。”
在那些年代里，齐泽克忙着为自由民主党制定意识形态原则。自由民主党是温和的中间偏左的政党，它诞生于学生运动，在随后的几年里统治着斯洛文尼亚。“他帮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些20岁或25岁的年轻人，渴望改造国家。他身为教授，又聪明绝顶，但他没有成为党的中坚力量，因为他总是不断地改变立场，”前文化部长约瑟夫·斯科尔奇（Jozef Skolc）解释说。齐泽克辩解道，面对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从理论上讲他反对独立，但又接受独立带来的政治利益。他花了很长时间平息内心的不安，然后开始竞选斯洛文尼亚四人总统委员会（four-person Presidential committee）中的一个席位。那是1990年，这个国家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他最后获得的是光荣的第五名——对他而言，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结果；或许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他真的当选了，他的第一个行动或许就是辞职。“我觉得占据那个位置意味着你每周都要开会，随之而来是影响和权力——不过我不稀罕，那是个一天要工作24小时的职业，承载着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
90年代中期，有人要齐泽克考虑出任政府部长一职，他拒绝了。“总理说了，‘你想要科学部还是文化部？’我告诉他，‘你疯了？谁要那堆破烂？我只对两个位子感兴趣——内务部部长或秘密警察首脑。”不过最终他还是当上了斯洛文尼亚的文化大使，理所当然地拿到了外交护照。不过没过多久，他又主动交回了外交护照。“我原以为拿那玩意外出旅行便利一些，没想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拿着外交护照出入海关，移民局的官员会看着我，心想，这伙计算是哪门子外交官？结果花费时间比原来长一倍。”
在斯洛文尼亚获得独立的前一周，齐泽克为《姆拉迪那》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自由而呼”。他引用了马克思兄弟会（Marx Brothers）讲过的一则老笑话：“你想雇个律师？雇个律师吧。你会有更多的麻烦，但至少你雇了律师。”他把这则笑话转给了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 “你想独立？那就独立吧。你会有更多的问题，但至少你独立了。”在把齐泽克理解为马克思兄弟会的一员时，格劳乔·马克思的作品是有用的参考，因为不仅要把齐泽克在政治问题上说过的话理解为政策建议，还要把它理解成某种表演。新学院大学的詹姆斯·米勒有一次谈到齐泽克的演讲，“你会耐着性子听完他滔滔不绝的废话，后结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气氛弥漫在你的周围，然后他会为民主社会主义做些辩护。第一次同他谈话，我说，‘但是斯拉沃热，这是不协调的。’他听了我的话，却又置若罔闻。一旦轮到他发言，他就开始享受那刹不住车的美好时光了。”
借助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这可是校园知识分子标准的阅读材料），齐泽克一直在为回到列宁摩拳擦掌，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他最近编辑了一个列宁文集，名之曰《决战前的列宁》（Revolution at the Gates）。他还撰写了令人不快的前言与后记。“我知道列宁可能残酷得近乎无以复加。我现在要说的是，那是前所未闻的自由大爆发，也是下列疯狂信念的大爆发——我们真的开始创造新生事物了。”不过在齐泽克那里，斯大林充当的是某种stock gag。他的朋友埃里克·桑特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美化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意思是，进入权力斗争所导致的复杂性是无法避免的——左派不能一味地批判，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我想这就是斯大林作为一个能指对齐泽克的意义。”齐泽克的著作《有人说过极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反对把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混为一谈；不过，他坦率承认他有点同情墨索里尼：“你知道，民主派在1925年指责墨索里尼说，你想统治意大利，但你没有任何纲领。可你知道他是如何回答的吗？他回答说，我们的确有纲领，我们的纲领就是，不惜以任何代价统治意大利。我喜欢墨索里尼，那伙计不了起，可惜后来受了希特勒的蛊惑。”
齐泽克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的，并以此为荣。他乐于人们把他称作男子沙文主义者，还准备在男子同性恋权益问题上发表高见。“我对同性恋的最高辩护是，你证明说，同性恋有违人的天性，那么我可以说，同性恋是纯粹精神性的。任何一个白痴都能顺其天性，既然如此，难道这么说不是真正伟大的事情吗——我是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为了你，我可以违反一切自然规律？”对于齐泽克而言，不幸的是，他的同侪还没有被他的“恶劣天性”折服。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葛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经对他说过，‘斯拉沃热，你拥有一颗政治上正确的灵魂，而你对它深表怀疑。’……我觉得在那一天结束时，他甚至可以接受女权主义了。” 当齐泽克在演讲中引用斯大林、列宁或共产主义的语句时，他就会听到心照不宣的低声轻笑，因为没有谁还那么天真地在字面上理解他的话。也就是说，一个人也没有，除了对极权主义东欧有切身体验的古怪老绅士。这种类型的人，越来越少了。
几周前，齐泽克飞临纽约，要在那里小住数日。除了在时代广场玩具反斗城公司（Toys “R” Us）给他小儿子购买玩具汽车（他说，“我看上去真是东欧极了，提着一大堆购物袋”），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到苏荷区的Deitch Projects发表演讲。演讲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举行，那个刷成白色的飞机棚一般的画廊里没有暖气。但这没有令人群止步（大约有600人左右），他们蜷缩在寒冷的冬季里，身穿长长的黑大衣，头戴稀奇古怪的帽子，有秘鲁式的，也有俄罗斯式的。其实，本来还有更多的听众，但因为超出了这个画廊的安全警卫的控制能力，几十人被拒之门外。他们并没有走开，而是聚集在画廊的窗下，不断拍打窗户，请求放他们进去。这给这个事件赋予的期待色彩，不太适合于一场学术演讲，而更适合于淫秽而地道的比利时音乐DJ的表演。
给齐泽克准备的是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而不是演讲台，于是他躲在了绝大多数听众的视线之外。他的在场由放大了的空壳语音取而代之了。他有些犹豫，说说停停的，好像一直都在期待着有人打断他，就像鸡尾酒会上神经兮兮的客人。他播放了希区柯克电影的一些片断，这些片断的次序被打乱了。“很抱歉，我以前从不这样，”他以那种只有失恋的情人才会有的窘迫腔调说道。电影片断的字幕是用斯洛文尼亚语制成的，齐泽克用“淫荡”来描述它。他是如此陶醉于对希区柯克做拉康化的阐释，如此频繁地引用他所谓的“令人困惑的凝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外面大街上开来一辆警车，警车闪烁的蓝灯照在窗外一张张垂头丧气的脸上，手拿喇叭的警察命令那里的人群离开。
齐泽克讲的还是在芝加哥大学深受欢迎的那些话，而没有什么变化——有关巧克力蛋的段子，有关基督徒名为放弃、实为放纵的笑话（“成为独身的天主教神父吧，这样你想有多少孩子就有多少孩子了”），还有巴米扬佛像。尽管最终他还要面对更加棘手的问题。“或许大家已经看过了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在那里，人还没有受到指控就被捕了。为什么听起来这么耳熟？这是国际关系的新模式。美国声称它会提前知道谁将攻击它。”齐泽克说，这就是向恐怖主义开战造成的后果。“恐怖主义袭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真正的灾难在于，我们现在永远生活在灾难的威胁之下。”
齐泽克反对向伊拉克开战，但他反对开战的理由与他许多同事反对开战的理由并不相同。齐泽克反对开战，并非美国的理由不充分。相反，美国已经提出了太多的理由。不过，如果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使全球进入紧急状态呢？“令我感到揪心的是，现在随处都是我要称之为无声革命（silent revolution）的标记。与那个大爆炸事件相比，这更令我不安。”拷打已经成了合法的谈话题目，这个事实成了社会变革蔓延的范例。他说，把这种变化简单地理解成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个可欲目的的必要手段，是错误的。“不是目的证明手段合法，而是目的已经成了手段。”他似乎要表示遗憾，因为他无法找到赞同这场战争的理由。他很失望，因为他要被迫与头脑简单的反战运动为伍。齐泽克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回应，指出其中的悖论是不充分的，尽管是必要的。“伊拉克是一个邪恶国家，为什么不向它发起攻击？但现在的情况是，向它发起攻击意味着我反对它。”听上去他和孤陋寡闻的政治观察家一样困惑和孤独。
讲完后，有些听众匆匆离开坐席，齐泽克则开始征求问题。有人开始耳语，说画廊另一端的大厅平台上准备了点心。齐泽克还在不停地讲着，前面的座位空得越来越多。一个小时过去了，齐泽克已经离开了伊拉克，开始讲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时期的老笑话——三个人走进了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然后如何如何——来自大厅里的嗡嗡声，带着葡萄酒和干酪的双重气味，越来越大，直到跟滞留在寒风中的人们拍打窗子发出的声音一样响亮……
注释：
〔1〕本文译自丽贝卡·米勒（Rebecca Mead）对齐泽克的专访，原文题为《一位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是怎样成为国际明星的》（“How a philosopher from Slovenia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star”），发表于2003年的《纽约客》（The New York）杂志，略有删节。丽贝卡·米勒在牛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纽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曾经是《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作者，《纽约》（New York）杂志的编者，1997年以来任职于《纽约客》，是该杂志的专业作家。——译者注。
〔2〕《宋飞正传》（Seinfeld），美国电视连续剧，喜剧，以描述公寓生活的零星琐事取胜。——译者注。
〔3〕《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是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的第三幕。——译者注。
〔4〕齐泽克在此套用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讲过的一个笑话：“我很高兴我不喜欢吃芦笋，”一个小女孩对一个颇富同情心的朋友说道，“因为如果我喜欢吃的话，我那就不得不去吃它了——而且对它我真是难以忍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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